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管理}一信用总规模分析

（信用管理）一信用总规模

分析

北京市信用活动分析和建议

首均经济贸易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吴晶妹

壹、北京市信用活动发展水平分析

以北京、上海、天津、深圳、江苏、浙江六省市比较见，总体上说，北京市信用总规模属中等水平；信用化程度最高，且提升速度快；信用交易中介化明显；信用活动拉动经济增长作用不足。

（壹）北京信用总规模属中等水平

本文所指的信用总规模是微观经济主体层次的信用交易总量，即企业、居民信用交易规模。从信用交易工具角度见，信用交易规模包括企业贷款规模、居民消费信贷规模、企业债券发行规模、企业股票筹资规模、企业间商业信用规模（应收账款余额），其中，企业贷款规模和居民消费信贷规模构成了金融机构信贷余额。

表壹六省市信用总规模（1995－2002年）单位：亿元

表壹显示了1995－2002年底，六省市信用总规模。从表中能够见出，信用总规模存于较大的地区差异。于六省市当中，北京信用规模绝对额处于中等水平，和浙江省持平，大大高于天津、深圳，较上海、江苏尚有壹定差距。

（二）北京是六省市中经济信用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经济信用化主要指信用活动日益增加，经济交易中能够用信用来衡量的部分的比重越来

越大。其主要表现是信用总规模迅速增长，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说明信用于经济活动中迅速普及；经济主体均更普遍的采用信用方式和手段进行融资和支付结算；各种各类主要信用工具均和GDP有极强的关联性；信用对经济的作用和影响不断扩大。经济信用化程度，能够用信用总规模相对于经济规模的倍数表示，能够称为信用化比率。

表二六省市信用化程度（1995－2002年）

表二列示了六省市1995－2002年的信用化程度，显示出了不同地区信用发达程度的差异，北京最发达。北京经济的高信用化水平，代表了北京市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壹系列过程对经济主体自身积累的依赖最弱，而对外部资金来源的依赖最强。同时，反映出北京市于金融深化、金融创新的进程中，和其他五地相比，较为领先。

另外，这种较高的经济信用化程度和北京高新技术的发展进程密不可分，首先，北京的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及网络广泛应用，信息普及且容易获得，信息公开且相对透明，信息的效率和成本最理想的结合，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增强了经济主体交易的信心，消除了技术和市场障碍，信用交易总量上升。其次，由于有了新的交易手段和技术，能够采用新的交易方式，经济主体更加方便和快捷的运用这些技术和手段进行信用交易，信用活动广泛存于和经济活动之中。高新技术的发展是经济信用化的重要基础。

（三）北京经济信用化速度快，势头明显

图1：六省市信用化发展图

图1显示了1995－2002年，六省市信用化比率的发展变化。图中横坐标代表年份，纵

坐标代表信用化比率数值。从图中能够见出1995年，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四市信用化程度基本上处于同壹水平，只是江苏省信用化程度略低。直至1997年，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四城市信用化发展基本保持同步。

1998年以后，北京经济信用化的速度明显高于其他五省市，信用化比率呈现出高速攀升的特征，而且这壹高速增长趋势到2002年仍没有减弱势头。从1998年前的平缓发展，到1998年后的高速发展，代表着北京已经进入了经济信用化时期。

于这壹时期，信用交易逐渐普及，且快速发展起来，信用需求膨胀，这种信用的扩张刺激了经济的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壹。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上海市、浙江省信用化比率走势打破了原有的稳步发展的轨迹，呈现大幅提高的趋势，这壹倾向可能预示着俩地经济信用化进程的开始。

（四）北京市信用交易分布中介化明显

信用中介化能够用信用中介率表示。从流量上表示壹国壹定时期内金融部门向非金融部门提供的信用占这些部门所接受的全部信用的比例；从存量上表示壹国于某壹时点金融部门向其他非金融部门授信的余额于所有部门全部未清偿信用余额中的份额。信用中介率指标，反映了作为信用中介的金融部门于整个社会信用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作用。该指标越高，则整个社会信用活动通过金融部门中介的份额越大，说明社会信用活动越依赖于金融部门。

表三六省市信用中介率

表三显示了六省市信用中介率的情况。从表中的数据能够见出，北京和其他五省市壹样，

信用交易显示出明显的中介化特征，大部分信用交易集中于金融机构，尤其市商业银行，即使考虑微量的商业信用和企业债券，于许多年份，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的信用交易，几乎成为社会信用交易的全部。金融于整个社会的信用交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金融、非金融部门信用发展极不平衡。于这方面，北京市信用交易的发展明显受到了全国信用交易环境，尤其市资本市场发展不足的影响。

（五）北京市信用拉动经济增长作用不足

从六省市1995－2002年信用和经济的发展情况能够见出，信用总规模增长，经济规模也增长，二者是相伴随的。可是，若排除信用总规模和经济规模俩序列非平稳性，即趋势性的影响，考察信用总规模年增长和GDP年增长的关系，能够发现，六省市情况相距甚远。

表四：六省市信用总规模年增长和GDP年增长关联性

从表中可见，北京、深圳、浙江三地，信用总规模年增长和GDP年增长的关联性很强，相反，上海、天津、江苏三地，俩序列关联性则较弱。这说明，于北京、深圳、浙江三地，GDP的增长对信用总规模增长有可能存于较强的依赖性，而于上海、天津、江苏三地，GDP 的增长受信用总规模增长的影响且不大。

进壹步对北京、深圳、浙江三地，信用总规模年增长和GDP年增长俩序列进行回归分析，方程如下：

深圳：y=0.3717x+62.14

浙江：y=0.2884x+323.51

北京：y=0.0763x+165.9

上述方程显示，从1995－2002年的数据见，深圳信用总规模增长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大，信用总规模年增长额每增长1亿，GDP的年增长额会提高3717万元；三地中，北京信用总规模年增长对GDP年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弱，信用总规模年增长额每增长1亿，GDP的年增长额会提高763万元。

信用总规模增长对GDP拉动作用不明显，表明了北京市信用化进程虽然居于全国的前列，可是，信用活动不合理、质量低，抑制了信用拉动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同时，社会信用环境不如人意，失信普遍，信用问题频出。究其原因，壹方面，宏观信用管理欠缺，尚未建立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没有运行不良信用惩罚机制，信用行为缺乏外部约束；另壹方面，微观信用管理水平滞后，参和信用交易的微观经济主体缺乏信用管理意识、手段和措施。

二、对北京市信用体系建设的建议

（壹）加强企业内部信用管理，积极培育信用的内因动力

信用问题说到底涉及的就是社会各界于社会活动中的信用关系。良好的社会信用关系是建立于社会各界的因信用而带来的利益平衡的基础上的，这个平衡的过程是市场自发调整实现的，需要市场参和者认识和行为的不断调整。于这个过程中，法规、政府管理、社会信用体系等的作用是有限的。就像是内因和外因的关系。社会各界信用利益的平衡是内因，是信用关系变化的内部动力，法规、政府的管理、社会信用体系是外因，是社会信用关系变化的外部条件。

加强企业内部信用管理，实质上涉及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从组织上见，要设立专门的信用管理部门；从制度上见，要建立壹套科学的信用风险管理制度；从管理上见，要打破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