法律与矫正正义
法律与矫正正义
亚里士多德把守法作为正义的规定性之一，同时他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对法治的必要性都作了不少说明。他之所以对法律如此重视，是因为在他的意识里，法律没有过多地涉入人的情感因素，而是更多地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尼各马可伦理学》对矫正正义论述较多，但主要是以法律作为基点来进行论述，而没有对矫正正义做出概念性的界定。有人认为：“我们可以视亚里士多德把道德问题与法律问题关联在一起并进行转换的第一人，其历史贡献不容忽视。”②因此，对矫正正义的论述必须从法律的视角切入。亚里士多德说：“可以说崇尚法律的人，是只相信神和理性的，因那些崇尚人治的人则在其中添了几分兽性，因为欲望就是兽性，激情会扭曲统治者的灵魂，即使他是最好的人。法律是摒弃了欲望的理性。”③法律不受容易变化的人的情感的影响，它只在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判断，这是亚里士多德对人性的弱点有了深刻的认识后得出的结论，西方的法治主义传统无不受到亚里士多德这一论段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不论好人加害于坏人，还是坏人加害与好人，并无区别。不论是好人犯了通奸罪，还是坏人犯了通奸罪并无区别。法律则一视同仁，所注意的只是造成损害的大小，到底谁做了不公正的事情，谁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谁害了人，谁受了害，由于这类不公正是不均等，所以裁判者尽量让它均等。法律是一种工具，它的实施者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裁判者”。在人们争论不休的时候寻找“裁判者”，裁判者手持法律这柄尺进行裁决，裁决就是去寻找正义，“裁判者”被当作正义的化身。在裁判者的裁决下，侵害者就会受到惩罚，而受侵害者则会获得补偿，由此在侵害和受侵害之间就出现一种平衡局面，从表面上看，这种平衡局面是法律所造就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平衡实际上是矫正正义在法律领域内的体现。美国当代法理学家波纳斯对亚里士多德矫正正义的根本要素作了如下的归纳：（1）为不公正行为所伤害的人应当有启动由法官管理的矫正机器的权力；（2）法官不考虑受害人和伤害者的特点和社会地位；（3）对不公正伤害的救济。④从波纳斯的归纳中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矫正正义所发挥的社会效用与法律所产生的社会效用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其实，这只是一个问题的表和里的关系，矫正正义可以说是更为内在和更为根本的具有导向性的社会价值取向，而法律则可以说是矫正正义外化出来的产物，它以矫正正义为出发点，同时又以矫正正义为归宿。以法律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固然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矫正正义观，但是他还认为矫正正义与人的主观动机也有密切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说过，法律是没有涉入人的情感的理性，因此可以防止容易发生变化的情感对事实的扭曲。但是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对于复杂的事情来说，如果光看结果来进行判断则未免会失之简单和草率。因此，当事人的动机也必须加以考察。亚里士多德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至于说做正义的事和做不正义的事，不管做事正义还是不正义，都要有意地来做。如若是无意的，那就不是做不正义的事，也不是正义行为，而是凭着机遇。”⑤
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误伤不一定是不正义，只要当事人不违反理性，并且没有恶意，虽然他造成了伤害，但并不是不正义。在现代法理学中，行为人的主观动机虽然没有过错，但是对于所造成的客观后果却需要负一定的责任。
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对当事人动机的论述想要说明的是当事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正义，而现代法理学对因误伤所造成的后果需要当事人负责的理论也并没有将当事人主观上的善一起否定掉。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对法律匡正社会秩序的功能大加赞赏，他实际上是主张将当事人的主观动机与事件的客观后果结合起来考虑，这样才会有公正的裁决，才能更加符合矫正正义的原则。
在这样一个务实的立场上，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以及《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自
己的正义理论。
首先，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对正义的看法，他认为：“不正义为两类，一是违法，一是不均，而公正则是守法和均等。”④他以守法和均等作为正义的两种规定。他又说：“一个违反法律的人被认为是不正义的，同样明显，守法的人和均等的人是正义的。因而，合法和均等当然就是正义的。”⑤我们姑且不考虑关于法律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学说，但是有一点确是肯定的，那就是法律所体现的是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责任和义务。因此，法律具有很强的社会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好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对法律的遵循实际上是对法律社会性的认可。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只存在于由法律管理的人们的相互关系中，他们之间可能出现不正义，法律就是要判别正义和不正义。”因此我们说，亚里士多德秉承了在他之前的思想家们对社会秩序追求的正义观。
亚里士多德还对作为个人品德的正义作了说明，《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一开始就讨①[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61. ②同上，P12. ③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65.
④转引自：王乐理，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 浙江学刊，2006（5）：108-113. ⑤同上. 论正义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我们看到，所谓正义，一切人都认为是一种由之而做出正义事情来的品质，由于这种品质人们行为正义和想要做正义的事情。”亚里士多德将这样的正义称之为“德性的正义”。在他看来，正义存在于某种平等之中，从正义这一概念的分配含义来看，它要求按照比例原则把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公平地分配给社会成员。相等的东西给与相等的人，不相等的东西给与不相等的人。亚里士多德为平等提出的衡量标准是价值与公民的美德。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正义是最高的，它统摄其他各种伦理品德，如勇敢、节制等，因此“正义是一切德性的总汇。”①
亚里士多德法律正义论的三重结构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善德是政治学的核心，政治学又是最高的应用科学，政治学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他的伦理学，一个是他的政治学，其中，正义是善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其伦理学中，他详细地阐述了他的正义观。正义（公正）是一种中庸，是一种完全的德性。不正义有二，一为违法，二为不均。后代学者的理解为，正义的含义有二，一为合法，二为合理与平等，二者又分别称为一般的正义和特殊的正义，亚里士多德的重点在特殊的正义。特殊的正义又包括两个基本的分类，一个是分配的正义，一个是矫正的正义。
分配的正义强调各取所值，按照各自的价值进行分配，正义就是一种比例。衡量是否正义的参数至少有四项，其中第三项与第四项之比等于第一项与第二项之比，再交替搭配，第二项与第四项之比等于第一项与第三项之比，“如若各项成这样的结合，其结果就是公正的”，亚里士多德称为“几何比例”。后世的学者描述为：A：B=C：D，那么A：C=B：D，因而A+C：B+D=A：B，就是说，如果把C给A，把D给B，双方的相对地位就与分配前相同，这样做就是正义的。矫正的正义强调的是均等，遵循的是一视同仁，在这里好人与坏人没有性质上的差别，比如一个人打人，一个人被打，一个人杀人，一个人被杀，这样在承受与行为之间形成了不均等，这就需要正义来矫正，通过惩罚使其均等，或者剥夺其所得，也就是剥夺行为人所得来补偿承受人的所失。矫正的正义就是所得与所失的中间，“正如对一条分割不均的线段，他从较长的线段取出超过一半的那部分，增加到较短的线段上去，于是整条线就分割均匀了”，矫正正义遵循“算数比例”。后世学者的描述是，在财产和人身损害发生前，A=B，损害发生后，损害变成A+C和B-C，裁判者（法官）就要从A取C给B，
这样使双方处于得失之间算术适中的位置，这就是A+C-C=B-C+C。
既然正义善德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亚里士多德必定会将正义与政治生活联系起来，在伦理学中他点到为止地谈到这个问题，而在政治学中，他又从政制的角度论述了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同的政体形式下的人们对正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平民的政体中，正义被认定为平等；在寡头政体中，不平等的分配被认为合乎正义；平民派注重自由身份的平等，认为一事相等则万事也都相等，寡头派注重资财，认为不等资财者就一切都应不平等。“各人按照自己的利益进行论断，而大多数的人如果要他们判决有关自身的案件时，实际上就都是不良的法官。”同样，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对正义的理解，也游离于两种正义理论之间。一个方面，他把正义理解为平等，也就是平民政体下正义的观念，换言之，矫正的正义，它务求整齐匀称，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只应该规范出身和能力相等的众人”。平民政体各城邦实行的“陶片放逐律”就是基于这种正义观，这些城邦以“平等”为超过一切的无上要义，对于邦人中特别富有者，或朋友过多者，或其他势力，他们就以此法将他驱逐出境，限令若干年内不得归返本邦。“按照一般的认识，正义是某些事物的…平等?观念。”正如有一队笛师，要是吹笛的本领大家相等，就不会凭他们的出身的高低作为分配笛管的标准，谁都不会由于出身较高便能吹奏得更好，而应该对笛艺较高的人才分配给较好的或较多的笛管，出身和财富都无助于吹奏。另外一个方面，他把正义理解为分配的不平等，也就是寡头制下正义的观念，换言之，分配的正义，它务求比例匀称，因之，“政治权利的分配必须以人们对于构成城邦各要素的贡献的大小为依据。”亚里士多德说，要是投资一米那的人，和那投资其他九十九米那的人，平等享用一百米那的本利，这才真正是不合正义的人，正义的分配是以应该付出恰当价值的事物授于相应收受的人，应该考虑到每一受任的人的才德或功绩。
正义和法律的关系。一个方面，合法的就是公正的，违法就是不公正，“法律是以合乎德性以及其他类似的方式表现了全体的共同利益，或者只是统治者的利益”，“法律要求人们合乎德性而生活，并禁止各种丑恶之事。为教育人们去过共同生活所制定的法规就构成了德性的整体”。在这一点上，他认为法律与正义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因为人总是把好处留给自己，把坏处留给别人，因此可能成为暴君，所以我们不允许个人的宰治，而提倡法律的宰治。另外一个方面，他还是觉得正义高于法律，在他看来正义是本性善的东西，善的行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有点接近于后来康德对于善的理解，而法律毕竟是外在的东西，与正义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法律只是通往善德正义的一种工具。法律是行为的准则，如果颁布的准则正确，法律就正确，否则就是坏的法律。而且，法律具有普遍性，只说些普遍的道理；法律只针对大多数，不能够适应于一切事物。这就需要弹性，也就是法律的例外，对法律的这种纠正称为公平，公平对法律的纠正才称为正义
以上是对亚里士多德正义论的描述，从他对正义的描述，我们实际上可以分解出他正义论的三个层次，这就是法哲学层次、社会政治制度层次和法律制度层次，用简单的理论命题表达出来就是：第一，法学是关于正义与不正义的科学；第二，通过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设计达到社会的正义；第三，应用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指导我们具体的法律实践。应该说，这三个命题是西方法律理论中关于法律与正义的主流思想，因此有必要在这里作出详细的讨论
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一个开放的社会首先应是理性有序的社会;一个文明的社会首先应是婚姻道德严谨的社会。婚姻道德是人类最早产生的道德情感,其稳定了家庭、稳定了社会,爱情与责任的统一正是婚姻道德的要求与表达。 在文明社会,为了更好地实现这种婚姻道德,法律给予了婚姻更多强有力的保障。婚姻既是一种伦理关系,又是一种法律制度,不管从婚姻的起源还是从其属性来看,婚姻都应当是既合乎法律也合乎道德的。 然而,当法律给婚姻注入自由因素,并使其逐渐从家族、社会中脱离出来而成为个人的私事时,社会中便出现了许多不合乎立法原旨的不道德婚姻,发生在浙江萧山的某些入赘婚即是其中之一。舍弃了责任、情感、平等与幸福,婚姻成了手段、人成了工具、法律成了借口,即法律给予了婚姻一个隐藏其不道德内在的合法躯壳。 “一切法律在根本上都不可能与伦理道德无涉;理论上如此,实践上同样如此。历史证明,法律有效性的大小程度取决于它所获道德支持的广泛程度。 ”法律从婚姻家庭道德出发,给婚姻规定了许多保障原则,法律赋予婚姻自由,却似乎又破坏了婚姻自主权;法律让婚姻重视人轻视财产,人却似乎重视财产轻视人;法律意图保障婚姻幸福,“幸福”却似乎成了手段,原来法律并不审查“幸福”。由此,在法律与道德的双重缺失下,法律原初的目的被利用也就理所当然了。 法律的内在道德意欲让人类的婚姻既是合法又是道德的,这样才符合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愿望,然而“法律并不可能强迫一个人做到他的才智所能允许的最好程度。要寻找可行的裁断标准,法律必须转向它的‘表亲’,即义务的道德。 ”“法律之于道德当然要有所贡献,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法律不仅应当成为
道德的守护神,而且应当是培育新道德的契机。假如法律不能恰当地形式化,则不仅法律之为法律不复存在,而且道德之本性也将被违犯,最终,将既损害道德,也损害它本身。 ”而在本文所论述的这类婚姻中,法律正是本着更好地维护社会道德伦理出发来保障婚姻,然而最后被愚弄的不仅是道德,也是法律本身。“法律既不能远离伦理习俗,也不能落后太多。 因为法律不会自动地得到实施。必须由单个人来启动、维持、指导法律装置的运转;必须用比法律规范的抽象内容更全面的事物,来激励这些人采取行动,并确定自己的行动方向”。 因而,在法律与道德结合得最紧密、冲突也最多的婚姻领域,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和标尺,让法律与道德携手合作,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笔者认为,重视法律目的亦即平衡法律与道德,即不仅应注重法律的运行实效,也应重视法律理想的作用。 “过去强调了法和伦理的分离,但是现在两者的关联性的主张成为我们关心的对象。法和伦理这样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再次在新的聚光灯下的亮相,要求我们加以新的反思”。 穷根溯源,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之所以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乃是因为任何制度的存在,都必须从人的内心情感中寻找根据;而任何制度要得以维持,也必须从人的情感中得到解释。即法律与道德都是起源于对人性的满足或遏制,由人发明又运用于人。 缺失了情感、责任、尊严与幸福,婚姻又回归到了原始社会最初的“自然规律”。而为满足人的社会性出现的法律与道德也最终被这种人性的两面性及不确
社会如何实现正义补偿
社会如何实现正义补偿 正义补偿问题是资源正义分配问题。做好正义补偿要求既让受损者获得补偿又不损害其他社会成员的感情。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平等理论和以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在“为何社会应该进行补偿”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究其原因是二者在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义务的假定上存在根本区别。而自由主义平等理论的正义补偿方案在理论上无法满足真正做好正义补偿的要求。 标签：正义补偿；自由主义平等理论；自由至上主义 1986年，我国首次制定贫困户的贫困标准，后随物价不断调整。同年起，我国陆续确定了331个重点扶持贫困县，后又进行了三次调整。随着国务院发布《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扶贫转向精细化。扶贫政策需要公共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持，而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撑。扶贫政策的转变指向了在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的人性化、精准化要求。社会保障问题本质上是社会资源分配问题，而建立人性化和精准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即是要确保社会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国家和社会在进行资源分配时要实现全体成员基本生存保障、社会福利等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并驾齐驱，就要在对社会中的受损者和弱者进行补偿时，既让受损者获得补偿又不会损坏社会成员的感情，保证资源的正义分配。因此，首先应解释的问题是：为何社会应该进行补偿？其次，社会如何实现正义补偿？罗尔斯与诺齐克对此类问题持不同的观点，分属于不同的理论流派。 一、自由主义平等理论与自由至上主义的分歧 （一）罗尔斯与诺齐克分歧的根本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中的平等主义者要求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应该对处于劣势的人进行社会补偿，同时要求政府介入资源分配过程。而以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强调财产权等自我所有权的不可侵犯。此外诺齐克推崇一种“最弱意义的国家”即最弱的政府，这种政府无权对人们的财产提出要求，政府只具有保护性功能，承担一种“守夜人”的职责。在论证各自的理论时，罗尔斯假设人们在处于无知之幕的原初地位之下完成社会契约，诺齐克则追溯一种初始获得的正义性和之后的转移正义性。罗尔斯与诺齐克都追寻一种初始状态，对初始状態的不同假定使得最终的结论大相径庭。然而，初始状态更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论证各自观点的工具，而非观点针锋相对的本质所在。罗尔斯与诺齐克分歧的根本来自于隐藏在初始状态假设中人与人之间自然义务的假定。 （二）罗尔斯关于人与人之间自然义务的假定 罗尔斯相信康德认为的：“人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当他的行为原则可能是作为对其本性最准确的表现而被他选择时，他是在自律行动的。他所遵循的原则之所以被选择，不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或自然禀赋，也不能用他生活
浅谈法与正义的关系
浅谈法与正义的关系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 件决定的统治阶级（或人民）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 展统治阶级（或人民）所期望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目标为目的的 行为关系体系。正义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正义，通常又可称公平、公正、正直、合理等。仅从字面上看，正义一词泛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以至事业、关系、制度等。从实质上看，正义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一定经 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一.从法的词源看法与正义的联系 据我国历史上东汉时期许慎著《说文解字》记载，“法”的古体字是“灋”。“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 “法” 以 水作偏旁，比喻“平之如水”，代表公平，是衡量人们行为是否符合“公平” 这个准绳。法字中的“廌”，传说是一种头长独角，秉性公正的奇兽，故而 “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这反应了上古时代相信法是正直、正义的准则。因此，“法”就词义而言，是“公平”地判断行为的是非、制裁违法行为的依据。“律”据《说文解字》解释：“律，均布也。”意指是要求人们普遍遵守的行 为规范，以使行为协调一致。法和律皆因有公平、正义、统一的行为准则这个 含义，所以法本身就包含有正义的意思。 二.法的本质与正义 在探讨法的本质中，西方一些学者持正义论的观点，对法的本质的解释往往与 抽象的正义一词相联系，特别在自然法学说中，更强调法代表道德、正义。罗 马法学家凯尔苏斯对法的定义是：“善和公正的艺术”。自18世纪末、19世 纪初开始，这些思想家在讲法的正义性时，往往仅强调抽象的自由。如康德对 法所下的定义：“根据自由的一般法则，一个人的任意可以和其他人的任意相 共存的条件的总合”其大意为：法是为个人有可能享受最大限度自由所提供的 条件。在进入20世纪后，西方法学中的正义观又有所改变，正义内容以不限于 自由和平等，而且更包含社会福利，正义要求个人自由、权利应服从社会利益。 我们认为单纯将法的本质归结于抽象的正义观念是一种唯心史观，正义总是在 一定社会中各阶级、阶层或集团关于社会制度及由此确立的各方面关系是否公正、合理的观念和行为要求，正义是具体的、历史的，其主要内容最终决定于 物质生活条件。 我国法学理论界通常从以下三个层次来分析阶级对立社会的法 的本质。 1. 阶级对立社会的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这里所讲的统治阶级意志是指代表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根本利益的意志，并不是统治者个别人的意志或任性，或各个人意志的机械的总和。 2. 统治阶级意志的最终决定因素——物质生活条件 法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的内容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物质 生活条件指生产方式，尤其指同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即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法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一个上层建筑。 3.经济以外的因素对法的影响
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 摘要:正义是法律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对正义之分以及其相互关系也是法学界历来所探究的热点问题。程序定义与实体正义具有必然因果联系,就是说，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体正义，程序正义是维护并验证实体正义的必要条件。笔者认为不管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何者为先，法律建立的目标是为了达到整个社会的正义，那么为了达到社会正义有时应牺牲个体正义。 关键词:正义程序;实体正义；平衡 刑事诉讼是严重社会冲突的制度化解决方式，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一样，正义同样是刑事诉讼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反过来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忍受一种不正义，唯一的正当理由是需要用它来避免另一种更大的不正义。①可见，正义理念是指导刑事诉讼制度建设的完美的观念形态。正义可以笼统地区分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但这种区分只具有的意义②，多数人对实体和程序的理解往往带有一种经验的意味。实体正义主要关注于如何最后地分配和保护社会的实体性价值的问题。这些价值包括权力、财富、地位、秩序、和平以及一个社会所珍视的其他任何一种善。程序正义主要关注于为实现实体正义所采用的方法和程序是否有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以及这些方法和程序本身是否符合一定的正义标准。 一、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概念 (一)实体正义的含义 实体正义从广义上来看分为社会正义，与抽象正义相对应的具体正义上的实体正义以及与程序正义相对应的实体法上的实体正义。而实体正义从狭义上来讲一般指的是第三种概念。实体正义由于具有与程序正义的相对应性，他的概念也是与“程序正义”伴随产生的。程序正义的概念的产生是在对程序工具主义的批判基础之上，由于最初程序工具主义认为程序不具有独立性，他是附随于结果，只要结果具备善的属性也就认为程序具备正义性。故批判者认为程序正义是独立于实体正义之外的一种独立的正义，它不具有附随性和工具性。 (二)程序正义的含义 通行理论将程序正义解释为“标志着法律程序本身内在优秀品质的价值“。程序正义具有法的程序性规范的正义的属性，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形成于法的形成和实施过程的正义：二是程序法中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应符合的正义标准。一般来说，法的形成和实施过程是按照程序法的规定来进行规制的，据此可以将程序正义界定为：依法产生并且设有权利和义务，在运行中体现其内在的品质，并且目标是指向并达到结果符合实体法正义目的的过程、步骤。程序正义是通过法律程序的本身而不是其所要产生的结果得到实现的价值目标。但英美学者有关程序正义的理论以及英美人长期以来形成的程序正义观念似乎把程序正义强调得过于绝对化了，因为程序正义被视为一种可以完全决定裁判结果的绝对因素：只要遵循了公平、合理的程序，法院的裁判结果就被视为是正当的，不论这种裁判是否建立在正确、可靠的案件事实基础上。 二、对中国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分析 ①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第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②陈卫东：《刑事诉讼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第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法律和正义的博弈
法律与正义的博弈 ——观《恐怖角》有感 恐怖角剧情介绍： 迈克斯（罗伯特?德罗尼饰）因为强奸而遭到起诉，他找来了律师萨姆（尼克?诺尔蒂饰）为自己辩护；他有所不知的是：萨姆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出于愤怒，萨姆在辩护时故意隐瞒了一项对迈克斯有力地证据，最终导致了迈克斯被多判了6年。本来不懂法律的迈克斯在狱中通过自学法律发现了萨姆对他的背叛，发誓一定要找到萨姆报仇。 一晃14年过去了，迈克斯刑满获释了，他开展了他的复仇计划。首先他在萨姆家附近出现，引起他们的恐慌；随后，萨姆派来对付他的人被他打得落花流水；他之后潜入萨姆家中杀死了报表和厨娘。惊惶不安的萨姆一家逃到了一个叫“恐怖角”的地方，迈克斯也尾随而至...... 恐怖角影评： 法律的建立是用来维护秩序的，所谓“维护正义”只是法律的特定衍生品而已。无法界定这种认识是否全面和正确，但它在实际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合法性，而马丁?斯科塞斯的《恐怖角》就是这一结论的有力证据。 1991年的罗伯特?德罗尼已经年近五旬，但在他的电影生涯中却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尽管《恐怖角》在马丁?斯科塞斯的作品中只属于二流，但它堪称是罗伯特?德罗尼一流演技的代表作之一，尽管那一年孤独的《出租车司机》已经问世十五年，尽管那一年凌厉的《愤怒的公牛》已经是十年前的旧事，但是四年之后，德罗尼奉献了很多影迷心中的不世经典《盗火线》，那个义盖云天的黑帮老大将不受法律保护的反社会行为演绎到了令人肠断泪洒唏嘘不已的地步，而在《恐怖角》中罗伯特.德尼罗把一个在行为上令人发指的混蛋塑造得振振有词掷地有声，让人一度模糊了正义和公理的界限，迷失在对邪魅角色的眷恋之中，或许这是为了四年之后的那个江湖老大做的一次极端性的预演，这只是个开始。 罗伯特?德尼罗在电影中扮演了这个穷凶极恶而又冷静智慧的复仇者，他认为自己是圣经中的约伯，被上帝考验而被判入狱14年，出来之后要惩罚不知罪者（律师）的罪恶。在他看来，判刑的法官和陪审团并没有罪，因为他们尽了自己的职责，而他的律师却在辩护过程中隐瞒了于他有利的证据，这就是罪恶。换句话说，罪恶的裁定并不是根据道德上的是非对错，而是根据一个人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法律。在这里，复仇者自身出现了一个悖论——他学习法律，使用人类的规则判断罪恶；同时，他又热衷圣经，使用上帝的神学方式惩罚罪恶。在这个电影中，德尼罗又为大家奉献了一次出色的表演，一个全知者式的反角，一个强壮、仇恨、愤怒、冷静又诡诈的男人，他的反角地位可以和《沉默的羔羊》中的霍普金斯，以及《七宗罪》和《普通嫌疑犯》中的史派西相提并论了。 十四年的牢狱之苦，可以让一个人万劫不复，但也足以让一个人涅槃重生，而浴火的凤凰可以是《肖申克的救赎》中的温文尔雅坚强睿智的安迪，也可以是《恐怖角》中放浪形骸计诈百出的卡迪。安迪之智，是于环环相扣的迷局之中温柔地置人于死地，卡迪之诈，是在如影随形的偷袭之中让人恐惧不安。罗伯特.德尼罗在《出租车司机》中的莫西干发型宣泄着桀骜和孤独，而在《恐怖角》中的卷发大背头标写着机变和凶残，而在两部电影中德尼罗的发型先后都分别有变化，发型一变人物的形象风格立刻发生质的改变，更不用说德尼罗还为表现卡迪邪恶气质而专门做了牙齿整形手术，拍摄完成之后又花重金把牙齿恢复原状，为一部电影做出这样大的牺牲已经为影片的品质奠定了基础。于是，卡迪的挤眉弄眼丰富着他的狡诈奸邪，卡迪的吞云吐雾透露着他的成竹在胸，一个坏蛋的形象神气活现地破茧而出。
浅论正义与法律的关系
浅论正义与法律的关系 一、正义的内涵 在中文里，正义即公平、公正、公道。人们在经验上，或者在直觉上，可能很容易体会到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特别是当一个人受到歧视性对待时，当人们为他讨回公道时，什么是公道、公平、正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我们虽然在感觉上，内心道德评价中能给自己所认为的正义观念下定义。但是很难说出大众普遍接受正义到底为何物，就象我们天天生活在时间中，却难以给时间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西方学者认为，正义意味着各得其所。这是一种平等的正义观。平等的正义观的思想最早来源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此提出了非常经典的一种看法：他在平等的意义上分析正义问题，认为正义就是平等的人应该配给相等的事物[1]。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平等，不是一种普遍的人人平等。比利时法学家佩雷尔曼也提出过一种平等的正义观。他强调形式上的平等，提出不管人们出于何种目的，在何种场合使用正义的概念，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平等。在受同一法律规范指导的一系列案件中坚持同样情况同样对待的正义原则，这是佩雷尔曼所主张的。他的这一思想在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形式上的平等，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官先入为主而形成的偏见，致使给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害。他的理论给司法者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法律和正义的关系
正义是法律的精神与理论依据。法律不能违背正义的精神，背离正义的法不配成为法律。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应符合正义的精神。正义作为法律的核心思想起着指导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作用。 法律是保障和实现正义的一种方式和工具。没有法律强制和威慑力，仅靠道德力量和人们自发的约束行为，维护正义之权威是不可能的。（一）正义观对法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正义是法律的精神。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但作为统治阶级，他们不能背离大众的，普遍的正义观念去制定法律。背离正义的法律，有法律之名，无法律之实。无正义之精神的法律，社会成员对之失去信心，无人尊敬它，服从它。没有正义的精神蕴含在其中，法律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古至今，正义观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从原始的正义观，发展到现代成熟的正义观，社会进化的表现之一就是法律精神的发展。正义观的进化带动法律的进化。法律与正义观的矛盾是法律改革的契机。当社会正义观变化时人们就用一种崭新的主观思想来看待旧时的法律制度，发现诸多不合正义理念的因素，要求废止旧法，制定公正、合理的法律。这种要求推动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2．正义是衡量法律优劣的重要尺度和标准。 衡量法律优劣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法律是否符合正义的要求是评价法律优劣的重要标准。如果一项法律在社会多数人看来是不正义的，不论立法者认为它多么有用，都必然受到多数人的反对。因此，一项不正义的法律，虽然从实证主义的标准看，仍然是一项有效力，
道德与法律冲突案例4篇
道德与法律冲突案例4篇 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 篇一：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A4 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陈远寅，政治学院 摘要：道德与法律是调整社会行为的两种重要的社会规范，各自具有独特的功能，同时又都存在着局限，它们之间既有着相互依存的一面，又有着相互冲突的一面。本文重点探讨道德与法律相互间的关系，通过分析我国当前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现状，从“合法不合理”和“合理不合法”这两个现象探讨了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并着重分析了产生冲突的原因，试图寻求一套对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解决这两个方面冲突的途径，让二者在冲突的解决中推动法治不断地进步。 关键词：法律；道德；冲突；原因；
协调 Conflict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 Chen Yuanyin,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Law and morality are two important social norms to adjust social behavior, each of which has a unique fun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limitations, they have a mutually dependent, and have conflicts with each other.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and law,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current legal and moral conflicts. From the “legally unjustified” and “reasonable unlawful” the two explored the conflicts of law and morality, and has focused on the causes of conflict, and attempts to find a set of under construction the socialist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way to solve these two aspects of the conflict , and let the two
怎么实现公平正义
怎么实现公平正义 我首先申明:所叙情况问题属实,均有证据证明。 我一向工作学习较优秀,比如:全局业务技能大比武获第一;写业务书,写业务管理论文;多次向上级部门写人事体制和生产体制改革建议等等。80年部里曾要调我进部工作,因是养父母的独子和已婚多人户口不能进京的原因没去部里。缺点是不会为人处事,这可能受父辈影响,父亲50年代老*员,当时在向国家缴税的事情和许多人产生矛盾较受孤立,父亲单打独立终于获胜。 90年我局要进行铁道电气化改造,4月派我出差天津到部电气化研究中心学习。中途失眠,在当地边治边学直至获得合格证回家。后经市精神病院诊断为因出差的原因打乱生物钟导致失眠产生抑郁症,治疗95年恢复。此间并没因病休息影响工作,96年起一人担当三人的工作,工作中因抵制领导对运输生产指标.安全事故弄虚作假地行为产生冲突。我武汉铁路局从80年代中期起天天在上报运输指标弄虚作假,由此导致全体运输生产指挥人员人格扭曲——虚伪——没工作激情——铁路产生运能紧张,虽如此但在各项指标完成得漂亮的华丽外衣下不断上去了不少名利双收官员。而我在97年最后一天早上却收到一纸调令被强迫调走到一车站去,凡夫俗子想不通旧病复发——长期由爱人陪护住院治疗且无效,给家庭造成灭顶之灾。痛苦无奈下04年6月服400片药自杀——送同济医院icu抢救5天不死,爱人没天手拿病危通知单.缴费通知单守候在空洞的大厅里5日5夜。8月在医生建议下到463医院开颅治疗,大有好转,但至今仍靠药物维持。 06年3月6日向中央领导写信汇报,4月29日来电通知中央领导将信批示到局。5月12日局里来两人要我写要求,写后交给他们。6月24日清晨散步时突遭几大汉蒙头捆扎绑架关进精神病院,其间身心遭受凌辱。在医院由爱人向局发申诉信到07年出院多次向局领导写信和上访均无答复,领导根本就不见不回答。我无任何不良行为为何遭此劫难? 09年元月5日依法到铁路法院起诉,铁路法院以种种理由不立案。无奈只好上诉,但无任何结果。 我猜想:怎么你想告我们,没门!弄虚作假上去了那么多干部,法不责众知道吗...... 我想:法制社不会这样,因重庆打黑全市公安干警中不少官员都就地
法与正义的相互关系
[摘要]：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法律也随之不断完善，人们对法律价值的认识更为深入。正义作为法律价值子系统中的一部分，越来越受到法理学界的关注，对正义与法有了广泛的研究。本文主要探讨法的本质、价值和法与正义的相互作用。 [关键词]：正义法的本质法的价值正义对法的作用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所期望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目标为目的的行为关系体系。正义是具体的、历史的，其主要内容最终决定于物质生活条件。 一、正义与法的本质 我们认为单纯将法的本质归结于抽象的正义观念是一种唯心史观，正义总是在一定社会中各阶级、阶层或集团关于社会制度及由此确立的各方面关系是否公正、合理的观念和行为要求，又可称公平、公正、正直、合理等。仅从字面上看，正义一词泛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以至事业、关系、制度等。从实质上看，正义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而我国法学理论界通常从以下三个层次来分析阶级对立社会的法的本质。 1.阶级对立社会的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这里所讲的统治阶级意志是指代表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根本利益的意志，并不是统治者个别人的意志或任性，或各个人意志的机械的总和。 2.统治阶级意志的最终决定因素——物质生活条件 法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的内容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指生产方式，尤其指同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即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法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一个上层建筑。 3.经济以外的因素对法的影响 经济以外的各种因素，其范围是很广泛的，主要包括政治、思想、道德、文化、历史传统、民族、宗教、习惯等。 二、法的价值与正义 古今中外思想家、法学家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法所促进的价值，但归纳起来，主要是正义和利益两大类价值。由于社会合作，存在着一种利益的一致，它使所有人有可能过一种比他
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
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 怎样看张艺谋不举报吸大麻艺人？ 有媒体报道称，张艺谋发现身边有个别艺人吸大麻却没举报，遭到部分舆论的质疑。质疑无非是法律上的和道德上的，有的认为不举报吸大麻的行为违法；有的认为这虽然不违法，但也应该在道德上受到谴责。 认为不举报吸大麻的行为违法，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公民对本决定所规定的违法犯罪行为有检举、揭发的义务”。其实，很多法律规定的“义务”并非是强制性的，即使不履行这种非强制性的义务也不属于违法。 “义务”是不是需要强制性执行，是由刑法规定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了“逃税罪”，你没依法纳税就犯了逃税罪，这就违法了，如果逃税数额大是要坐牢的。《宪法》还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而《刑法》并未对不尽劳动义务的行为规定罪名，如果你是个富二代不想劳动，警察也不会来抓你坐牢。虽然《决定》规定公民对吸食毒品的行为有举报义务，但《刑法》并未规定对不举报吸食毒品行为的刑罚，这就是一种非强制性的义务，所以，张艺谋不举吸大麻的行为并不违法。 也许有读者会问，吸毒是犯罪，张艺谋身边的人吸毒，他难道不是犯下了“窝藏、包庇罪”吗？不错，《刑法》规定了“窝藏、包庇罪”，但这个罪是这样定义的：“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如果张艺谋不知道吸大麻是犯罪，那当然与“窝藏、包庇罪”不沾边；如果张艺谋知道吸大麻是犯罪，他也并没有把吸大麻的艺人窝藏起来逃避警察的追捕，更没有向追捕的警察作假证，也不构成“窝藏、包庇罪”。 所以说，张艺谋不举报吸大麻的艺人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试想，如果张艺谋不举报吸大麻的艺人构成犯罪，那贪官的老婆孩子是不是都应该坐牢？贪官全家买豪宅豪车，投资移民国外，支出远远高于合法收入，难道他们的老婆孩子不知道这些钱是哪来的？ 从法理上讲，任何人都没有“自证有罪”的义务。国外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时第一句话就是“你可以保持缄默”，是不是犯罪要让事实证据说话，由陪审团裁决，而不是靠犯罪嫌疑人的供词决定，这就避免了像内蒙“呼格案”那样的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冤案。既然是犯罪的人都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有罪，那犯罪的人的亲属或身边的人是不是有道德义务揭发他的罪行呢？ 美国有一对巴尔杰兄弟，哥哥叫詹姆斯，弟弟叫威廉姆。詹姆斯犯下杀人、贩毒、抢劫银行、组织黑社会等31项罪名，1994年12月23日逃到波士顿后一直未被警方抓获，是被联邦调查局列为仅次于本·拉登的十大通缉犯之一，臭名昭著。而詹姆斯的弟弟威廉姆先后任马萨诸塞州参议院主席和马萨诸塞州大学校长，口碑不错。 1995年，时任州参议院主席的威廉姆根据别人的安排与潜逃的哥哥通了一个电话，在警方调查时，他拒绝提供哥哥的任何信息。警察问他：“你与哥哥通电话时为什么不劝他自首？”威廉姆答道：“让哥哥自首不符合他的最佳利益。”检察官坚持要威廉姆提供他哥哥的隐匿地点，并说：“难道你对哥哥的忠诚要大于对马塞诸萨州人民的忠诚吗？”威廉姆这样回答：“我爱我哥哥，对我哥哥有一种诚实的忠诚，我没义务帮助任何人去抓他。”
在当今中国实现正义
在当今中国实现正义 周末，我们一群朋友约好聚餐，出来时，已是华灯初上。在南京这样的背景下，此时也就是一天当中丰富多彩的“夜生活”的开始。霓虹灯下的街景带着点朦胧，让我有种迷蒙的感觉。一群人走着，嘻闹着。恍惚间，南理工北门的一个角落，一个孤寂的身影存在一片喧闹中，还有那把诉说着哀伤的二胡。在这样强烈的对比中，我顿时间清醒过来，现实就这样铺天盖地地压下来…… 是的，我们在享受着生活，享受着繁荣经济带来的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享受着高科技带来的快速交通、便捷通讯，享受着种种！可是就在我们沉湎于这样的发展的同时，我们发现，一些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的问题似乎是一夜之间横现在我们眼前。 当毒奶粉事件东窗事发，鸡蛋中也检出三聚氰胺，关乎人们生命安全也不能让人放心，一场有关“我们还能吃什么”的讨论摆在人们的面前；当曾被媒体报道为“最牛黑煤矿”的陕西省蒲城县高阳镇会通沟边的清泉煤矿（2号副井），在2008年10月12日晚8点左右又一次发生矿工井下死亡事故，矿主仅用25.8万元和一份“事故隐瞒协议”瞒住了真相。记者将真实情况反映，蒲城县煤炭局和陕西省煤监局渭南分局却无人过问和查处，黑煤矿依旧未关闭；当深圳海事局的党组书记林嘉祥“猥亵11岁女童”事件被曝，“闺女快跑，林书记来了！”成为新的网络流行语；当“动用私刑”再次在江苏盐城阜宁县城管局市容环卫科科长刘萍身上发生，他花5年的时间才为自己找到了说法，而在这个“刑讯逼供”过程中唯一一个没有动手的检查
官不久后辞职，“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去教书”的说法在流传；当13岁的女孩因为为汶川地震捐了40元而被母亲打死；当北京的刘志华、江苏的姜人杰等相继落入法网…… 我们意识到，在物质发达的今天，我们似乎丢弃了最原始、也最重要的东西——正义，没有了正义，再繁华的都市也只是徒有浮华；没有了正义，再长的生命也不再美丽！ 而正义究竟是什么呢？麦金太尔说，正义是给予每个人，包括他自己所应得的东西以及不以一他们的应得不相容的方式对待他们的一种安排；柏拉图则认为，西方社会四主德有理智、正义、节制和勇敢，其中正义被规定为“履行自己的义务”，是其他诸德实现的最高境界，没有正义，其他诸德也就失去了最高目的。其实，正义乃伦理学的基本范畴，人们往往会把它与公正、平等联系在一起，首先它是作为人的理想性存在，作为判断一定体制中人的行为及其结果所具有的意义，作为衡量人的价值、尊严、权利和自我实现的标尺而设定的，它是社会体制的内在精神或理想性规定，它被誉为“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是平等的一种形式。 有人说，没有对财富的追逐，人们就不会生存和发展下去，也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与繁荣，但是没有了道德对人们求利行为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人们的求利行为将失去许多光彩。那么如何在社会中实现正义？ 首先在政治方面，政治作为上层建筑，主导着一个社会的动态。要实现正义，制度上，就要以人为本，建立适合大众的政策。社会的
法律与矫正正义
法律与矫正正义 亚里士多德把守法作为正义的规定性之一，同时他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对法治的必要性都作了不少说明。他之所以对法律如此重视，是因为在他的意识里，法律没有过多地涉入人的情感因素，而是更多地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尼各马可伦理学》对矫正正义论述较多，但主要是以法律作为基点来进行论述，而没有对矫正正义做出概念性的界定。有人认为：“我们可以视亚里士多德把道德问题与法律问题关联在一起并进行转换的第一人，其历史贡献不容忽视。”②因此，对矫正正义的论述必须从法律的视角切入。亚里士多德说：“可以说崇尚法律的人，是只相信神和理性的，因那些崇尚人治的人则在其中添了几分兽性，因为欲望就是兽性，激情会扭曲统治者的灵魂，即使他是最好的人。法律是摒弃了欲望的理性。”③法律不受容易变化的人的情感的影响，它只在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判断，这是亚里士多德对人性的弱点有了深刻的认识后得出的结论，西方的法治主义传统无不受到亚里士多德这一论段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不论好人加害于坏人，还是坏人加害与好人，并无区别。不论是好人犯了通奸罪，还是坏人犯了通奸罪并无区别。法律则一视同仁，所注意的只是造成损害的大小，到底谁做了不公正的事情，谁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谁害了人，谁受了害，由于这类不公正是不均等，所以裁判者尽量让它均等。法律是一种工具，它的实施者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裁判者”。在人们争论不休的时候寻找“裁判者”，裁判者手持法律这柄尺进行裁决，裁决就是去寻找正义，“裁判者”被当作正义的化身。在裁判者的裁决下，侵害者就会受到惩罚，而受侵害者则会获得补偿，由此在侵害和受侵害之间就出现一种平衡局面，从表面上看，这种平衡局面是法律所造就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平衡实际上是矫正正义在法律领域内的体现。美国当代法理学家波纳斯对亚里士多德矫正正义的根本要素作了如下的归纳：（1）为不公正行为所伤害的人应当有启动由法官管理的矫正机器的权力；（2）法官不考虑受害人和伤害者的特点和社会地位；（3）对不公正伤害的救济。④从波纳斯的归纳中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矫正正义所发挥的社会效用与法律所产生的社会效用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其实，这只是一个问题的表和里的关系，矫正正义可以说是更为内在和更为根本的具有导向性的社会价值取向，而法律则可以说是矫正正义外化出来的产物，它以矫正正义为出发点，同时又以矫正正义为归宿。以法律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固然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矫正正义观，但是他还认为矫正正义与人的主观动机也有密切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说过，法律是没有涉入人的情感的理性，因此可以防止容易发生变化的情感对事实的扭曲。但是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对于复杂的事情来说，如果光看结果来进行判断则未免会失之简单和草率。因此，当事人的动机也必须加以考察。亚里士多德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至于说做正义的事和做不正义的事，不管做事正义还是不正义，都要有意地来做。如若是无意的，那就不是做不正义的事，也不是正义行为，而是凭着机遇。”⑤ 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误伤不一定是不正义，只要当事人不违反理性，并且没有恶意，虽然他造成了伤害，但并不是不正义。在现代法理学中，行为人的主观动机虽然没有过错，但是对于所造成的客观后果却需要负一定的责任。 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对当事人动机的论述想要说明的是当事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正义，而现代法理学对因误伤所造成的后果需要当事人负责的理论也并没有将当事人主观上的善一起否定掉。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对法律匡正社会秩序的功能大加赞赏，他实际上是主张将当事人的主观动机与事件的客观后果结合起来考虑，这样才会有公正的裁决，才能更加符合矫正正义的原则。 在这样一个务实的立场上，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以及《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自
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与解决
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与解决 胡兵 摘要：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存在着不和谐之处。法律的出现总会与道德发生冲突，只要不同利益个体或群体的存在，法律无论如何都不能消除整个社会的道德冲突。相反的是，它在调整的过程中被这个冲突着的旋涡卷入其中，与道德发生着碰撞。 关键词：道德法律冲突道德法律化多元化 耶林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学中的好望角，那些法律航海者只要能够征服其中的危险，就再也无遭受灭顶之灾的风险了。①”因为在那个时代好望角是欧洲通往亚洲的必要航道，又是世界上著名的风暴区。这就是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理学中的一个必须研究而又难度很大的问题。美国著名的社会法学家庞德也曾说：“有三个问题在近一世纪的法学著作中是突出的，便是法律的本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以及法律历史的解释。”②正因为如此，法律与道德的问题一直是中西方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并且至今争论不休。笔者认为，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时期，有必要重新审视法律与道德的矛盾与冲突，深入探寻两者之间冲突的解决方法。 一、道德与法律的含义 ①转引自【美】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陈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②【美】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陈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道德的容归根到底来自源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主要来自于一定的生产关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这表明道德的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定义为：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的一种调整形式，它是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的感觉、观点、规和原则的总和。③它是人们的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的方式为特点调整人们心意愿和行为，因此，它是靠社会舆论、社会习俗和人们的心信念来保证实行的。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是由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通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则，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还研究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为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体现，但这种意志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由这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④因此，我们可以将法律定义为：法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以权力和义务为容，以确定、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所期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行为规体系。 二、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一）法律与道德的联系 道德与法律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纵的联系 ③张文显:《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三版），第38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82页。
法律与道德的辩证关系
一、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法律与道德同属于上层建筑，其性质与作用方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法律与道德也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同时两者之间又相互依存、相互交叉、相互影响。据此，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主要可作如下表述： 生成形态并列。法律与道德都是社会的重要行为规范，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但是，两者属于不同的社会规范体系。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一论断不仅深刻地概括了道德的本质特征，而且指明了道德与法律的根本区别。从性质上看，道德体现的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它包括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形态，也包括与这些观念相对应的伦理行为规范。道德的规范作用来自于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精神力量，实际上是通过社会成员的自觉性来发挥作用的。而法律表现的是“国家意志’’的他律，具体而言，它是由国家机关根据占社会领导地位或主导地位的阶级意志而采用规范形式制定的，同时又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即法庭、警察、监狱等来保证施行的。所谓法制即是上述法律规范体系及有关的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一系列环节的制度。以上说明，在社会规范系统中，法律与道德是两个并列存在的对立面的统一。就其生成形态来说，法律主要是一种制度形态的上层建筑，道德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它们在基本内涵、表现形式、调控方法等方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调控范围交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不仅表现为对立面的排斥，而且存在着对立面的过撞与转化。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法律与道德的交叉与渗透，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法律意识与道德观念具有同一属性而相互联系，二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调控范围有所重叠而相互包容。一般来说，凡是法律所禁止和制裁的行为，也是道德所禁止和谴责的行为；凡是法律所要求和鼓励的行为，也是道德所培养和倡导的行为。反言之，许多道德观念也体现在法律之中，许多道德问题也是可以诉求法律解决的问题。不过，从规范作用的范围来看，法律与道德对人们行为有着不同层次的要求。前者一般只能规定最起码的行为要求，而后者可以解决人们精神生活和社会行为中更高层次的问题。例如，道德可以要求
论道德与法制的联系与区别
论道德与法制的联系与区别 摘要：“没有道德的法制就是吃人的法制。”这句话的意思是“道德是构 建公平正义法制的基础；高尚的道德由正确的立法制度所体现。”道德与法制 作为维系社会的两大支柱，其功能和作用相辅相成，正确认识二者的关系有重 大意义。 关键词：道德，法制，社会意识形态，道德感性，法制理性 一、道德与法制的内涵以及由此引申的个人认识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具有 认识、调节、教育、评价以及平衡五个功能。道德由一定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并未一定的社会基础服务。不同时代，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观念。道德往 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然而，不同时代 与不同阶级，其道德观念都会有所变化。人类的道德观念是受到后天一定的生 产关系和社会舆论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从目前所承认的人性来说，道德即对 事物负责，不伤害他人的一种准则。 “法制”一词，我国古已有之。然而，直到现代，人们对于法制概念的理 解和使用还是各有不同。其一，广义的法制，认为法制即法律制度。详细来说，是指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其二，狭义的法制，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严格地、平等地执行和遵 守法律，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其三，法制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不仅包 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和过程。 由此，道德以感性的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而法制则是当之无愧的理性化。但是，如果将道德感性或法制理性孤立而论，就会使研究者进入“文化复古” 或“专制暴政”。 这里所说的“文化复古”，并非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那样，是一场思 想解放运动，而是一种文化的倒退。何以这样认为呢？古语有云，“天不变， 道亦不变”，而我们的封建社会倡导的是“天变道不变”，所以我们民族长久
浅谈法律与情感的冲突问题
浅谈法律与情感的冲突问题 中国一直在致力于完善法律体系，以达到期许的目的，希望以法治取代专制。国无法不立，民无法不治。但是中国五千多年以来的泱泱大国文化历史传统底蕴，促使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习惯以道德规范来加以约束，以自己的主观内心情感分辨对错是非，总之会有一套自己衡量的准则。法律与情感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但在某些情况下却会相互制约。庞德说：“将法律和道德彻底分开的做法，以及将法律和道德完全等同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法律与情感之间难免会发生一些冲突，我将通过以下两个案例来阐述下我个人的观点。 案例一：母亲住房风波案 某日，一电台法制节目接到了一位七旬老人打来的求助电话，向节目编辑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老人的老伴已于不久前去世，膝下有一女，女儿生活也不富裕，且住房较紧张。于是，老人考虑到女儿的情况，也想自己能有一个安乐的晚年。遂拿出自己毕生的积蓄，再加上女儿现有的钱买了一套商品房，并和女儿住在了一起。凭着母女关系，老人也没有多想，于是在房产证上写上了女儿的名字。谁想，不久，女儿将自己的七旬老母赶出了家门，并称此房是自己购买。 首先从法律角度看，这套商品房的户主是女儿，房产证上的名字是女儿的姓名，那么毫无疑问，女儿才是这套房子的所有权人，并受法律的保护。再从情感的角度说，女儿生活不富裕住房紧张，母亲好心资助自己，却过河拆桥，钻了法律的空子，其自私自利的行为深受大众所不齿，为社会道德所不容。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可以拿起情感道德武器，去寻求社会支持，采取向法律求助的措施。尽管社会上类似案件层出不穷，成功的案例却并不常见，因为负责审判的法官的裁决，法官与陪审员依据事实，根据法律规定，更倾向于维护法律，当然，会酌情考虑情感因素，会照顾年迈的母亲，可能会在判决书里加入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的条文以保障母亲的权益，诸如此类。我们可能会愤怒，可能会不满，但是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情感和法律之间有了冲突，并且法院的判决维护了法律上的利益，尽管判决也许不一定合乎道德，也违背了中国的礼仪之邦的精神内涵，必须服从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