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1997年第2期汉字文化　汉字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郭优良

提要:本文以汉字文化学理论为指导,探讨汉字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文章认为:(1)整体性思维决定了汉字的造字法,而造字法反映了汉族人整体

思维的发展阶段。(2)直观思维使汉字字形带有明显的形象感性色彩,这种字形又强

化了汉民族的直观思维习惯。(3)意象思维促成了汉字字义的抽象化,而一些表抽象

概念的汉字的探源,则揭示出意象思维的奥秘。(4)经学思维有尊崇汉字、维护汉字

的倾向,而汉字体制的长期传承证明了它在这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汉字文化学认为,汉字不仅仅是汉民族的辅助性交际工具,它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汉字,特别是古汉字丰富地表现出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民俗风尚、宗教迷信、伦理道德等,而且还以缩影的方式展示出中国传统思维的方式特征。汉字与传统思维的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汉字的长期使用对中国传统思维产生了直接影响,比如,汉字作为沟通人际关系的媒介,其形意融合的特征,使得人们习惯于以形求义,愿意从字形上直接把握符号所表示的意义。这种认知方式的长期刺激,势必会把人们导向直观把握的思维模式中。另一方面,传统思维也影响到汉字系统的方方面面。比如,我们的先人当初为什么创造了表意体制文字而不是其他体制的文字?汉字为何千百年来体制不变经久不衰?这些问题除了文字学本身的因素外,显然还受到中国传统思维的决定和制约。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汉字,建立更加科学的汉字学,本文试从汉字与中国传统思维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些探讨。

一、整体思维和汉字的造字方法

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最根本的特征。所谓整体思维,是指倾向于对认知客体作综合概括的把握。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汉字的造字方法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唐兰先生在《古

“象意”、

“形声”三书说,这三种造字类型实际上代表了汉族人整文字学导论》中提出过“象形”、

体思维的三个发展阶段。

在象形字阶段,其思维方式主要是“观物取象”,但观物取象决非一味地机械模仿,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进行综合概括了。从文字图画到象形字的产生,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图形的净化,即概括性的象征取代了图画式的描绘,简洁的线条取代了投影式的块面结构。图形净化使观物取象成为对客观事物的概括模拟,比如“牛”“羊”二字,不再是面目俱全的“写真”,而是变成以纯粹的线条“画成其物”了。象形字的产生是人类思维进化的重要成果,也是真正文字出现的一个标志。

在象意字阶段,其思维方式主要是“综合取象”以获得对抽象事物表达的能力。抽象事物,

即“意”之物,它无形可象,必须综合与之相关的事物,才能近似地或朦胧地造字表现。比如甲骨文的“阴”字,从今从鸟,这是因为某种鸟鸣预示天气将变的缘故。甲骨文的“至”字,字形为矢端下画有一横道,本象矢有所抵,后则引申为凡至之义。再如甲骨文的“祝”字,像人跪于示前,借指一切祝之义。法国哲学家列维・布留尔曾经认为,原始思维不重视事物的客观性以及事物间的客观联系。这种断言对古代汉民族来说似乎未必合适。中国传统思维强调“天人合一”,是把自然界、人类社会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的,因而表现为综合性系统性特征。在甲骨文中表现事物与事物、事物与人、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字是很多的,如“彘”字,像矢贯于豕之形;“尽”字,像以帚洗盂使之尽也;“拔”字,像双手用力以拔木;“得”字,像以手取具;“涉”字,像双足涉水之形;“孚”字,像以手夺人之子,等等。由于会意字是合两个以上符号构成,而这些符号一般又以象形、象意为基础,所以符号间的关系往往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必须借助某种联想从整体的示象中得到其意旨。比如,甲骨文中的“死”字,商承祚先生释为:“象生人拜于朽骨之旁,‘死’之谊昭然矣”。①可见,此字是借人跪在枯骨前痛哭的字形,传达出家有亡人的字义。这种捕捉细节形象以达难达之意的思维方式充分展示了汉族古人“综合取象”的本领。

在形声字阶段,其思维方式突破了取象的单一性,开创了从形象和声音两个层面作综合整体反映的新天地。形声造字必须具备两种材料:形符和声符。形符一般是由象形字演化而成的,声符则是汉字声化的产物,是把获得形音义的个体汉字只作为读音提示来使用的结果。声符一经产生,为汉字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汉字在发展过程中,其结构上的变化主要就是形声字的字量不断增多。形声造字,形符和声符并用,既“取象”又“取声”;形声字和语言中的词既有语义上的联系,又有语音上的联系,对人的大脑的符号刺激,左右半球兼具,因而它的整体功能最优。这与中国传统思维重整体、重综合的特征正相吻合,所以,形声字才在汉字体系中由少到多,以致于后来占了绝对优势。

传统思维的整体特征对汉字的表音性能也不无影响。一般说来,一个汉字就代表一个音节。音节是语音中最小的结构单位,是听觉感到的最小片段,但它不是语音的最小单位,音节还可分解为由音素组成。但是对于习惯整体思维的汉人来说,人们乐于凭借感性经验把握整个儿音节,为它设计一个个代表符号,即一个个具体汉字,从而表情达意。与中国传统思维相对立,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则具有个体分析的特征,倾向于对认知客体作具体的解剖分析,这在他们使用的表音文字中也有一定体现。公元前两千年左右,闪美特人在埃及圣书字和两河流域楔形字的基础上创制了人类最早的辅音音素文字。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古希腊人对闪美特文字进行改造,创制成兼表元音辅音的音素文字。闪美特文字和希腊文字都是用字母符号来表示音素的拼音文字,创制表音性质的文字需要个体分析的心理基础,能把整体音节分解为最小的语音单位音素,并归纳出特定的语音系统。而字母这种文字,我们先人全然没有想到,不能不说与擅长于整体性思维有关。

二、直观思维和汉字构字形态

中国传统思维的另一方式是直观,即思维过程中的对象、材料以及结果,一直带有形象感性的色彩。这一思维特征在汉字的构形形态上也有明显体现。我们先看古人的两段话。

《易・系辞传》:“圣人有以见天下之颐,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说文解字序》:“昔者庖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象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仰观俯察是古人凭着自己的感官认识世界的过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则是摄取自然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