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浅议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形象是俄国文学十分重要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现象。

从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到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中的恰茨基，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一直到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罗莫夫，“多余人”形象几乎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俄国文学。

本文结合十九世纪时代背景和社会现状对这一形象加以探讨。

标签：“多余人”；普希金；格里鲍耶多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时代背景。

“多余人”形象是俄国文学中十分重要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现象，其主要特征是：出身上流社会并受到良好教育，却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持怀疑主义世界观。

他们一面明显感受到自己在受教育程度和道德上的优越性，一面持有社会消极心理，言行不一。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这些怀疑论者是社会进步的潜在推动者，他们对时代的觉察，使其具有领导社会改革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变革。

这一类人生活不幸，是处于与之成长的社会制度及生活方式的冲突中的矛盾体。

俄国历史发展也证明了，“多余人”的存在并非偶然，而是与社会现状紧密联系。

“多余人”不幸的原因在于：首先，他们要么完全不自知其生活的社会现状及改革的急迫性，要么不愿或根本无法接受现状或改革；其次，他们对周围的一切变化过于敏感，自我保护的本能导致其无力果断采取行动以改变现状。

他们专注于自我剖析，擅长在日记、自白、书信中体现自我；然而他们不幸的根源就在于自知身处泥淖却心怀理想，内心在理想与现实中斗争。

他们是一个独特复杂的群体，并非天之骄子，却本性自私，质疑一切，内向而偏激，因此注定成为陈腐旧制度的牺牲品。

一言以蔽之，“多余人”貌似与社会水火不容，实则离不开这样的社会。

（一）俄国自彼得一世改革之后，从西欧国家引进上流教育，然而这与俄国当时的社会现状严重不相符，矛盾日益激化。

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尼古拉集团的残暴统治更是愈演愈烈。

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就是诞生于这一时期。

他思维敏捷，谈吐高雅，言辞犀利且擅长雄辩，他流连于各种上流舞会，而内心深处却无法摆脱对虚无生活的厌弃和对达官显贵的嫌恶，精神上倍感孤独却又心灵早衰。

奥涅金所属的贵族衰落阶层因其经济上的完全寄生性而无法全力推行资本主义。

他既无法与所处环境中其他所谓有教养的上流社会沟通，又无法融入真正进步的阶层，只剩下拜伦式的装腔作势。

（二）格里鲍耶多夫笔下的恰茨基是“多余人”形象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体现。

主人公恰茨基猛烈批判封建贵族纸醉金迷不思进取，讽刺他们只会怀念“奥恰科夫和征服克里米亚”时代。

事实上，在俄罗斯文学中，恰茨基是向农奴主和保守分子的社会发起挑戰的第一人。

他具有民主思想，踌躇满志想要拯救受苦人民，勇敢地大声宣扬人应该诚实服务，却不知如何付诸实际行动，最终沦为一个
善于激辩、却无实际作为的空谈者。

更可笑的是，他非但没有成为后来的十二月党人的支持者，反而冷酷嘲讽这些先驱者。

当危机出现时，自私的本性使他首先想到的仍是维护自己所在的特权阶层。

（三）毕巧林是19世纪40年代的产物，不同于奥涅金，毕巧林已经具有强烈的自我剖析能力。

伟大的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多次强调他的成熟和自我意识，认为他的自我审视，真诚待人，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等特点，认为他是意识和激情的矛盾综合体。

这些特征反映了40年代俄国的社会心理，贵族知识分子越意识到文明与奴隶制的矛盾升级，其激情便越减弱。

因此，意识与激情的对立日益激化，所谓的“哈姆雷特反应”日益尖锐。

从另一方面看，贵族知识分子越来越关心社会问题，间接推动了之后的农奴制改革。

（四）随着社会的进步，俄国资本主义与落后的封建农奴制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其时正值俄国克里米亚战争惨败，充分暴露了农奴制俄国军事和经济上的落后，也迫使人们思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寻求能够改造社会的力量并探索强国强民之路。

年轻一代激进的知识分子和保守的自由主义贵族的老一代人激烈论战。

罗亭便在其列，他同样接受了良好教育，信仰科学，关心时事，热情洋溢，才思敏捷却无法正确将其智慧运用、付诸斗争实践，成为“语言的巨人和行动的侏儒”。

罗亭式人物的不幸在于脱离人民，他摆脱了封建领地，却无法摆脱在封建领地上受到的教育和形成的观念，根深蒂固的虚无主义导致他甚至无力为自己的爱情负责。

（五）奥勃洛莫夫是冈察洛夫笔下“多余人”形象蜕化的极致，通过对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奥勃洛莫夫一生的叙述，作者客观真实地再现了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俄罗斯的社会现状，辛辣揭示了当时俄罗斯社会的腐朽与黑暗，成为废除俄国农奴制的最强音。

这个时代落后者的形象，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

他身上的封闭和惰性是众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蒙昧主义的直接体现，也预示着腐朽的封建农奴制必然走向灭亡。

综上所述，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多余人”现象正是当时社会腐朽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和贵族特权与日益兴起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愈演愈烈的矛盾的真实写照。

一方面，现实主义作家们描写落后愚昧却占有几乎全部国家财产的特权阶级种种荒诞行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场疾风骤雨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着，因此，“多余人”并不多余，而是典型。

此外，“多余人”的多余在于他们对社会的无作用性，他们也许意识到需要改变什么并深深为之苦恼，但却没有任何实际作为以改变现状，一旦触及到动摇自身利益，他们立即缴械投降，没有勇气像十二月党人那样坚定地拿起武器进行斗争。

对于俄国社会的进步，他们没有起实质的推动促进作用。

因此，对亟待改革甚至革命的俄国社会而言，他们是多余的。

参考文献
[1]《叶甫盖尼·奥涅金》（1912-08），北京，花城出版社，普希金著，智量译；
[2]《当代英雄》（2004-01），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莱蒙托夫著，力冈译。

通讯作者：章媛媛（1989-），女，助教，硕士，毕业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专业，辅修中药学，现任职于江西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传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