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文学的京派与海派
比较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的创作风格

比较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的创作风格三十年代小说发展繁盛,随着大革命的失败,社会矛盾加剧,阶级斗争风起云涌,文学直接表现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增加,也刺激了以叙事为己任的小说的发展,小说在完成其重大的现代性转折之后,逐渐走向部分的整合。
此时期出现的京派小说与海派小说按照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体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创作风格。
(1)京派小说的创作风格30年代京派作家活跃于北方,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南京和文化中心上海,其基础是文学研究会未曾南下的知识分子。
这个时期的京派作家承继“五四”时期“乡土文学”的传统,在表现中国农民的民族性格和南北方乡镇生活的解体上做出了开拓。
①京派小说家热衷于发现各自的平民世界。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黄梅故乡和京西城郊世界、芦焚的河南果园城世界、萧乾的北京城根的篱下世界等都是对乡村世界的描绘。
而城市的描写,则作为与乡村世界对立的人生,被纳入到京派宏大的叙述总体之中。
②京派小说统一的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并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
京派小说继承了“五四”国民性主题,不断对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发出呼唤,寻求回应。
③京派小说注重“回忆”,将回忆中逝去的美和眼前的现实进行对照,对平凡的人生、命运投入极大的兴趣和审美的眼光,使得美由绚烂归于平静无奇,归于自然调和。
(2)海派小说的创作风格①追求新文学的世俗化和商业化。
海派小说受市民审美趣味的牵动,与政治性、社会性强烈的主流文学拉开距离。
张资平的海派X爱小说,是将创造社本来就有的青年苦闷源于经济和性*的双重压抑的主题用滥彻底地媚俗化,他有反映现代青年婚恋的一面,不过逐渐消退,而为了商业目的,公式化地利用S情因素制造小说的恶俗的一。
②过渡性地描写都市,在城市罪恶之中发现美,但初期对城市的认识是肤浅的。
海派文学一支笔已经伸进了新式饭店、赌窟、跑狗场等消费场所,可现代文明的体验不足,因此显露出狂放颓荡,心理上也表现出扭曲变T。
③首次提出“都市男女”这一海派常写常新的主题。
浅论20世纪30年代的京海派小说

浅论20世纪30年代的京海派小说中文系 16班罗晓燕指导教师:陈兴樊青美摘要:回眸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曾出现了“京派”“海派”这两个代表着南北不同文化的文学流派,呈现了两种文化的巨大反差。
表现为中与西、南与北、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种种对峙。
在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时京派作家不同程度表现出了疑惑甚至排斥的态度,而海派作家则对都市文明有着留恋多余批判的心态。
前者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显得凝重典雅;后者崇尚现代艺术,标新立异。
前者具有传统的厚重感,后者标榜时代的先锋性。
由于不同的文化视角,他们的小说作品中往往体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倾向。
京派小说偏重于对乡村生活中美好人性的挖掘,追求和谐、静穆;海派小说则强调对都市社会喧哗躁动的生活的刻画,追求新奇超突。
关键词:京派;海派;文化形态;艺术倾向一关于“京海派”的论争提到“京派”与“海派”,必然会想到20世纪30年代的初期那场规模不大,但火药味十足的“京海”之争。
京海派在这场激烈的文化交锋中,各自明确了鲜明的文学理论主张,同时也折射出各自截然不同的文学景观。
这场论争中,凝聚了20世纪以来,中与西,南与北,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种种对峙。
所以,京海之争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现象,也是中国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表现出的经济、文化、地域等多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必然冲突。
关于京海之争,首先发难的是沈从文。
他于1933年发表在《大公报》上一篇名为《文学者的态度》的文章。
其中称文人的态度是游戏的,白相的(靠玩来混饭吃,上海话)笔锋有针对性地指向了当时上海的文学风气和一些作家的创作态度。
鲁迅在当时有一篇文章叫《京派与海派》,他在其中指出“京派是官,海派是商”这个著名的论断。
①他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一步到位,在当时极具影响力。
如果说鲁迅在“京海之争”的对峙中态度是中立的,而沈从文则主张文学者应具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做到真诚质朴。
与此同时海派文学正以一种先锋的文化视角、锐不可当的姿态动摇着千年文化底蕴的传统文学地位,而京派文人则艰守和捍卫着这一块千年文化土壤。
京派小说和海派小说

第二节京派小说和海派小说(2学时)一、京派小说的审美追求“京派”的名称只是一种沿用,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当文学的中心南移上海之后,继续留在北京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
他们是“左联”(包括“北平左联”)之外最重要的文学派别。
“京派”没有正式的结社,主要是由几个大学的师生松散组合而成的;但他们有自己的阵地,如《文学月刊》、《骆驼草》、《水星》、《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等。
“京派”作家在思想和艺术倾向上较为复杂;大体上,他们是一面揭露社会的不平,一面又惧怕革命与破坏。
他们把人生理想寓于自然美、人性美,尤其是乡土的人情美之中,来与现实的丑相对抗。
他们强调文学是作者感受的强烈表现,并有意识地让它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
他们,文风自然诚朴,对人生有一种执着的追求,文学修养也比较深厚,并接近人民的生活,有的则直接来自底层。
他们反对脱离社会的唯美派文学,但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也不相容。
“京派”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理论、批评方面均颇有建树,且成员众多、人材济济。
其中的小说家,除前期的老舍以外,主要是沈从文、废名、凌叔华、萧乾、林徽音及稍后的汪曾祺等。
1、废名早期的短篇集《竹林的故事》,多写乡土,尝试多种手法,具有田园牧歌风味。
后转向诗化小说,用唐人写绝句的方法来做小说。
多写自然风物,蕴涵禅趣,追求平淡古奥、朴讷静美的审美意境。
他往往直接从古代抒情诗文中获得诗意的灵感,构成小说意蕴的核心。
文字简省,富于弹性,能够表现较为丰富的内容。
他精心锤炼每一单句的完美,联想和想象瞬息多变,却不指示抒情意象之间的联络路径,语言跳荡,趋向生辣晦涩。
短篇《桃园》、《菱荡》,长篇《桥》可为代表。
2、凌叔华早年作品《酒后》、《绣枕》等多写绅士家庭的生活情趣和中等人家女儿的梦,长于心理描写。
其后的《小哥儿俩》、《花之寺》、《疯了的诗人》、《倪云林》等小说,礼赞童心,吟咏自然风物,神往于古代的高人雅士,融诗、画艺术于小说之中,具备传统写意画的神韵。
10、京派与海派

其他人物也都是理想人格的象征: 天保的豁达,傩送的痴情,顺顺的豪 爽、仗义疏财、讲究诚信仁义,充分 体现了人性美和人情美。小说构筑了 民风淳朴、宁静太平的社会,再加上 秀丽的自然风光,描写了一种理想的 人生形式和生命境界,寄托了作者对 美好人性的推崇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
“新感觉派”小说
刘呐鸥:《都市风景线》 穆时英 :《上海的狐步舞》 施蛰存 :《梅雨之夕》
京派小说
“京派”指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 居留于北京等北方城市,坚守文学独 立性与自由主义立场的作家群体。基 本成员是大学教授与大学生。他们既 反对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文艺观,又反 对文学商业化,是维护文学纯艺术性 立场的理想主义者。
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废名、沈 从文、萧乾、芦焚、林徽因、凌叔华 等人,文艺理论批评家有朱光潜、李 健吾等。 沈从文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编的《大公报》文艺副 刊京派文学的重要文艺刊物。
“湘西系列”表现了人与自然 和谐共存的哲学,表现了一种“优 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 的人生形式”。
对乡土世界美好人性的赞美, 对城市社会病态症状的批判,构成 了沈从文和京派小说的基本内容。
《边城》
本真的生命状态 理想的道德和人性状况 生命的悲剧意识
人性之美
《边城》用理想化的抒情笔触创 造了一个返朴归真的乡土世界,勾画 出乡土世界中纯净美好的人性。 翠翠是美的化身,她的天真善良、 美丽纯净,代表着不曾被污染的理想 人性。爷爷是善的化身,他为人厚道、 重义轻利。
废名
代表作:《竹林的故事》 《桃园》 《菱荡》 优美宁静的田园,淳朴健康的人性
沈从文
简历
从军 写作 教育 编辑 历史研究
代表作
《边城》《萧萧》 《月下小景》
刘 文 典
现代文学下名词解释

二、名词解释1、京派:20世纪30年代,在京津一带的作家《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文学杂志》为主要阵地发表作品和批评文字,逐渐形成了一个作家群落,即“京派”,也称“北方作家群”,沈从文、朱光潜、萧乾、芦焚、废名均为代表人物。
在文艺思想上重视文学的独立与自由,既反对文艺从属于政治,也反对商业化,追求人性的、恒久的文学价值和带有乡土中国风味的美学风范。
其中,在创作与文艺理论上的主要代表是沈从文与朱光潜。
2、海派: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畸形繁荣的产物,他们依托于文学市场,既享受现代都市文明,又感染着都市繁荣“文明病”,对都市文明抱有既留恋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理,艺术上深受西方现代派艺术影响,具有自觉的先锋意识,追求艺术的“变”与“新”。
在小说领域尤以“新感觉派小说”为代表,如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穆时英《上海的独步舞》《黑牡丹》,施蛰存的《上元夜》《梅雨之夕》,黑婴《咖啡座的忧郁》等。
3、中国诗歌会:1932年9月成立于上海,发起人为蒲风、穆木天、杨骚、任钧等,机关刊物为《新诗歌》。
他们一方面强调诗歌与革命血肉联系,要求诗人要站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立场上去把握和反映工农大众及其斗争;另一方面主张诗歌大众化,要求诗与诗人都要“大众化”,使诗歌成为大众歌调。
它对推进诗歌大众化做出了贡献,但也存在简单化和功利化的缺陷。
4、社会剖析派:是现代文学流派之一,最初是严家炎在1982年给研究生讲课时提出的,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正式运用;它是指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出现的一个用科学的世界观剖析社会现实的一个小说流派。
兴起于第二个十年,即1928年-1926年6月.以茅盾为主要代表人物。
20世纪30年代伊始。
茅盾、吴组缃、沙汀、艾芜等“社会剖析派”作家,创作出了一批对社会人生世相加以冷峻剖析的作品。
在意识形态话语的笼罩中,他们对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及“异域情调”的风景画、风俗画的多种艺术方法的描写,既是对早期“乡土写实派”的历史回应,又开创了新的乡土小说范式,为20世纪40年代乃至新中国建立后的乡土小说创作提供了有益的资源和发展路径的启示。
京派与海派

• 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 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远谈希腊罗马,或 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 一间,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则吃吃喝喝, 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 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 海派。盛情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 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 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
徐懋庸《“商业竞卖”与“名士才
情”》
• “文坛上倘真有‘海派’与‘京派’之别,那末我 以为‘商业竞卖’是前者的特征,‘名士才情’ 却是后者的特征。海派文人,多半以稿费为第一 目的,故‘投机取巧’、‘见风转舵’等丑态, 诚不能免。京派文人,则或为大学教授,或兼政 府官职,凭借官僚机关而生活,基础巩固,薪金 丰厚,自不至如海派文人那样之穷形极相,故亦 不必‘投机’、‘看风’”;“商人和名士都要 钱用。但商人用的钱,是直接地用手段赚来的, 名士用的钱,则可来得曲折,从小百姓手中出发, 经过无数机关而到名士手中的时候,腥气已完全 消失,好像离开厨房较远的人吃羊肉一样”。这 也是间接的反驳,可谓十分机智。
将文坛的秽行都归结为海派
• 因慕渴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 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 己的消息;或每书一出,各处请人批评; 或偷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文章;或借用 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 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 沈从文作为京派文人,在文章中虽然切中 部分海派文人之时弊,但也明显带偏激, 几乎一股脑儿将文坛的秽行都归结为海派。
新感觉派的创作特色
• 首先,新感觉派的创作题材多取材于 半殖民地大都市的病态生活,并通过 描写大都市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日常现 象和世相世态,暴露出剥削阶级男女 的堕落与荒淫、寂寞与空虚,为开拓 中国现代的“都市文学”建树了筚路 蓝缕之功。
试论1930年代“京派”和“海派”所呈现出的不同艺术风格及其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

试论1930年代“京派”和“海派”所呈现出的不同艺术风格及其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1930年代的中国小说进入繁盛阶段,政治和商业对小说的介入十分明显,小说领域分别被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远离文学党派性和商业性的“京派”和最接近读书市场的“海派”所分割。
以沈从文、废名为代表的“京派”和以张资平、施蛰存等为代表的“海派”在艺术风格上有着很大的不同,都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1)“京派”和“海派”不同的艺术风格①京派小说的艺术特点a.京派创作的突出特点在于追求一种执著而独特的“理性主义”文化品格他们一方面企图远离政治,另一方面又充分继承了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倾向,忠实于现实与人生,他们在现代文化、文明和封建传统文化相对立的流行格局中,熔铸一种具有浓厚的原始风貌与自然气质的乡村文化形态,形成一个复杂的文化三维空间。
包括:第一,着力描写淳朴、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第二,洋溢着古典式的和谐和浪漫性的超越的人间写实情致;第三,形成了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特色;第四,在题材、主题及意象方面表现出开放的民族性。
例如,凌淑华的《弟弟》表现出对中国人生范围内的封建文明的嫌恶和现代文明异化人性的疑惧。
其中儿童视角的广泛运用,真切地表现出京派作家的拳拳童心。
这既说明他们对美好童年的深情眷恋,也反映了他们对真善美的无限向往。
b.京派小说在美学上表现为追求一种“和谐”的审美理想京派小说统一的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的。
这种美学意识表现在文学创作方法和文体建构上,便是将艺术与生命并重,生命形态不愿受束缚,小说便自然要摆脱开重情节、重故事的成规,趋向散文化、生活化,从而描绘出完整的社会生活。
例如,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无故事,近似随笔或是散文,信笔写来,不事雕琢,表现出平淡、古朴、闲适、中和的风格。
她只是将北平城里两个阶层的人生片断互相穿插,几乎不见故事线索。
他们重视的是气氛的渲染,意境的营造,内涵的隽永,是“人与自然的契合”。
海派和京派文学

“海派”和“京派”文学的几点比较首先,从字面上来看,“京派”和“海派”代表的是两种地域文化。
顾名思义,“京派”是指以北京为代表的大陆文化,吸收和保留传统文化比较多些;“海派”则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地带的文化,吸收外来文化比较多。
他们是历史上中国南北文化的一种现代延伸。
从文学角度看,它们都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先后形成的。
“京派”追求的是纯文学,主要特点是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一定“距离”,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京派文学的特质是追求“纯正高雅”的文学趣味,可以说,其形成本身是对上海文坛海派的反拨,不迎合时尚,始终恪守纯正和谐的美学原则,表现出贵族气和学院派的特点。
这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代表了“五四”以后由积极面向世界又回到重视民族改造本身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理。
面对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他们要求重造现代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
如果说“京派”是乡村中国的文人文学,那么“海派”则是现代都市的文学。
海派文学的特质是追求文学的都市化和商业化,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取代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是现代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形成了“都市漩流”的海派文学形态。
“海派”文学具体表现为附会于商业潮流,文学成为赚钱的工具;追逐洋场风情,以西方现代派的艺术形式传达工业社会的“现代情绪”,文学更加现代化。
正是对都市文明既留恋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境,使他们更接近西方现代派文艺,有着较为自觉的先锋意识,追求艺术的“变”与“新”。
“海派”广义上包括左翼文学、大众通俗文学、和新感觉派文学,大多表现的是都市日常生活,其作品是一部活的都市生活审美史和都市习俗的民间变迁史。
吴福辉教授还向我们分别介绍了“海派”和“京派”的三代作家。
总体来看,他们都体现出群体性的特征。
京派作家大多是文人学者型,都是在北大、清华、燕大、南开等一流学府的教授学者或者学生,拥有高额的固定薪水,不需为生活奔走;而海派作家大多为左翼阶级作家,或者为书商编辑或生活在都市十里洋场的感受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前卫青年,大多以文为生。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第十章 京派与海派

二、京派
“京派”:指三十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 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 代表作家有沈从文、萧乾、废名、朱光潜、凌叔华、 李健吾、林徽因、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 创作阵地:《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 《骆驼草》、《文学月刊》和《水星》等等。 共性:多写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的题材;从容节制 的古典式审美趋向;比较成熟的小说样式。
3.穆时英
(1912~1940),浙江慈溪县人, 1929年开始写小说,作品有短篇小 说集《南北极》、《公墓》和《白金 的女体塑像》。1939年为汪精卫伪 政权主办文艺报纸,1940年遭国民党特工人员 暗杀。中国新感觉派的“圣手”。 代表小说《上海的狐步舞》
儿子凑在母亲的耳朵旁说,有许多话一定要跳着 华尔兹才能说的,你是顶好的舞伴,可是蓉珠, 我爱着你呢。觉得在轻轻地吻着鬓角,母亲躲在 儿子的怀里,低低的笑。 一个冒充法国绅士的比利时珠宝商凑在电影明星 殷芙蓉的耳朵旁说,你嘴上的笑是会使天下的女 子嫉妒的,可是我爱你呢。觉得轻轻地在吻着鬓 角,便躲在怀里低低地笑,忽然看见手指上多了 一个钻戒。 珠宝商凑在刘颜容珠的耳朵旁,悄悄地说,你嘴 上的笑是会使天下的女子嫉妒的,可是我爱你呢。 觉得轻轻地在吻着鬓角,便躲在怀里低低地笑。 小德凑在殷芙蓉的耳朵旁,悄悄地说:“有许多 话一定要跳着华尔兹才能说得,你是顶好的舞伴, 可是芙蓉,我爱着你呢。觉得在轻轻地吻着鬓角, 便躲在怀里低低地笑。
第十章 “京派”与“海派”
一、“京派”与“海派”概念的 由来
沈从文与上海作家的论争 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批评上海的作家 缺乏尊严感。 《论海派》:“海派”“妨碍新文学健康发 展”。 苏汶(杜衡)《文人在上海》:上海气是现 代的都市气 鲁迅《“京派”与“海派”》:京派是官的 帮忙,海派是商的帮闲。
京派与海派的比较

京派海派比较京派与海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风格独特有着很大差别的文学流派,1933年至1934年,中国文坛上发生了一场有关“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到后来,“京派”与“海派”的外延、内涵有所变化,它们分别成为以作家居住地为划分一句的作家群体和文学流派的代名词。
京派与海派文化有着很大不同,形成比较。
京派与海派小说在思想文化内涵与艺术成就方面也可形成鲜明的比较。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文学的中心南移到上海,继续留在京、津地区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的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
“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
“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被称为“京派小说”。
京派小说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
主要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芦焚等。
所谓“京派”作家,主要指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的作家。
这批作家又可以为两类:一类是以《大公报》、《现代评论》、《文学杂志》、《水星》、《骆驼草》等为阵地的一批青年作家。
这些作家以京城文化为依托,又以高等学院为背景,主张远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
因此,在创作的作品中着力描写自然美、古朴的人性美、理想的爱情和理想的社会关系,带有浓厚的地方气息和抒情性。
另一类是以老舍为代表的老北京写实作家。
他们以写北京地方风情为主,虽然对古老的文化生存状态和接近自然的田园风光有所依恋,有所顾惜,但更多的是批判。
这部分作者也主张创作自由,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干预和侵扰,但他们从人道主义出发关注着社会人生,诅咒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金钱世界,走的仍是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然而,海派小说是不同于京派小说的,在地域上的分别上形成了这一流派。
因此,海派小说则也有别于京派小说。
初期具有“现代质”的海派小说是新文学的世俗化和商业化,过渡的描写都市,首次提出“都市男女”的主题,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
“海派”是集中在上海的小说流派,早期有张资平、叶灵凤等人的性爱小说,后期的代表是“新感觉派”小说。
京派海派政治之争

京派海派政治之争1933年—1934年的京海派之争虽历时一年便草草收兵,但是它向世人展示了北京与上海文化的不同方面,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京派海派文学的不同风格。
20世纪30年代整个中国文坛是由以鲁迅、茅盾为领导的左翼文学所把持,京海派之间的论争也只不过是主流文学之外的另一种声音。
二者之所以有争论,主要是由于文化价值和审美观念的不同引发的。
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论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拉开了京海派之战的序幕。
沈从文从“家中大司务老景’”谈起,说“这个大司务明白他份上应明白的事情,尽过他职务上应尽的职责,从而引出了“现在的文学家”,他们“如何把身份行为变得异常的古怪”,实指海派文学。
他同时又指出所谓的“海派”,不单指上海的“文学作家”,也包括北京在内的“一群教授”,他们的创作或授课“对于中国文学理想的伟大作品的产生,事实上便毫无帮助”。
沈从文很显然把京派作家的创作风格视为应该遵循的规范,而反对“海派”作家的浮躁喧哗,“作家的态度”应该“一切规规矩矩”,“着手写作时”,应该“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有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做下去”。
他觉得“文学家态度的改变”,要以他家大司务为榜样“那大司务处事做人的态度,就正是文学家最是学习的态度”。
海派理论家杜衡(苏汶)在1933年12月上海的现代杂志上撰写文人在上海一文反驳沈从文。
他承认了上海商品经济对文学作品的渗透和影响“新文学界中的‘海派文人’这个名词,其恶意的程度,大概也不下于在评剧界所流行的。
它的涵义方面极多,大概地讲,是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意味。
”并且进一步解释说这种作用是有原因的,商品经济中文人生活的不稳定性影响到文化心态的不稳定,“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和困难,自然不能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
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上海的文人更迫的要钱。
京派与海派的比较

京派与海派的比较京派、海派是30年代南、北相对的两个流派是两个有各自的审美追求、创作方式、创作风格都比较复杂的创作群体。
京派是指30年代前后活动在以北平为中心的的北方城市,集中在京、津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作家群。
代表作家有:老舍、沈从文、废名、萧乾、芦焚、林徽因、凌叔华等。
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北大、清华等大学里的师生,活跃在《现代评论》,《水星》,《骆驼草》,《学文》等北方文学报刊上因此作品的学院派味道很浓,追求古典文化传统、文风古朴典雅。
作品带有理想化色彩,返璞归真,描写山水田园和理想王国。
更多显示了北京古老文明都市的风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作品中更讲人情、人性和理想,提倡自然和传统。
海派的代表性作家有:张资平,叶灵凤,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禾金,黑婴等,他们的作品追求表现现代化大都市现代生活节奏,以更加务实的态度表现当时焦躁不安的人生情绪。
更多的借鉴外国现代派小说的表现技巧,注重感觉和印象,运用大量闪动的生活画。
注重表现人的心理活动,努力呈现潜意识、性心理乃至变态心理。
更多表现了上海的生活情景,表现金钱给人们心理带来的影响和扭曲及都市人精神的高度空虚。
揭露了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关系。
京派特点:这个小说流派所显现的是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热衷于发现各自的平民世界,除了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还有废名的黄梅故乡和京西城郊世界等。
它统一的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的。
这种态度使他们发掘普通人生命的庄重和坚忍,特别能写出女性包括少女的纯良。
在新旧变革的漩涡里,由追寻逝去的美,而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怀旧气息。
文化的保守主义使其避开当年激烈政治斗争和直接的文学功利目的,以间离现实斗争为代价,取得某种文化批评的自由立场。
它是主张个人的,充满个性化的,不是感情的狂放宣泄,而是情绪的内敛,理性的节制。
京派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
但其作品均在政治讽刺之外,开辟出一条哀伤的,寓意的世态讽刺和风俗讽刺的路子来。
对立与冲突的公开化_重读20世纪30年代京派与海派的论争

作品与思想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6期 对立与冲突的公开化 ———重读20世纪30年代京派与海派的论争□ 黄德志 京派和海派这两个概念最早出现于何时,尚有争议。
但研究界一般认为,海派肇始于清代同光年间的绘画界。
最早的海派是一种贬称,是内地(北方)传统画派对上海为生计所迫而迎合流行趣味的非正统画派的贬称。
此时,还没有出现京派画家之说。
京派与海派成为对比性流派概念,则起源于京剧。
相对于北京“京朝派”的正宗京剧,上海京剧被京人称为“外江派”,也就是京剧的海派。
这是最早的作为对比性流派概念的所谓京派和海派之说。
海派相对于京派而言,京派又因海派之名而益彰。
但海派戏剧的命运和海派绘画一样,往往是一个贬义词。
戏剧界的京派和海派产生以后,在艺术的长河中上演着它们对峙、融合的历史。
文学中的京派和海派显然是从戏剧界借用而来。
然而,京派和海派何时引入文学界,却是一个较有争议的问题。
本文认为,作为历史意义上的文学概念,文学京派和文学海派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京派海派论争前后才出现的。
京派与海派的论争直接导致了文学京派概念与文学海派概念的形成。
1 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把沈从文1933年10月18日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作为京派与海派论争的起点。
其实,早在20年代末沈从文到上海不久,他就开始了对上海文坛的批评。
1927年12月中旬,沈从文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其原因主要是为了在创作上寻求新的发展,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因为20年代中期,新文学中心南移,“出版物的盈虚消息已显然有由北而南的趋势”,“并且在上海一方面,则正是一些新书业发轫的时节”。
①1928年1月初,沈从文到达上海,但上海的实际情形与沈从文的文化理想相距甚远。
沈从文是在“五四”的感召下,抱着用文学来净化人心,以至重造民族品德的愿望走上文学道路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于是依照当时《新青年》、《新潮》、《改造》等等刊物所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词令,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
海派与京派

海派与京派京派是30年代前后新文学中心南移上海后继续留在北京活动的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群的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
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
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
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
"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
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
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
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海派,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在全中国兴起,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和上海均有很大的发展,其早期骨干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虽在北大成军,但其文化能量莫不起源于上海。
京沪两地在新文化运动的头十年大致平分秋色。
1920年代初的北京,除了文研会,以北大教授为核心形成另外两个著名文学社团。
1924年11月创刊的《语丝》,以鲁迅为主将,集合了周作人、顾颉刚、钱玄同、刘半农等。
另一派是以英美派为代表的胡适集团,由徐志摩、蒋延黻、梁实秋等创办的《现代评论》以自由主义为标榜。
林语堂是一个例外,他没有参加《现代评论》,而加入了《语丝》。
后来《现代评论》的骨干又组织了新月派。
1926年张作霖入京,实行文化高压,大学教授纷纷南下,北京文化界陷入凋零,上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的大本营。
随后伴随着“左联”以及“孤岛文学”的兴起,上海文学界出现了持续繁荣。
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
上海的文化被称为“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的主体,根植于江南地区传统的吴越文化,并且融入了开埠以后来自西方欧美地区的各国文化,而逐步形成的一种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属于上海的独特文化。
12、第十一讲 20世纪30年代小说之三(京派小说)

《桃红》(即“凤仙花”) 桃红》 凤仙花”
俗谚“有桃红的人家就有少女” 俗谚“有桃红的人家就有少女”,寡妇 孟林太太的女儿素姑12岁就学会了各种 孟林太太的女儿素姑12岁就学会了各种 12 女红,如今已是29岁,正在为自己绣第 女红,如今已是29岁 29 三口箱子。那放在妆台上的老座钟, 三口箱子。那放在妆台上的老座钟, “人家忘记把它的发条开上,它不知几 人家忘记把它的发条开上, 时就停住了。 时就停住了。”
三、“京派”小说的共性 京派”
1、多写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的题材。 多写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的题材。 不满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和商品性, 不满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和商品性, 多从文化角度观照普通人生。 多从文化角度观照普通人生。 强调与都市文明相对立的理想化宗法制农耕 文明生活,发掘人情、人性的美好。 文明生活,发掘人情、人性的美好。多带怀 旧色调和平民性。 旧色调和平民性。
我是从乡下来的人,说来可怜, “我是从乡下来的人,说来可怜,除却一点泥 土气息,带到身边的真亦可谓空空如也。 土气息,带到身边的真亦可谓空空如也。” “黄花苔就是蒲公英,是我们乡下的名目,据 黄花苔就是蒲公英,是我们乡下的名目, 说也是地丁的一种,不大清楚。 说也是地丁的一种,不大清楚。但为这集的散 文命名的时候,我不敢驰名海内的蒲公英,也 文命名的时候,我不敢驰名海内的蒲公英, 不取较为新鲜悦目的地丁, 不取较为新鲜悦目的地丁,取的却是不为世人 所知的《黄花苔》 原因是: 所知的《黄花苔》。原因是:我是从乡下来的 而黄花苔乃暗暗的开,暗暗的败, 人,而黄花苔乃暗暗的开,暗暗的败,然后又 暗暗的腐烂,不为世人闻问的花。 暗暗的腐烂,不为世人闻问的花。”
四、“京派”小说代表作家 京派” (一)废 名
(二)凌叔华 (三)萧 (四)芦 乾 焚
京派与海派的比较

京派海派比较京派与海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风格独特有着很大差别的文学流派,1933年至1934年,中国文坛上发生了一场有关“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到后来,“京派”与“海派”的外延、内涵有所变化,它们分别成为以作家居住地为划分一句的作家群体和文学流派的代名词。
京派与海派文化有着很大不同,形成比较。
京派与海派小说在思想文化内涵与艺术成就方面也可形成鲜明的比较。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文学的中心南移到上海,继续留在京、津地区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的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
“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
“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被称为“京派小说”。
京派小说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
主要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芦焚等。
所谓“京派”作家,主要指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的作家。
这批作家又可以为两类:一类是以《大公报》、《现代评论》、《文学杂志》、《水星》、《骆驼草》等为阵地的一批青年作家。
这些作家以京城文化为依托,又以高等学院为背景,主张远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
因此,在创作的作品中着力描写自然美、古朴的人性美、理想的爱情和理想的社会关系,带有浓厚的地方气息和抒情性。
另一类是以老舍为代表的老北京写实作家。
他们以写北京地方风情为主,虽然对古老的文化生存状态和接近自然的田园风光有所依恋,有所顾惜,但更多的是批判。
这部分作者也主张创作自由,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干预和侵扰,但他们从人道主义出发关注着社会人生,诅咒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金钱世界,走的仍是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然而,海派小说是不同于京派小说的,在地域上的分别上形成了这一流派。
因此,海派小说则也有别于京派小说。
初期具有“现代质”的海派小说是新文学的世俗化和商业化,过渡的描写都市,首次提出“都市男女”的主题,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
“海派”是集中在上海的小说流派,早期有张资平、叶灵凤等人的性爱小说,后期的代表是“新感觉派”小说。
从感官角度比较京派与海派小说的感觉观_现当代文学论文【精品论文】

从感官角度比较京派与海派小说的感觉观_现当代文学论文从感官角度比较京派与海派小说的感觉观.摘要:自20世纪30年代文学界的京派与海派之争以来,对京派与海派文学的比较研究就从未停止过,并且形成了一股研究热潮。
很多研究者从地域文化、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等等方面对京海两派小说做了细致的比较研究。
本文同样是京派海派小说的比较论,是通过分析京派与海派小说中具体感官描写内容,即小说中对色彩、声音、光线等内容的描写,来比较京派与海派小说对感觉的不同认定,从而深化对京派和海派小说的审美旨趣及文学理论的理解。
关键词:京派海派感官审美理想文学理论京派与海派这两个流派的名称是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
所谓京派,一般是指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文学的中心由北京南移至上海后,仍留守北京的一批作家群体,他们大多是一些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以沈从文、废名、林徽因、萧乾、朱光潜、李健吾等人为代表,一般以《现代评论》、《水星》、《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文艺杂志》等报刊为主要阵地发表文章,虽未发表具体宣言或明确结社,但由一些沙龙将大家联系起来,并且这个群体有着基本相同的审美旨趣和文学理论,并逐渐发展具备了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态和各种特征。
而海派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包括20年代末张资平、叶灵凤等的性爱小说流派、30年代的新感觉派、40年代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沪港市民传奇小说流派等。
而本文中的海派,则主要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风靡上海文学界的新感觉派,亦称上海现代派,代表作家有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等,他们活跃于《文学工场》、《无轨电车》、《新文艺》、《现代》等刊物上,以一种新异的形式来探索城市与人的关系。
京派与海派两个文学流派基本出现在同一时期,但他们对同一文学观念的具体创作风格要求却是大相径庭的,比如说他们都强调感觉,但对感觉强调的方向却是迥异的。
本文通过分析京派与海派小说中具体感官描写内容,即小说中对色彩、声音、光线、气味等内容的细节分析,来比较京派与海派小说对感觉的不同认定,从而深化对京派和海派小说的审美旨趣及文学理论的理解。
京派海派左翼文学各自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京派海派左翼文学各自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原创版】
目录
一、引言
二、京派海派左翼文学的概念和背景
三、京派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四、海派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五、结论
正文
一、引言
左翼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其起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
作为一个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文学流派,左翼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旨在探讨京派和海派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二、京派海派左翼文学的概念和背景
京派左翼文学是指 20 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以北京为中心的一批左翼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
海派左翼文学则是指同一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一批左翼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
这两派左翼文学在创作背景、地域特色和审美趣味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三、京派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京派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主要表现在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民族精神的强调。
在价值取向方面,京派左翼文学主张文学应该具有现实意义和民族意识,关注民众生活,反映社会矛盾,以此来推动社会进步。
四、海派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海派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主要表现在对都市生活的描绘和对个人情感的抒发。
在价值取向方面,海派左翼文学主张文学应该具有现代意识和个人立场,关注个体命运,抒发个人情感,以此来反映社会现实。
五、结论
京派和海派左翼文学在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方面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
书写不同的现代性:京派与海派(1930-1937)的开题报告

书写不同的现代性:京派与海派(1930-1937)的开题报告
1.研究背景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现代化运动。
在这一时期,中国各大城市涌现出了许多不同的文化流派,其中以京派和海派最为著名和有代表性。
在这两个流派中,京派和海派都体现了强烈的现代性特征,但又各具特色。
因此,本
文拟研究京派与海派两个文化流派的差异及其背后的现代性意义。
2.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通过比较分析京派和海派两个流派的文化特征,探究它们背后的现代性意义,包括哲学、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并阐述它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
和作用。
3.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
文献研究法主要是通过收集和分析相关文献资料,探究京派和海派两个文化流派的历史背景、特征、代表
人物及其思想。
比较研究法则是以文化比较为基础,分析两个流派的差异和联系,并
深入探讨其中所蕴含的现代性意义。
4.预期成果
本文预计能够全面解析京派和海派两个文化流派的思想内涵和现代性意义,阐述它们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并为研究中国现代性的形态和特点提供一定
的参考意见。
同时,本文也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思考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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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对海派的批评
沈从文自然是讨厌“海派”作风的,但他在批评“一群玩票白相文学作家”的态度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拉上北京的人物作为陪绑,以显示公允平正并无门户。他指出:“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已经成了名的文学者,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希望他们同我家大司务老景那么守定他的事业,尊重他的事业,大约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上海现代派承袭了前期创造社的文学向内心掘进的取向,并且以作家叶灵凤为桥梁,把原来附属于浪漫抒情流派的现代主义因素,拓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现代主义流派。前期创造社的小说,如郭沫若的《残春》、《叶罗提之墓》,郁达夫的《银灰色的死》、《青烟》,陶晶孙的《木犀》、《音乐会小曲》都触及到变态心理,甚至性心理的内在世界层面。郭沫若自称:“我那篇《残春》的着力点并不是注意在事实的进行,我是注意在心理的描写。我描写的心理是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这是我做那篇小说的奢望。若拿描写事实广度去测量它,那的确是全无高潮的。若是对于精神分析学或梦的心理稍有研究的看来,他必定可以看出一种作意,可以说出另一番意见。”叶灵凤时为创造社的“小伙计”,他的《鸠绿媚》描写一个青年小说家抱着一个有“波斯月亮”之誉的异国公主的磁制骷髅睡觉,每夜都梦见这位波斯公主和他相亲相爱的香艳故事,把潜意识、性心理和梦幻交织成艳丽而神秘的艺术境界,它的文化情调是与上海现代派一拍即合的。叶灵凤介绍过西方的现代派作家,如英国的乔伊斯,法国的普洛斯特,美国的帕索斯。他认为“现代小说着重于内心分析”。上海现代派聚集和发展了前期创造社,尤其是叶灵凤的这种文学向心取向,施蛰存自称:“大多数小说都偏于心理分析,受Freud,(弗洛伊德)和H.Ellis(英国人类学家霭理斯)的影响为多。”他是以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和霭理斯的性心理学作为窥视人物内心世界的灵敏的透视镜的。从布洛克开列的五种取向而言,这个流派的文化心理是向(二)(三)两种倾斜的。在京派作家倾于民俗、倾于古朴的宗法制农村儿女,和上海现代派倾于性心理、倾于骚动的洋场社会儿女之间,他们对文学的本质、功能和生命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他们因文化风气不同而对打“喷嚏”在乎势不可抑。也许这并非什么“恶意”,因为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去维护艺术的独立价值,只不过他们的文学渊源和文化心态各执一端,形成各具格局的群体意识罢了。
当20世纪30年代前期,北平的“京派”作家在大学公寓中闻到“十里洋场”的酒气肉味,上海现代派作家在租界亭子间中闻到明清古都朴野恬淡的风气的时候,他们都不禁鼻子痒痒的打起喷嚏来。1933年9月起,沈从文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一年后他似乎感觉到流派羽翼已丰,或南北文学格局已趋于明晰,于是就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拈出京派海派的话题。这就是发生于1933年至1934年间,一方是北平的沈从文,一方是上海的杜衡的“京派”与“海派”的争论。
沈从文对海派文学,或文学商业化的批评,是基于他的文学独立精神和纯艺术家的态度。早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中,他就透露过对文学精神堕落的忧虑:“从民国十六年(1927),中国新文学由北平转到上海以后,一个不可避免的变迁,是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商业化竞卖。一要趣味的俯就,使中国新的文学,与为时稍前低级趣味的海派文学,有了许多混淆的机会,因此……创作的精神,是逐渐堕落了的。”他是以文学的典雅的人文情怀作为自己理论的支撑点的,因此行文中隐忧多于火气。然而在他这种欲擒故纵的迂回战术受到“海派”作家的反击之后,火气难免上升,但他依然不失学者风范,又在《论“海派”》、《关于海派》等文章中,恭恭敬敬地表示“同意”对方的文章,并对自己所用的术语作一番严格的界定:“‘海派’这个名词,因为它承袭着一个带点的历史性的恶意,一般人对于这个名词缺少尊敬是很显然的。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我所说的‘名士才情’,是《儒林外史》上那一类斗方名士的才情,我所说的‘商业竞卖’,是上海地方推销×××一类不正当商业的竞卖。正为的是‘装模作样的名士才情’与‘不正当的商业竞卖’两种势力相结合,这些人才俨然能够活下去,且势力日益扩张。”作者已经改变了第一篇文章中正襟危坐,向生徒从容布道的态度,眉心已微微紧蹩,用语也带几分尖锐甚至刻薄了。不过,他依然把清除这种“妨害新文学健康发展”的海派坏影响,作为南北两地作家的共同责任,并且特地说明:“杜衡君虽在上海,并不缺少成为海派作家的机会,但事实明明白白,他就不会成为海派。……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大多数正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杂志编纂的人(除吃官饭的作家在外),他们即或在上海生长,且毫无一个机会能够有一天日子同上海离开,他们也仍然不会被人误认为海派的。”这样,他把起而应战的对方排除在论争对象之外,使自己成为避开后卫和门将的足球运动员,可以从容不迫地射空门了。诚然是喷嚏也有打喷嚏者的文化方式,沈从文受海派风气的刺激接二连三地打出来的“喷嚏”,分明带有古都社会雍容尔雅的风度,先是掀起竹布长衫的大袖,掩住仰天皱鼻子的面容,轻松过后,又风度翩翩地向对方连称“失礼失礼”。“请多多包涵”。因此,虽然难免带点冒失,但终究没有留下多少宿嫌。从这里,也可以或隐或现地窥见“京派”作家节制、和谐而圆融的审美文化的心境。
文化的差异引发了争论
文化的差异引发了这场争论。文化的差异又渗透在这场争论的方式之中。早在6、7年前,已经渐渐带点京派精神领袖味道的周作人,就写了《上海气》一文,奚落上海多的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格。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乐的上海气的东西,文章也是其一”。“上海文化以财色为中心,而一般社会上又充满着饱满颓废的空气”。周作人自称心里潜伏着“两个鬼”:绅士鬼与流氓鬼。这种骂座不敬式的文化批评,这种对上海气的鄙夷,是“流氓鬼”的表现。但是一旦面对具体的争论对象,沈从文倾于采用“绅士鬼”的态度,这位年轻的“京派”的理论家带有明清帝都的古朴之风,即使是争论,也具有宁静、恬适和随和的风度,仿佛一位谆谆善诱的教师爷在规劝着一个调皮促狭的学生,仿佛一位眉宇清明的艺术之神谛视着骚动纷扰的人世间。揭开这场论争的,是沈从文发表于1933年10月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文章《文学者的态度》。他写得那么亲切自然,先从身边的厨子写起,“我家中大司务老景是这样一个人:平时最关心的是他那份家业。厨房中的切菜刀,砧板,大小碗盏,与上街用的自行车,都亲手料理得十分干净。他对于肉价,米价,煤球价,东城与西城相差的数目,他全记得清清楚楚。凡关于他那一行,问他一样他至少能说出三样。他还会写几个字,记账时必写得整齐成行美丽悦目。”在主仆间互致敬意,彬彬有礼之中,他引导文学者以这个诚实的下等人对待职业的态度为态度,认为:
20世纪30年代文学的京派与海派
京派和上海现代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风格独标的梦。一个梦萦绕于山水间的清泉,一个梦漂浮在洋楼内的酒浆。当泉水汇入江流,酒意受原野的清风吹拂的时候,梦也就残破,也就苏醒了。
它们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的错综复杂,展示了文学智慧的丰富层面,同时又不能全然逃避社会历史的动荡冲激。
作者的辩论手法不可谓不高明,他以守为攻,以悲论的语调诉述着自己一群的不幸和可怜,从而把对方的“恶意”置于以暴凌弱的尴尬地位。《老子》说,哀兵必胜。《孙子兵法》说,避实击虚,后发制人。假若说,沈从文的议论是攻势中带有宽容,那么苏汶的议论则在守势中充满心计。正是在这种退一步,进两步之中,他肯定了上海作家的艺术革新精神;“也许有人以为所谓‘上海气’也者,仅仅是‘都市气’的别称,那么我相信,机械文化的迅速的传布,是不久就会把这种气息带到最讨厌它的人们所居留的地方去的,正像海派的平剧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正统的平剧一样。”这个“喷嚏”带点酸苦味,又带点自信力,是深深地噎进去,又猛然地喷出来的,其间耍了一点都市人的小聪明,却没有矫揉造作的君子风。
两个风格独标的梦
京派和上海现代派之争只不过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小小的插曲,两股文学支流的不期而遇的冲荡。在30年代文学的总体格局中,由于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作为主潮左右着整个文坛,京派和上海现代派是以讲究审美情趣或表现技巧为职志的独具风采的文学支派。应该说,这不是分庭抗礼、老死不相往来的两个流派,它们的中坚分子倒是声气互通的。沈从文是《现代》杂志的忠实支持者,施蛰存对沈从文的困境也不作袖手旁观。这种对同行的回护,说明京派海派之争是礼让之邦的“君子之争”。
新文学的流派之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面临退潮而发生分化不久就出现了。自日本归国的创造社和雄踞国内的文学研究会,因社会意识和审美趣味的差异而发生撞击,其声势之大,火气之旺,为十年后的京派海派之争望尘莫及。在1928年,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倡导“革命文学”,又猛烈地抨击了语丝派的“趣味中心主义”。这是东西方文化撞击中,作家的审美取向分解重组时出现的必然现象。社会学家布洛克(Bloch)在《个人解组与社会解组》一书中,曾经列举当个人遭逢巨大的社会变动而难以适应时,可能采取的五种心理取向方式:(一)返回原有的行为规范;(二)创造自己的行为方式,设法为社会采用;(三)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各种反社会行为,如非行和犯罪,攻击现存社会秩序;(四)退出社会,避难隐遁;(五)以自杀解脱一切。周作人在北平延续语丝派遗风,并与新月派合流。在语丝残部向京派过渡之中,较早出现的《骆驼草》散文周刊(1930年5月创刊)已标榜“不谈国事”,“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的超然的文艺态度。周作人开始醉心于民俗研究,在《骆驼草》第一期发表了《水里的东西》,介绍俗称“河水鬼”的水中动物,希望“使河水鬼来做个先锋”,引起大家对于“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的“调查与研究之兴趣”。可以说,这种人类学、民俗学以及新月派尊崇人性的观念,凝聚成京派文学的文化基调。在布洛克所开列的五种文化心理取向中,它兼备了(一)(二)(四)三种,在兼容中显示了清明安和、从容恬适的心境。
——杨义
杨义:教授,博导。广东电白人,1946年8月出生。
1965年-1970年就学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1年获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学系硕士学位,2000年获武汉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91年获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起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并被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聘为兼职教授。著有《鲁迅小说综论》、《中国历朝小说与文化》、《京派海派比较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叙事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等30余种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