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贡献

鲁迅作为思想家、杂文大家、一流的小说家、小说史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具有独特的地位。他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鲁迅翻译对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和诗学建构的贡献。

鲁迅走上了文学之路的１９０３年就在发表的《〈月界旅行〉辨言》中道出了他当时的小说观：将小说看作教化国民、移风易俗、开启民智、宣传进化论、普及现代科学知识的工具。也就是说，他认为，把玄奥、“枯燥”的科学知识，通过通俗有趣的小说来阐释，既可消除中国旧小说多借女性魔力来增加阅读性的旧习，又可以革新小说作法，从而达到吸引读者，移风易俗，教化国民、使之接受进化的科学知识的目的：“学术既覃，理想复富。默揣世界将来之进步，独抒奇想，托之说部。经以科学，纬以人情。”鲁迅此时的小说观，是科学救国、进化论、开启民智、寓教于乐等思想的杂糅，既有提升小说地位的新的诗学成分，又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诗学的痕迹。

鲁迅在《〈域外小说集〉新版序》中，谈到希望翻译小说在变革中的中国发生效用，并谈到新的小说观，小说的社会功用，短篇小说的新样式等重要的现代诗学问题。１９０９年鲁迅发表了《〈域外小说集〉略例》，其中体现着鲁迅对于小说细节、小说要素的关注。很显然，这种对于小说细节、小说要素的关注，已经为中国小说注入了新的理论，并成为新的小说创作的法则。而《〈域外小说集〉序言》，则表达了鲁迅希望借翻译域外小说，掀起一场“文学革命”的意愿。

鲁迅在《〈幸福〉译后记》和《〈罗生门〉译者附记》中分别谈到小说的写实与作者主观因素的结合，以及历史题材小说问题。从《序言》和《新版序》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当初翻译《域外小说集》的本意是要发动一场翻译革命，以此引起一场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的本旨，则含有社会改革的用意。因此，可以说，《域外小说集》初版和再版序是新小说启蒙。这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小说、中国现代诗学的演变，有着极其重要的引导、开拓作用。

虽然，鲁迅从翻译引申而来的小说言论非常零散，但是，鲁迅总是站在真正的小说家的立场上，站在向国内创作界输入某种他认为有用的、新的文学要素的立场上，来撰写译者前记或后记。所谓新的文学要素，可以是有形的，像作品的外在形式，如《域外小说集》里的短篇小说新形式；可以是无形的内在的，像意识形态、小说中的人生观等，如译介无产阶级小说《毁灭》重新诠释知识分子和工农关系；还可以是艺术人生观，如译完夏目漱石、森鸥外的小说的后记，阐明“用自己的杯子饮水”的诗学主张和人生观。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１９２１．４．１５）中，鲁迅不仅介绍了俄国的社会思潮的演变，而且点出社会思潮与俄国当下小说创作的关系。这种将作品与社会思潮相联系的评述方法，后来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手法。

再如鲁迅在译完西班牙巴罗哈的《山民牧唱》的后记里，就直接说明了自己译介这部作品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文学的乐趣，而是因为作者的小说技艺。他所说的小说的技艺，指的就是

巴罗哈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包括极

其次要的人物也被他写得生动鲜活。

鲁迅翻译短篇小说，大多是为了输入

一种他觉得是新的写作手法、新的小

说技术，尤其是早期短篇小说的翻

译。这种以译品作小说启蒙、以作品

来说话的方式，正是鲁迅重作品的翻

译、兼顾理论输入的译介思想。

他的翻译，也引起了文学创作实

践的变化。如他通过对美术的译介，

不仅让国人了解到西方的一些新兴美术思潮和美术流派，而且对他的创作实践也产生了影响。如他在《故事新编》中对色彩的运用，就具体地体现了他在创作中对于西方绘画艺术手法的借鉴。作品中所提供的视觉经验，超出了中国传统美术或文学的视觉经验范围，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创作方法。这正实践了可以学习借鉴别国艺术的新方法新意见的翻译目的，同时，也实现了对中国文学创作实践的推动。

总括说来，他的译作或者输入一种国内文坛未曾有过的新的小说理念、新写法、新小说样式（如《域外小说集》）或介绍独特的当下人生体验（如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罗生门》）、新的题材；或通过翻译展示出他所认为的一个新兴国家的全新样式的文学（如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等等。鲁迅的翻译活动，以及围绕这些活动撰写的文章，和文学创作的实践，不仅参与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建构，而且也是中国现代诗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鲁迅翻译对文学思维方式的变革。

二十世纪对文学来说，是一个标新立异的时代，其最基本的动因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怀疑和个人独创意识的增强。鲁迅在很早就感受到这种意识，在《摩罗诗力说》的篇首就引用了尼采的“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第，新生之作，新泉涌于渊深，其非远矣。”在这里所谓“新源”，是指外来的新的文化资源；“新生之作”是指创新的文学创作；“新泉”则是新的文化传统的产生。它们的共同价值取向是代表将来的“方来之泉”。当时鲁迅的文艺思想就在于个人生命意识和艺术精神向传统的旧的思维方式的挑战，以“任个人而排众数”的姿态独立于世，敢发新声，敢闯新路。鲁迅曾指出：“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非然者，口舌一结，众语俱沦，沉默之来，语于前此。盖魂意方梦，何能有言？即震于外缘，强自扬厉，不惟不大，徒增欷耳。故曰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他认为，文学的自觉，必须根源于和符合于人心的内在欲求，这样才能打动人心，不同凡响。也就是说，独创必须以人心为基本，才能触动人的生命意识。

这种对“新声”的敏感和追求，源于鲁迅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所触及到的人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他在《狂人日记》中，就提出对传统的思维方式的根本怀疑，当时，他所关注的是人的思想和生命状态，尤其是如何面对人性中怀疑和创新欲望被压抑和摧残的现实。他认为一个国家和社会最后失去生命力的根源，就是不允许人有独特的想法。鲁迅把这一切归之于中国的封建礼教，以及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因此，他把“独创”与人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联系起来，认为，只有能够冲破一切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束缚，人才能觉醒，因为，独创是一种开放的生命；只有能够广泛吸收和汲取，文艺才能创新，因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他坚信，自觉和创新，必须有世界眼光，必须建立在广泛吸取和借鉴世界各种文化精华的基础之上。

他要国人听到那些遥远的“被压迫被损害”（下转第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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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