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贡献

鲁迅作为思想家、杂文大家、一流的小说家、小说史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具有独特的地位。他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鲁迅翻译对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和诗学建构的贡献。

鲁迅走上了文学之路的１９０３年就在发表的《〈月界旅行〉辨言》中道出了他当时的小说观：将小说看作教化国民、移风易俗、开启民智、宣传进化论、普及现代科学知识的工具。也就是说，他认为，把玄奥、“枯燥”的科学知识，通过通俗有趣的小说来阐释，既可消除中国旧小说多借女性魔力来增加阅读性的旧习，又可以革新小说作法，从而达到吸引读者，移风易俗，教化国民、使之接受进化的科学知识的目的：“学术既覃，理想复富。默揣世界将来之进步，独抒奇想，托之说部。经以科学，纬以人情。”鲁迅此时的小说观，是科学救国、进化论、开启民智、寓教于乐等思想的杂糅，既有提升小说地位的新的诗学成分，又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诗学的痕迹。

鲁迅在《〈域外小说集〉新版序》中，谈到希望翻译小说在变革中的中国发生效用，并谈到新的小说观，小说的社会功用，短篇小说的新样式等重要的现代诗学问题。１９０９年鲁迅发表了《〈域外小说集〉略例》，其中体现着鲁迅对于小说细节、小说要素的关注。很显然，这种对于小说细节、小说要素的关注，已经为中国小说注入了新的理论，并成为新的小说创作的法则。而《〈域外小说集〉序言》，则表达了鲁迅希望借翻译域外小说，掀起一场“文学革命”的意愿。

鲁迅在《〈幸福〉译后记》和《〈罗生门〉译者附记》中分别谈到小说的写实与作者主观因素的结合，以及历史题材小说问题。从《序言》和《新版序》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当初翻译《域外小说集》的本意是要发动一场翻译革命，以此引起一场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的本旨，则含有社会改革的用意。因此，可以说，《域外小说集》初版和再版序是新小说启蒙。这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小说、中国现代诗学的演变，有着极其重要的引导、开拓作用。

虽然，鲁迅从翻译引申而来的小说言论非常零散，但是，鲁迅总是站在真正的小说家的立场上，站在向国内创作界输入某种他认为有用的、新的文学要素的立场上，来撰写译者前记或后记。所谓新的文学要素，可以是有形的，像作品的外在形式，如《域外小说集》里的短篇小说新形式；可以是无形的内在的，像意识形态、小说中的人生观等，如译介无产阶级小说《毁灭》重新诠释知识分子和工农关系；还可以是艺术人生观，如译完夏目漱石、森鸥外的小说的后记，阐明“用自己的杯子饮水”的诗学主张和人生观。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１９２１．４．１５）中，鲁迅不仅介绍了俄国的社会思潮的演变，而且点出社会思潮与俄国当下小说创作的关系。这种将作品与社会思潮相联系的评述方法，后来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手法。

再如鲁迅在译完西班牙巴罗哈的《山民牧唱》的后记里，就直接说明了自己译介这部作品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文学的乐趣，而是因为作者的小说技艺。他所说的小说的技艺，指的就是

巴罗哈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包括极

其次要的人物也被他写得生动鲜活。

鲁迅翻译短篇小说，大多是为了输入

一种他觉得是新的写作手法、新的小

说技术，尤其是早期短篇小说的翻

译。这种以译品作小说启蒙、以作品

来说话的方式，正是鲁迅重作品的翻

译、兼顾理论输入的译介思想。

他的翻译，也引起了文学创作实

践的变化。如他通过对美术的译介，

不仅让国人了解到西方的一些新兴美术思潮和美术流派，而且对他的创作实践也产生了影响。如他在《故事新编》中对色彩的运用，就具体地体现了他在创作中对于西方绘画艺术手法的借鉴。作品中所提供的视觉经验，超出了中国传统美术或文学的视觉经验范围，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创作方法。这正实践了可以学习借鉴别国艺术的新方法新意见的翻译目的，同时，也实现了对中国文学创作实践的推动。

总括说来，他的译作或者输入一种国内文坛未曾有过的新的小说理念、新写法、新小说样式（如《域外小说集》）或介绍独特的当下人生体验（如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罗生门》）、新的题材；或通过翻译展示出他所认为的一个新兴国家的全新样式的文学（如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等等。鲁迅的翻译活动，以及围绕这些活动撰写的文章，和文学创作的实践，不仅参与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建构，而且也是中国现代诗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鲁迅翻译对文学思维方式的变革。

二十世纪对文学来说，是一个标新立异的时代，其最基本的动因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怀疑和个人独创意识的增强。鲁迅在很早就感受到这种意识，在《摩罗诗力说》的篇首就引用了尼采的“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第，新生之作，新泉涌于渊深，其非远矣。”在这里所谓“新源”，是指外来的新的文化资源；“新生之作”是指创新的文学创作；“新泉”则是新的文化传统的产生。它们的共同价值取向是代表将来的“方来之泉”。当时鲁迅的文艺思想就在于个人生命意识和艺术精神向传统的旧的思维方式的挑战，以“任个人而排众数”的姿态独立于世，敢发新声，敢闯新路。鲁迅曾指出：“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非然者，口舌一结，众语俱沦，沉默之来，语于前此。盖魂意方梦，何能有言？即震于外缘，强自扬厉，不惟不大，徒增欷耳。故曰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他认为，文学的自觉，必须根源于和符合于人心的内在欲求，这样才能打动人心，不同凡响。也就是说，独创必须以人心为基本，才能触动人的生命意识。

这种对“新声”的敏感和追求，源于鲁迅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所触及到的人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他在《狂人日记》中，就提出对传统的思维方式的根本怀疑，当时，他所关注的是人的思想和生命状态，尤其是如何面对人性中怀疑和创新欲望被压抑和摧残的现实。他认为一个国家和社会最后失去生命力的根源，就是不允许人有独特的想法。鲁迅把这一切归之于中国的封建礼教，以及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因此，他把“独创”与人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联系起来，认为，只有能够冲破一切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束缚，人才能觉醒，因为，独创是一种开放的生命；只有能够广泛吸收和汲取，文艺才能创新，因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他坚信，自觉和创新，必须有世界眼光，必须建立在广泛吸取和借鉴世界各种文化精华的基础之上。

他要国人听到那些遥远的“被压迫被损害”（下转第６３页）

鲁迅翻译

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贡献

黄炎

（上接第５９页）民族的声音，体验他们的生命交响，了解他们的生存方式，于是，他把翻译的目光投向了东欧、南欧、中欧及北欧的“弱小民族”文学。

他要开阔国人的视野，给国人带来新思想。于是，他翻译了日本鹤见右辅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为中国文艺届输入了一些异域人物的言谈举止，以及自由主义、怀疑主义等新思想。这本散文集，如同给封闭的国土引入一股新鲜的风气，起到振人视听的效果。

鲁迅以其独创性的思维方式，坚守着翻译阵地，实践着对文学传统思维方式的挑战，实现对文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他把独创精神注入了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理论与创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鲁迅翻译对丰富中国文艺理论的贡献。

１．对日本文艺理论的译介。在鲁迅译介的日本作品中，最多的是他翻译的日本现代文艺理论著作。他译的日本文艺论著，长篇短制兼备。最著名的，是他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以及片上伸的《现代新兴文学问题》。此外，他又译有日本板垣鹰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除了整部的艺术论著，他还译了大量日本作家、文艺理论家论述文艺的文章，《壁下译丛》就收了这类文章２５篇。该译文集除去一篇是俄籍德国人开培尔的《小说的浏览和选择》外，其余为一色的日本作家或文艺理论家的论文，收有片山孤村、厨川白村、有岛武郎、片上伸、青野季吉等九人的文艺论文。这些文论作品为新文学在中国的确立，提供了理论的指导和保证。

２．对俄苏文艺理论的译介。大约从１９２８年开始，中国文坛逐渐掀起了一股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文艺理论的热潮。受外语能力的限制，鲁迅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都是通过译介俄苏文艺理论著作来传达的，并且往往通过日译本转译。影响较大的，就是他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以及《文艺与批评》和《文艺政策》。他的文论翻译由于迎合了当时特定环境的需要，不仅使得当时渴望读到马克思文艺理论的文学青年得以接触到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且使得他也成为中国早期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翻译家之一。同时，他的文论翻译对于推进一种全新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对于无产阶级文艺批评理论体系的建立，对于建构中国无产阶级的文艺批评架构，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作者单位：菏泽学院）

只有当此在实际做出选择时，可能性才能成为现实。良心的呼唤正是表明此在已果断地选择了其最本己的存在，是此在的在世成为最本真的在世。这种良心，不是上帝的呼声，也不是社会的呼声，而是此在的一种内在呼声。在这种良心的呼唤中，此在展现着存在。海德格尔的此在始终处于存在的过程当中，它对存在的领悟不仅决定着自身的存在，而且影响存在的显现。

二、海德格尔存在论对传统存在论的超越。

海德格尔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以对“存在”本身的研究为核心的本体论问题。他肯定哲学所应探索的只能是存在，因而真正的哲学只能是存在哲学。海德格尔是以揭示存在的意义问题为己任来揭示存在问题的，是在对传统存在论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实现其对传统存在论的超越的。

1.传统哲学的存在往往是思辨中的一个范畴，海德格尔则把时间性引入存在，从时间性追问存在意义。

海德格尔的存在则是从此在入手，此在的展开过程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此在的存在—生存，也就是超越，存在问题就是超越问题。作为存在的敞开状态的超越性实际上指的就是其时间性，或者说时间性正是此在的超越性的体现。将来、过去和现在就是此在的时间性结构。将来、过去、现在构成此在存在的整体结构。此在的时间性是原始的本真的时间性。它与我们日常所说的时间，例如物理的、客观的时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此在的时间是三维的，是与此在共存，只要有此在存在，就有时间存在；同样，只要有时间存在，就有此在存在。存在问题，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传统哲学执着于对存在者的研究而遗忘了存在。把存在作为思维的对象，海德格尔则从此在的时间性出发研究存在问题，追问存在的意义。

2.传统哲学把存在理解成具有现成性、对象性的名词，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则是一种呈现，具有生成性、超越性，是动词。

海德格尔认为从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形而上学犯有一个根本性错误：在没有了解存在者究竟怎样“存在”以前就肯定了其存在，将其当做毋需加以追问的事实。尽管哲学家们对什么是真实的存在的具体回答各不相同，但在把它们作为某种具有规定性的、对象化了的存在者上则大体一致。传统的存在论只研究万物之属性，追寻存在者中的最高存在者。这个最高存在者是其他存在者存在的依据、条件和前提。传统思维方式把人理解为主体，理解为活动中的创造者，把事物理解为客体，理解为被认识和被改造的对象。在这种思维方式中，存在是现成的、是具有对象性的，是一个名词。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则是一种呈现，是一种展开，具有生成性、超越性，存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是具体的、现成的存在物。存在本是世界向人显示其意义的过程，是存在真理的显现过程。人，是此在，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此在的存在也是一个展开的动态过程。

3.传统哲学是用逻辑推论的方法，海德格尔则是现象学解释学的方法。

海德格尔认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黑格尔，一切本体论都没有真正解决存在的意义问题。原因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都走错了路，即都从存在者出发来理解存在。因此，他们在谈存在时实际上说的是存在者，而不是存在本身，从而导致了存在的遗忘。那么通过什么途径来超越存在者而达到存在呢，追问存在的本体论应用什么方法，以什么为出发点？海德格尔认为必须采用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即把本体论建立在现象学基础上，他的出发点是人，即此在。对海德格尔来说，现象学意味着直接展示或指示方式对其对象约束，对此在的现象学描述，可解释一般存在的意义，而“现象学描述的方法论意义就是解释”即现象背后并不隐藏着与现象不同的本质，现象本身就是本质。这种本质处于无遮蔽状态，它本身就是现象。为了达到现象学意义下的现象，不能采用传统哲学的认识论所倡导的、科学技术所流行的由现象到本质的、间接的、推论的方法，而采用直接显示的、直观的方法。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就是一种澄明存在的意义的结构的方法。

４．传统哲学的存在论摆脱不了主客二分的命运，海德格尔的存在则消解了主客二分。

海德格尔的存在源于对传统存在的深刻反省。海德格尔称柏拉图把早期希腊人所理解的存在解释为“理念”，把它当作人的理性认识的对象。这是对人与存在的最初拆分。作为一种反叛，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哲学认识论的主客二分观点实质是首先设定一个孤立的主体，然后去认识和论证与之相对立的客体或世界。海德格尔认为离开主体的世界固然是不能确证的，离开世界的主体（自我、我思）更是不可能存在的。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是从此在出发的，用“人的存在”来代替纯粹意识主体，消解了主客二分。如果没有此在存在，也就没有世界存在，如果没有世界在此，也谈不到此在的存在。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