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史学思想

浅论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先生是我国著名诗人、文学家和史学家。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傅斯年负责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他发表了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提出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思想。他认为：“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他的这一观点使中国的史学研究在国际上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他也因此赢得了史料学派“旗手”和“舵手”的大名。本文试就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史学观点做出以下梳理，以便了解傅斯年的观点。

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说：“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 。他说：“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与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由此看出，他把史学的对象看做是史料，与他把史学放在什么位置是有关系的，他想建立一个科学的史学，想把历史学变成科学的历史学，这样凡是带有主观的史学便不是他口中的史学。

但是我们说傅斯年认为著史是在文学之外，并不表示他反对著史，他只是认为著史应该广泛地收集史料，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他对司马光、司马迁大加赞赏，就是因为他们在著史中收集了广泛的材料，尽量体现客观的历史，而后世史家的所作，则多为他所不满。

所以“史学就是史料学”这句话本意是说，历史研究便是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便是史料学。把著史已经划在史学之外了，自然就推出“史学就是史料学”这个结论了。

第二，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中说：“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到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因为傅斯年认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因此做出“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的结论。他认为整理史料，要有客观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他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史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了。一份材料出一分货，十份材料处十分货，没有材料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设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现无遗，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诚然他的这些主张，无论在当时抑或是在今天，都是史料学者应谨记的守则。

第三，傅斯年强调要收集各种各样的材料，尤其是收集新材料。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中说：“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

之增加”。他推崇司马光、司马迁就是因为他们在著史的过程中收集了广泛的史料，后来中国史学没有进步就是因为没有广泛的收集史料。由于史料没有扩充，而且许许多多的史料或者流到国外、或者被毁掉了、或者干脆被保管起来了，这是令傅斯年最为气愤的，他认为这无助于史学进步。他说：“近代西方学术之所以发展很快就是因为他们不仅仅依靠现有的文献而是动手动脚去找新材料，扩大旧时的范围，那中国史学也应该学习这方面”。而且他尤其强调收集新材料。他在《史学方法导论o史料论略》说：“我们要能得到前人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就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材料遗传于旧材料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些材料的同时人。新材料的发现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

以上我们在内涵方面对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史学观点进行了梳理，可以看出这一思想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史学思想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把史学作为历史研究的重点和起点，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把史料学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可避免的会导致重史料轻史观的现象出现，会使史学家陷入到一连套的考证中去，不能轻易发现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傅斯年笼统的认为个人的史才史识有限，这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历史研究以材料为基础，個人可以根据占有的材料以自己的学识做出合理的推论，即使被后来的新材料推翻，也可以解释为这是个人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对不能重现的历史进行合理的推测而已。

可见，“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观点本身就是长短互现。他的提出已然成为历史，但他以自己的价值与局限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印记却不可磨灭。我们可以批判他的局限性，但是却不能因此否定他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地位与作用，更不能无视他的存在，否则便是违背了客观的原则，更谈不上对他进行正确的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