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浅析俄国文学史中的多余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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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俄国文学史中“多余人”现象19世纪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
这是关于俄罗斯贵族青年知识分子的群像。
这些人既不与贵族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跳出贵族圈子与人民结合,终日空虚彷徨、无所事事,最终成为了社会上的“多余人”。
其主要代表有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奥涅金;赫尔岑小说《谁之罪》里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里的毕巧林;屠格涅夫小说《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小说《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等等。
这些人虽然出现于不同的社会时期,但他们具有明显的共同特征:出身大多为名门豪族,文化教养程度高,头脑聪明且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
当时的俄国国情让他们看出了现实生活中的缺陷与弊病,也了解到农奴制下的种种不平与罪恶,他们能隐约嗅到时代潮涌的气息。
但这些超前且聪明的人脱离群众,远离革命,性格软弱,既不甘心沉沦到底,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所以只能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
这些时代的“多余人”在生活中找不到适当的位置,在社会上无所作为,在现实社会中感到沉闷压抑,在精神上焦躁不安又忧郁彷徨。
这一切都决定了他们一生当中必然无所事事、毫无作为、空虚无聊,成为“既非孔雀,又非乌鸦”的中间人物。
俄国杰出的文学批评家赫尔岑在评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明确地提出了“多余人”这一概念,并指出:“‘多余人’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他永远不会站在政府一面,还在于他永远也不会站在普通老百姓这一面…”。
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评论“多余人”这一形象:“…这些人常常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和巨大的精神力量,本可大展才华,但却很少作为,或者根本无所事事……”。
这些头脑清晰、精力充沛的俄罗斯青年为何要患上“俄罗斯忧郁症”?这些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何以成为无所事事的“多余人”?挖掘他们悲剧人生形成的根本原因,了解“多余人”形象对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是相当必要的。
举例说明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的特点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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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的特点和意义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是一个重要的艺术构成,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对这个形象的描绘和刻画,作家们表达了许多深刻的意义和思考。
这篇文章将以揭示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特点和意义为主线,通过举例分析,探讨多余人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表达的内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多余人形象的特点。
多余人形象常常指的是社会中边缘化的群体,他们在社会中无法找到自己的地位和意义。
他们可能是生活在贫困中的底层人民,也可能是受到排挤的知识分子,亦或是身份不明的流浪汉等等。
他们通常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生活状态困顿、孤独寂寞。
他们的存在常常被社会所遗忘,他们的命运往往是孤独和无望的。
在《罪与罚》这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现了一个典型的多余人形象:主人公罗迪昂·罗斯托夫。
罗迪昂原本是一个有前途的学生,但因为贫困和所谓的“多疑症”,孤立自闭,最终陷入了犯罪的漩涡。
他在社会中既不被接纳,也无法接触到像样的工作机会,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物。
罗迪昂的命运代表了社会对于多余人的冷漠和漠视,也揭示了社会对于弱势群体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帮助。
多余人形象在《钦差大臣》这部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描绘。
作品中的多余人形象是主人公切尔里科夫,他是一个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地位的人,整日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
切尔里科夫经常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成为社会中不被重视的存在。
切尔里科夫的形象让人们看到了社会中许多被边缘化的人们,他们没有奋斗的目标,没有充实的生活,他们只是一个多余的存在。
多余人形象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社会中的不公平和边缘化现象,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样的形象的刻画,提醒人们对于社会中边缘群体的关注和关怀。
多余人形象是作家们对社会中虚弱群体的关怀和呼唤,是对人们共情和同理心的唤起。
通过揭示多余人的命运,作家们希望唤起社会对于这些人的关注,改变社会对于边缘群体的态度和偏见,使他们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帮助。
论《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文档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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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摘要: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塑造的奥涅金开创了俄国文学史中“多余人”的先河。
他们对社会不满,想要摆脱却又无法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想得多做得少,在社会上找不到立足之地,最后沦为社会的“多余人。
本文通过分析奥涅金所在的时代,探讨多余人的特征,进而深刻地揭露了农奴制度的残酷,反映贵族知识分子精神的苦闷、失落、彷徨。
普希金,俄国著名的文学家、小说家、诗人,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俄国诗歌的太阳”。
他的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之作,而普希金自己也称这部小说是他最好的作品。
《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俄国文学作品通过对俄国社会各个阶层生活的描绘,全面而又深刻地展示了当代俄国社会的时代特征,“一八一二年抗击拿破仑的入侵及后来的胜利,唤起了俄罗斯沉睡的力量,激起了民族的自觉和自豪感,同时欧洲的进步也影响了农奴制的俄国,有力地推动了俄国社会的进步。
但是二十年代代表社会觉醒的十二月党人的失败,却又给俄国蒙上了一层阴影,人们无所适从,看不到前途。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点”。
因而别林斯基说:“只有从普希金的时代起,俄国文学才开始产生了,因为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俄国生活的脉搏在跳动着”。
一、处于精神挣扎中的“多余人”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让奥涅金厌倦了,却找不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来到乡间,没有了城市的喧闹,却有地主们的庸俗无聊和肤浅。
奥涅金仍旧不能摆脱精神上的空虚和失落。
拉林娜家的大女儿达吉雅娜热爱自然、感情真挚,纯朴善良、内心敏感、喜欢独处。
夏夜,她就靠幻想来装饰,冬夜,她就听奶妈讲怕人的故事。
奥涅金的到来使达吉雅娜这个沉思、忧郁、不被理解的乡村女孩似乎看到了希望,认定奥涅金是上天派来的将她从不幸中拯救出来、给她保护的、值得她用灵魂来等待的那个人。
于是天真纯朴的达吉雅娜给奥涅金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情书,却遭到了奥涅金当面的拒绝和训斥。
奥涅金拒绝达吉雅娜并不是仅仅由于某一方面的问题,因为奥涅金处于精神空虚失落的境地,所以他的精神是复杂的。
简析俄国文学中三个_多余的人_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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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的 能 力 终 于 一 事 无 成 消 沉 苦 闷 仿 徨 一 生 普 希 金 通 过 这 一 典 型 形 象 的塑 造 实 质 上 是 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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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地 批 判 了 形 成 这 种 性 格 的上 流 社 会 和 专 制 农 奴 制 深 切 地 表 达 了 那 个 时 代 的俄 国 青 年 的 思
想 苦 闷 探 索和 觉 醒 不 幸和 悲 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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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的束缚 他 自视 清 高 不 愿 与 贵族 社会 中 那 些 绅 士 淑 女 交往 但 他 又 跟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相 距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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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 活 到 二 十六 岁
承 德 民族 师 专 学 报
年增刊
简 析 俄 国 文 学 中三 个 多 余 的 人 形 象
李耕 耘
俄 国 批 判 现 实 主 义 文 学 产 生 形 成 于 十 九 世 纪 三 四 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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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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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形象在文学理论中指语言形象,即以语言为手段而形成的艺术形象,亦称文学形象。
它是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特殊形态。
下面是店铺整理的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欢迎大家分享。
“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主要产生于二十至五十年代的俄国贵族革命时期。
在当时,一些受过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具有较高天赋和才华的贵族知识分子,既不满上流社会的腐败,愤世嫉俗,又无力与资产阶级决裂;既有朦胧的`追求,希望有所作为,又脱离人民,远离革命。
结果,在碌碌无为中,虚度一生,成为“多余人”。
这些“多余人”形象不仅是十九世纪前半期俄国文学的中心主人公,而且是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主要角色,是世界文学画廊中的珍品。
奥涅金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在普希金的文学作品中,他是一个“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也“永远不能站在人民方面”。
他的灵魂空虚,缺乏毅力和恒心,也没有实际工作能力,认为是贵族生活养成了他的恶习。
腐朽黑暗的社会使他找不到生活的方向。
简言之,相对于俄国社会的环境而言,他是“多余”的。
然而,我们谁都不敢对我们的生存环境大声宣布“本人必不可少呢”历史的脉搏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或缺而停止跳动。
奥涅金的形象是俄国贵族革命时期开始觉醒又找不到出路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一方面,他受到欧洲民主思想的启蒙,具有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品格和气质都高于周围的贵族子弟,同时,他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现实社会看不到出路和希望,所以,他不会与社会反抗,苦闷,彷徨、忧郁、痛苦对生活极端的冷漠。
另一方面,他希望可以改变现状,但又不可能与社会决裂,所以,他不会与社会反抗,对生活态度是消极的逃避。
总之,他既不愿意与贵族同流合污又不能站在农民这一边,成了一事无成的“多余人”,脱离了人民群众。
奥涅金之所以是奥涅金,在于他所产生的“多余感”。
高度发展的智力找不到自己生存于世的理由,上流社会穷奢极欲,又俗不可耐,爱情不过是虚情假意,书本上写满了无聊与欺骗,生活所显示ide虚幻进而使他超越了本身生活,去思索生命的意义,但他找不到答案,他成为了一个怀疑主义者,奥涅金的“多余感”正是根植于其内心深处的怀疑主义,他失去了生命的热情和生存的勇气。
俄国文学中“多余人”的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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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
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洛摩夫是这一系列形象的典型代表。
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
“多余人”作为一个人物系列,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环境,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
然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性。
本文着重分析“多余人”形象共同特征以及他们的发展变化规律。
关键词:多余人共同特征发展与演化现实意义正文:19世纪上半叶,西欧各先进国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而俄国封建农奴制内部,新的资本主义已经萌生,同时,农民起义、暴动风起云涌,专制的危机已渐露倪端,农奴制度的崩溃已不可逆转,1812年反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民族意识普遍觉醒,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对专职农奴制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日益高涨。
在这种情势下,贵族青年中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分化:一部分人渴望为祖国做一番事业,要求改变现存制度,这些人就是十二月党人;另一部分人仍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企图永久保持贵族特权地位;而第三种人则是贵族青年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感到时代的风暴即将来临,不甘心和贵族阶级一道灭亡,但阶级的局限又使他们没有勇气与能力去参加革命斗争,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景,因此终日彷徨苦闷、焦躁不安,即染上了当时人们所说的“时代的忧郁病”,这一类人也即我们所谓的“多余人”。
“多余人”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中,后来被俄罗斯文学界和批评界用来称谓具有类似奥涅金的性格气质和历史命运的那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
“多余人”之多余是指贵族知识分子相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而言,他们具有思考能力,智慧过人,但却无法脱离他们委身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并采取行动,或者,按照赫尔岑所说,他在其安身立命的环境中时“多余的人”,他并不具有从这种环境中脱身出来的一种坚毅的性格的必要力量,他们收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善于独立思考,对社会、生活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都试图发现生活的真理和寻找内心的和谐与自由,但是屡屡受挫,以至于无法适应现实生活而被现实生活拒之门外。
浅谈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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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浅谈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在学习、工作中,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论文是对某些学术问题进行研究的手段。
那么一般论文是怎么写的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浅谈俄国文学的文章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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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一种用口语或文字作为媒介,表达客观世界和主观认识的方式和手段。
接下来由小编为大家整理出浅谈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地主,尽管他有“黄金一般的心灵”,却总是懒洋洋地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虽然他在心中已经制定出了种种整顿自己领地的改良计划,可年复一年始终没有写出来,更不用说现实了。
他整天躺卧在一间既当卧室、又当书斋和客厅的房子里。
他的书架上放着两三本发黄的书,壁上的图画牵着蜘蛛网,镜子照不出东西来,由于灰尘多,可以把它当做记事牌。
笔和纸都干枯发黄了,如果把鹅毛笔向墨水瓶里伸下去,说不定就会有只苍蝇嗡嗡地从里面冲出来……他虽然只有32岁,却没有年轻人的朝气。
或者却是跟死了一般,到了最后,这位善良,有教养而又懒惰的、被现在人称作“废物”的人终于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他就是被称为“多余人”的最后代表——奥勃洛莫夫。
在文学史上,“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这类形象几乎无一例外地跃现于俄国进步作家的笔端,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多余人”系列形象。
以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为“始祖”,此后莱蒙托夫的毕巧林(《当代英雄》)、赫尔岑的别里托夫(《谁之罪》)、屠格涅夫的罗亭(《罗亭》)、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奥勃洛莫夫》)等形象无不脍炙人口。
这种人出身高贵,受过良好的教育。
他们对现状不满,但只是徒然看清了社会的本质,无奈没有出路。
俄国多余人形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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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的共同特征和发展演变摘要:文学与时代密切相联, 这是俄罗斯文学的传统。
这一传统到了十九世纪俄国作家手中更推向了高潮。
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真实地记载了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全过程, 并且塑造出了不同时期的典型形象系列。
其中“多余人”的形象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独特的形象系列, 他充分体现了贵族革命阶段贵族知识分子的特点。
这组形象的出现, 是世界文学中特有的现象, 也是俄国社会生活的必然反映。
关键词: 俄国文学“多余人”贵族知识分子“多余人”是俄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一类特有的文学典型。
从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开始, 以后又有莱蒙托夫长篇小说《当代英雄》里的主人公毕巧林,赫尔岑的长篇小说《谁之罪?》里的别尔托夫,屠格涅夫著名小说《罗亭》里的主人公罗亭及冈察洛夫的小说名篇《奥勃洛摩夫》里的主人公奥勃洛摩夫等等, 这些著名的文学人物全是“多余人”形象的代表。
作为19 世纪俄国贵族革命时期的产物, 在“多余人”系列画廊中, 这些人物形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与连续的发展轨迹。
一、“多余人”“多余人”诞生于19 世纪前半期的俄国。
当时, 西欧各先进国家, 已进入资本主义胜利确立的时代, 而俄国封建农奴制内部, 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生。
同时, 农民暴动风起云涌, 农奴制度的崩溃在所难免, 专制政体的危机已渐露端倪。
1812 年反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 大大促进了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 有文化、有头脑的人开始放眼世界、反省自身。
同时, 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启蒙主义思想以及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影响和推动下, 俄国解放运动的贵族革命形势出现了, 由此引发了贵族青年深刻的阶级分化: 极少数最先进的爱国的仁人志士, 迫切要求彻底改革农奴制度, 强烈渴望改变祖国和民族的落后状况; 他们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 甚至公开站出来同强大的沙皇专制政权进行英勇的斗争, 其最杰出的代表就是著名的“十二月党人”, 以及被列宁称为“革命家”的赫尔岑等。
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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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摘要: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他们是某些贵族知识分子,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因为远离人民,不能有所作为。
“多余人”具有复杂的性格,有独立的人格和探索真理的精神,但往往也具有一定的性格缺陷。
他们试图改变俄国,有一种救国救民的使命感。
奥涅金,别尔托夫,毕乔林,罗亭,奥勃洛摩夫等都是“多余人”的代表。
通过他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俄罗斯历史文化并且阐释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
关键词:俄国文学多余人贵族知识分子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他们是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如赫而岑所说的,他们“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同时也“永远不能站到人民方面”,只能作为一个社会的“多余人”。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奥涅金,赫而岑《谁之罪》里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里的毕乔林,屠格涅夫《罗亭》里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等,都是“多余人”的代表。
奥涅金是第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
他有过热情和梦想,可是他既看不到变革社会的力量,又找不到出路,因此热情消失了,梦想破灭了,只能整天无所事事,通过舞会,剧院,醇酒和美女填补内心的空虚。
他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对批判现实主义的确立起了很大作用。
毕巧林是俄国文学史中的第二个“多余人”形象。
毕巧林富有教养,精力充沛而又智慧过人。
庸俗空虚无聊的生活使他抑郁苦闷,失去了爱情和友谊后,他在通往波斯的旅途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毕巧林的“恶习”和他的悲剧人生经历引起读者的批判谴责,叹息和同情。
别里托夫和罗亭是第二代“多余人”的代表。
《谁之罪》以三个青年的消沉苦闷告终。
贫寒的大学生克鲁采费斯基和将军的私生女柳邦卡恋爱结婚,离开将军的庄园,过着独立平庸的小康生活,贵族青年别里托夫闯进他们的家庭,和柳邦卡相爱,为了避免破坏别人的家庭而远走国外。
别里托夫对社会不满,希望能有一番作为,但是脱离实际,一事无成。
简述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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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现象“多余人”出现在俄国历史舞台上不是刹那间的现象,它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
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到莱蒙托夫塑造的“当代英雄”毕巧林,再到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再到冈察洛夫作品中的“睡神”奥勃洛摩夫,“多余人”的形象逐渐充实鲜明起来。
(1)聪明的废物——奥涅金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是19世纪20年代俄国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
奥涅金具有所有“多余人”的共性,即聪明,博学有才华;生活在上流社会过着奢侈空虚的生活;厌恶自己的生活圈子却不得不依赖于它;有理想却缺乏实干精神、坚强的毅力;精神苦闷不知所措,最终迷失自我。
他也具有自己的个性,即他对新生活充满了憧憬,厌恶旧有的社会体制,表现出了强烈的叛*逆精神。
但他没有任何实际工作能力,没有毅力,事事不能坚持到底,内心非常痛苦,性格也更加阴郁、孤僻,被称为“聪明的废*物”。
(2)当代英雄——毕巧林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是俄国19世纪30年代的“多余人”形象。
此时的俄国正处在农奴制最黑暗最反*动的年代,统治者的残*暴让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的前途黑暗渺茫。
与第一代的代表奥涅金相比,除了拥有“多余人”的共性,毕巧林更狂热,更玩世不恭,更损人利已,更具有破坏性,表现得更加孤独、更加忧郁。
“狂热好动”与“人格分裂”是毕巧林的两大个性。
他是一个极端的冷热矛盾结合体。
一方面渴望生活,具有丰富的感情与奔放的激情,另一方面又对生活和人类丧失信心,往往激情与冷漠并存,显得喜怒无常。
他年轻聪明富有激情,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也因此对社会看的更透彻,心灰意冷的更彻底,可又止不住幻想,幻想过后又是更大的失望。
所以毕巧林的玩世不恭、碌碌无为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已是一个拥有高度自觉的自我意识的个体,一个冷静地怀疑着、分析着、求索着的个体。
浅议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浅议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多余人”形象是俄国文学十分重要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现象。
从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到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中的恰茨基,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一直到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罗莫夫,“多余人”形象几乎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俄国文学。
本文结合十九世纪时代背景和社会现状对这一形象加以探讨。
标签:“多余人”;普希金;格里鲍耶多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时代背景。
“多余人”形象是俄国文学中十分重要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现象,其主要特征是:出身上流社会并受到良好教育,却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持怀疑主义世界观。
他们一面明显感受到自己在受教育程度和道德上的优越性,一面持有社会消极心理,言行不一。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这些怀疑论者是社会进步的潜在推动者,他们对时代的觉察,使其具有领导社会改革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变革。
这一类人生活不幸,是处于与之成长的社会制度及生活方式的冲突中的矛盾体。
俄国历史发展也证明了,“多余人”的存在并非偶然,而是与社会现状紧密联系。
“多余人”不幸的原因在于:首先,他们要么完全不自知其生活的社会现状及改革的急迫性,要么不愿或根本无法接受现状或改革;其次,他们对周围的一切变化过于敏感,自我保护的本能导致其无力果断采取行动以改变现状。
他们专注于自我剖析,擅长在日记、自白、书信中体现自我;然而他们不幸的根源就在于自知身处泥淖却心怀理想,内心在理想与现实中斗争。
他们是一个独特复杂的群体,并非天之骄子,却本性自私,质疑一切,内向而偏激,因此注定成为陈腐旧制度的牺牲品。
一言以蔽之,“多余人”貌似与社会水火不容,实则离不开这样的社会。
(一)俄国自彼得一世改革之后,从西欧国家引进上流教育,然而这与俄国当时的社会现状严重不相符,矛盾日益激化。
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尼古拉集团的残暴统治更是愈演愈烈。
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就是诞生于这一时期。
纵谈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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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纵谈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形象杨婉莹 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摘 要:“多余人”这一崭新的名词,无疑是俄罗斯19世纪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新发现”,因为有了它,使得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不再孤单、平凡。
伟大的俄国诗人——普希金可谓是“多余人”的鼻祖,在他的笔下,读者似乎可以看到一个活脱脱的“多余人。
”当然,深入了解“多余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俄罗斯19世纪文学史和漫长悠久的具有深厚底蕴的俄罗斯文化。
关键词:多余人;主要典型;现实意义作者简介:杨婉莹(1993-),女,内蒙古呼伦贝尔人,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2-136-01一、“多余人”的诞生在19世纪、在普希金之前,俄罗斯文学史从未出现过“多余人”——这一文学现象,而它的诞生也推动了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蓬勃发展。
最初“多余人”的形象源自于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的著名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而这部长篇诗体小说也是作者最重要的作品,被称之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石”。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写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出身于贵族之家,从小就生活在富庶的家庭环境里,自幼便开始接受良好的教育。
他们拥有崇高的理想,却远离于人民;他们对当时的现实社会都有极大的不满,但缺乏行动。
因此有这样一句话是对他们的最好概括——那便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所以,这样一群多余人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他们异于常人的才华和禀赋。
二、“多余人”形象的主要典型最早是在普希金的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身上体现的,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普希金是“多余人”的鼻祖,但这一形象真正的广为流传,却是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之后才更加深入人心的。
在普希金之后,先后有四位作家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描绘了“多余人”的形象。
浅论屠格涅夫笔下罗亭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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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屠格涅夫笔下罗亭这一“多余人”形象内容摘要: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这一形象,是俄国文学史上“多余人”形象的显著代表,代表了俄国文学史的时代特征,也通过这一人物形象,让我们看到了俄国的文学史上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政治上的变革。
这一个形象的出现,不仅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一大进步,也是世界文学史的一个里程碑,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本文通过分析屠格涅夫笔下罗亭这一“多余人”人物形象,并和俄国其他的作家所写的作品中的“多余人”人物进行比较,找到罗亭这一人物形象的与众不同之处,并从他的身上,折射出的当时俄国的时代背景特征,以及当时的政坛变动。
罗亭这一人物形象是“多余人”的显著代表,罗亭作为一个有理想的青年,渴望成功,渴望改变社会现状,但是却由于社会的现状,阶级的局限性,导致他的理想难以实现。
罗亭是俄国在那个时代的绝大部分青年贵族的浓缩,他代表的不仅仅是自身,代表是那个时代背景下和他一样的一类人。
关键字:罗亭“多余人”阶级的局限性俄罗斯的社会变革正文:在俄国的文学史上,“多余人”这一称谓是在屠格涅夫在1850年发表了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之后才开始广为流传的,但是这类人物的基本特征在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身上已经确定下来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普希金的奥涅金这一形象是“多余人”的鼻祖,而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使得它更加深入人心。
之后又有赫尔岑《谁的罪过》中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博洛莫夫》中的奥博洛莫夫。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
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
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
浅析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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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摘要:“多余人”的产生和发展是俄国历史的产物,“多余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一些对社会制度不满、生活苦闷、厌恶当局又脱离人民无处施展抱负的先进人物的迷茫状态,“多余人”形象有其先进性和历史性,对整个世界文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俄罗斯多余人贵族爱情“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
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疾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
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
他们很是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他们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与底层人民相结合以改变俄国的现状。
“多余人”形象最早是在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身上体现的,在某种意义上“奥涅金”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而这一形象真正的广为流传是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之后才更加深入人心的。
之后又有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博洛莫夫》中“奥博洛莫夫”等。
一、出身“贵族”的“多余人”“多余人”都出身于贵族家挺,优越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根本不必为生活担心,他们从小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正是教育使他们开始思考社会人生。
也许人们追求财富、荣誉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作为一出生就拥有财富的贵族地主,他们渐渐认识到正是自己的特权地位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
他们背离本阶级价值的标准,不再把追求功名利禄、家庭幸福当作自己人生目的,作为上流社会、贵族阶级的一员却走上了与本阶级的价值标准相背离的道路。
《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学识广博、聪明深刻的奥涅金在二十六岁时仍然是个既无公职也无家室的人,成为上流社会眼中的怪人。
论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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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人物形象文学院播音主持12090510 卢亚光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
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
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
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
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
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
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
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
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
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
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试析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与中国现代文学“零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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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与中国现代文学“零余者俄国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生活在贵族阶级趋向没落的时期,在反动的专制政体和农奴制下感到窒息,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因为远离人民,无法摆脱贵族立场,缺乏生活目的,不能有所作为。
正如赫而岑所说的:“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同时也“永远不能站到人民方面”,只能作为一个社会的“多余人”。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奥涅金;赫而岑《谁的罪过》里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里的毕乔林;屠格涅夫《罗亭》里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等,都是“多余人”的代表。
普希金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小说是用诗体写成的,是一个重大的创新。
它的发表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确立的标志。
奥涅金的形象是俄国封建社会贵族青年的一种典型,他虽然受过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不满于贵族社会的庸碌,自视清高,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但贵族的生活方式又使他灵魂空虚,毫无能力,无所作为,成了社会的“多余人”。
这样,奥涅金就成为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人”的形象。
小说通过这一形象,塑造了二十年代贵族青年的典型,反映了当时贵族青年的苦闷、彷徨和追求。
在揭露和批判贵族社会的腐败和丑恶方面具有相当的力量。
奥涅金也因此在俄国多余人形象系列中成为最重要的,最具色彩的,最有代表性的多余人形象。
在其他多余人形象中,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乔林,在二三十年代曾是贵族社会里的佼佼者,是一个对上流社会强烈不满的贵族青年。
可是他摆脱不了贵族生活,没有理想,玩世不恭,感到苦闷绝望;他时时进行自我心理分析,既否定一切,也蔑视自己,因而也成为社会的“多余人”。
还有屠格涅夫《罗亭》里的罗亭,也是多余人形象,他能言善辩,热情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四十年代黑暗统治时,起过进步作用。
但到五十年代需要行动的时候,“多余人”只是一些语言多于行动的人,已经担负不起改革现实的任务了。
如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尽管他“有黄金般的心灵”,但他只不过是一个剥削阶级寄生虫的典型。
浅谈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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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多余人”形象,是于十九世纪的前期,伴随着俄国社会结构转变以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不断发展而诞生的一种俄国文学中的典型的人物形象。
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
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
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
他们很是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他们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与底层人民相结合以改变俄国的现状。
最终只能在极度的空虚和愤懑之中迎来属于自己的悲剧人生。
“多余人”形象的诞生,是与俄国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分不开的。
农奴制度下的封建俄国与来自西方的自由民主的社会思想的强烈对抗,促使了一批受到良好教育的贵族青年对于社会现状的反思。
他们希望社会向着自由民主的形态发展,却又不愿意失去自己所拥有的荣华富贵。
多余人的形象包括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赫尔岑笔下的别尔托夫、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等。
“多余人”形象的诞生,标志着俄国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标志着创作风格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型。
俄国文学中“多余人”的家族性性格的形成、发展和最终走向毁灭的过程,完整而具体的展现了俄国解放运动中贵族革命时期的社会面貌,反应了居于革命领导地位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着重提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病源,谴责了那个使得本来有希望“有为”的青年知识分子最终变得碌碌无为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不仅仅体现于自身形象所蕴含的广泛的社会意义,还来自于形象所包含的复杂而又深邃的哲学意义和美学内涵,揭示了旧社会体制内部深重的矛盾与危机。
浅析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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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 国 多余人
历史进程
从 普 希 金 笔 下 的 奥 涅 金 开 始 , 经 历 了毕 巧 林 、罗 亭 , 到 奥 勃 洛 摩 夫 ,构 成 了俄 国 文 学 特 有 的 多 余 人 形 象 系 列 。
黑 暗 的时 期 。
莱 蒙 托 夫 笔 下 的 毕 巧 林 , 是 个 出身 于 富 庶 世 家 ,在 彼
他 们 都 是一 些封 建 贵 族 ,他 们痛 恨 贵族 社会 的虚伪 与 庸 得 堡 长 大 的 贵 族 军 官 。他 少 年 英 俊 , 聪 颖 热 情 ,具 有 不 达
俗 , 对 现 实 怀 着 极 大 的 轻 蔑 和 不 满 , 表 现 出 一 定 的 叛 逆 目的 誓 不 罢 休 的 坚 强 意 志 和 敏 锐 的观 察 力 。 然 而 ,他 的 所 性 , 但 又 无 力 与 本 阶 级 决 裂 , 挣 脱 不 掉 这 个 社 会 旧势 力 的 作 所 为 和 他 的 才 智 全 然 不 符 。 毕 巧 林 一 进 入 青 年 期 就 在 上 桎 梏 。赫 尔 岑 说 他 们 “ 永 远 不 会 站 在 政府 方 面 ,也 永 远 不 能 流 社 会 消 谴 度 日, 但 不 久 他 开 始 感 到 烦 闷 ,调 到 高 加 索 几 站 到人 民方 面 ” ,只 能做 社 会 的 “ 多余 人 ” 。多 余 人 形 象 在 乎 使 他 快 活 起 来 , 然 而 战 斗 的 生 活 也 不 能 长 久 地 吸 引他 , 1 9 世 纪 俄 国 文 学 史 上 经 历 了2 0 年 代 、3 O 年 代 、4 O 年代 、5 O 他 比 以前 还 要 厌 倦 生 活 。 于 是 他 通 过 寻 求 冒险 刺 激 来 暂 时 消 除 压 迫 着 他 的 忧 郁 。毕 巧 林 自 己也 知 道 这 些 行 为 是 错 误
奥涅金“多余人”人格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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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涅金“多余人”人格形象分析刘雨天津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09501262内容提要:以叶普盖尼·奥涅金为代表,“多余人”之所以被称为“多余人”,是因为连他们自己都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自认为是“多余”的。
受特定社会环境影响,其人格中,本我和超我强烈冲突,自我渐渐迷失了,只能被动选择各种各样的逃避行为。
关键词:奥涅金多余人精神分析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在他的长篇诗体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中塑造了一个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多余人”。
这一形象不仅多次出现在俄罗斯文学中,如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里的别里托夫;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里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里的罗亭;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里的奥勃洛莫夫等,对其他国家的文学创作亦有一定影响。
日本文学家夏目漱石笔下《后来的事》主人公长井代助、鲁迅《伤逝》的主人公涓生,甚至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都能看到“多余人”的影子。
作为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我们可以从诸多人物形象中总结出“多余人”的共同的特征:出身于没落的名门望族,素受文化教养,不为官职钱财所利诱;也能看出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在反动专制下深感窒息。
他们虽有变革现实的抱负,但缺少实践。
他们生活空虚,性格软弱,没有向贵族社会抗争的勇气,只是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在社会上无所作为。
“多余人”形象诞生于现实主义文学,必然是对现实社会生活中“多余人”生存状况的真实记录。
“多余人”大多是悲剧的,可是“多余人”的悲剧是如何诞生的?贵族知识分子们的“多余人”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关于这个问题,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依德提出的人格结构分析理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弗洛伊德在其著作《自我与本我》一书中将人格的结构概括为三个方面:本我、自我和超我。
本我(id)是在潜意识型态下的思想,代表思绪的原始程序——人最为原始的、属满足本能冲动的欲望,如饥饿、生气、性欲等;本我为与生俱来的,亦为人格结构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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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形象是俄国文学十分重要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现象。
从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到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中的恰茨基,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一直到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罗莫夫,“多余人”形象几乎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俄国文学。
本文结合十九世纪时代背景和社会现状对这一形象加以探讨。
标签:“多余人”;普希金;格里鲍耶多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时代背景。
“多余人”形象是俄国文学中十分重要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现象,其主要特征是:出身上流社会并受到良好教育,却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持怀疑主义世界观。
他们一面明显感受到自己在受教育程度和道德上的优越性,一面持有社会消极心理,言行不一。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这些怀疑论者是社会进步的潜在推动者,他们对时代的觉察,使其具有领导社会改革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变革。
这一类人生活不幸,是处于与之成长的社会制度及生活方式的冲突中的矛盾体。
俄国历史发展也证明了,“多余人”的存在并非偶然,而是与社会现状紧密联系。
“多余人”不幸的原因在于:首先,他们要么完全不自知其生活的社会现状及改革的急迫性,要么不愿或根本无法接受现状或改革;其次,他们对周围的一切变化过于敏感,自我保护的本能导致其无力果断采取行动以改变现状。
他们专注于自我剖析,擅长在日记、自白、书信中体现自我;然而他们不幸的根源就在于自知身处泥淖却心怀理想,内心在理想与现实中斗争。
他们是一个独特复杂的群体,并非天之骄子,却本性自私,质疑一切,内向而偏激,因此注定成为陈腐旧制度的牺牲品。
一言以蔽之,“多余人”貌似与社会水火不容,实则离不开这样的社会。
(一)俄国自彼得一世改革之后,从西欧国家引进上流教育,然而这与俄国当时的社会现状严重不相符,矛盾日益激化。
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尼古拉集团的残暴统治更是愈演愈烈。
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就是诞生于这一时期。
他思维敏捷,谈吐高雅,言辞犀利且擅长雄辩,他流连于各种上流舞会,而内心深处却无法摆脱对虚无生活的厌弃和对达官显贵的嫌恶,精神上倍感孤独却又心灵早衰。
奥涅金所属的贵族衰落阶层因其经济上的完全寄生性而无法全力推行资本主义。
他既无法与所处环境中其他所谓有教养的上流社会沟通,又无法融入真正进步的阶层,只剩下拜伦式的装腔作势。
(二)格里鲍耶多夫笔下的恰茨基是“多余人”形象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体现。
主人公恰茨基猛烈批判封建贵族纸醉金迷不思进取,讽刺他们只会怀念“奥恰科夫和征服克里米亚”时代。
事实上,在俄罗斯文学中,恰茨基是向农奴主和保守分子的社会发起挑戰的第一人。
他具有民主思想,踌躇满志想要拯救受苦人民,勇敢地大声宣扬人应该诚实服务,却不知如何付诸实际行动,最终沦为一个
善于激辩、却无实际作为的空谈者。
更可笑的是,他非但没有成为后来的十二月党人的支持者,反而冷酷嘲讽这些先驱者。
当危机出现时,自私的本性使他首先想到的仍是维护自己所在的特权阶层。
(三)毕巧林是19世纪40年代的产物,不同于奥涅金,毕巧林已经具有强烈的自我剖析能力。
伟大的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多次强调他的成熟和自我意识,认为他的自我审视,真诚待人,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等特点,认为他是意识和激情的矛盾综合体。
这些特征反映了40年代俄国的社会心理,贵族知识分子越意识到文明与奴隶制的矛盾升级,其激情便越减弱。
因此,意识与激情的对立日益激化,所谓的“哈姆雷特反应”日益尖锐。
从另一方面看,贵族知识分子越来越关心社会问题,间接推动了之后的农奴制改革。
(四)随着社会的进步,俄国资本主义与落后的封建农奴制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其时正值俄国克里米亚战争惨败,充分暴露了农奴制俄国军事和经济上的落后,也迫使人们思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寻求能够改造社会的力量并探索强国强民之路。
年轻一代激进的知识分子和保守的自由主义贵族的老一代人激烈论战。
罗亭便在其列,他同样接受了良好教育,信仰科学,关心时事,热情洋溢,才思敏捷却无法正确将其智慧运用、付诸斗争实践,成为“语言的巨人和行动的侏儒”。
罗亭式人物的不幸在于脱离人民,他摆脱了封建领地,却无法摆脱在封建领地上受到的教育和形成的观念,根深蒂固的虚无主义导致他甚至无力为自己的爱情负责。
(五)奥勃洛莫夫是冈察洛夫笔下“多余人”形象蜕化的极致,通过对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奥勃洛莫夫一生的叙述,作者客观真实地再现了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俄罗斯的社会现状,辛辣揭示了当时俄罗斯社会的腐朽与黑暗,成为废除俄国农奴制的最强音。
这个时代落后者的形象,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
他身上的封闭和惰性是众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蒙昧主义的直接体现,也预示着腐朽的封建农奴制必然走向灭亡。
综上所述,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多余人”现象正是当时社会腐朽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和贵族特权与日益兴起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愈演愈烈的矛盾的真实写照。
一方面,现实主义作家们描写落后愚昧却占有几乎全部国家财产的特权阶级种种荒诞行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场疾风骤雨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着,因此,“多余人”并不多余,而是典型。
此外,“多余人”的多余在于他们对社会的无作用性,他们也许意识到需要改变什么并深深为之苦恼,但却没有任何实际作为以改变现状,一旦触及到动摇自身利益,他们立即缴械投降,没有勇气像十二月党人那样坚定地拿起武器进行斗争。
对于俄国社会的进步,他们没有起实质的推动促进作用。
因此,对亟待改革甚至革命的俄国社会而言,他们是多余的。
参考文献
[1]《叶甫盖尼·奥涅金》(1912-08),北京,花城出版社,普希金著,智量译;
[2]《当代英雄》(2004-01),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莱蒙托夫著,力冈译。
通讯作者:章媛媛(1989-),女,助教,硕士,毕业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专业,辅修中药学,现任职于江西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传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