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达功能对等理论

奈达之“功能对等”翻译理论

翻译作为语际交流的桥梁有着悠久的历史。尽管翻译早就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共同进步,但构建系统的翻译理论却显得举步维艰。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国内产生影响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西方翻译理论当是奈达的“功能对等论”、“等效论”和“读者反应论”，以至翻译界形成“言必称奈达”的局面。在奈达40余本著作和250多篇论文中，功能对等理论是其最重要的翻译理论。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翻译界观念逆转，形成“言必批奈达”之势。因此，应该对“功能对等论”进行全面理解和分析，进而对其做出公允的评价。

一、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

奈达分析了翻译中译语文化和源语文化关系的三种类型，认为这三种关系是由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距离决定的。在此基础上，他总结出翻译的两种基本导向：等值有两种不同的基本类型—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形式对等关注信息本身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与此相对应的是以“等效原则”为基础的动态对等。

奈达的《论对等原则》一文集中阐发了动态对等思想。他认为语言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对等，必须辨别翻译的不同类型，以确定不同的对等原则，根据信息的本质、作者的目的以及译者的目的、受众的类型等因素，对翻译进行分类。即根据信息的本质，确定内容和形式何为翻译的主要考虑因素；根据作者及译者目的，确定翻译的预期目的是提供知识、引起情感反应，还是建议某种特有的行为举止。他希望读者达到完全的理解，并使翻译完成某种祈使功能。

为防止误会，奈达用“功能对等”取代了“动态对等”，他希望以此来强调翻译的交际功能，这个替换并不是要否定先前的“动态对等”。实际上“功能对等”与“动态对等”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奈达认为，功能对等强调的是语言之间、文化之间能通过寻找翻译对等语，以恰当的方式重新组织信息的形式和语义结构而进行交际。例如翻译white as snow时，如果一种语言里没有“雪”这个字，却有“霜”（frost)字，就可以用“白如霜”来替换。也可用同义比喻如“白如蘑菇”white as fungus 来表达，如果都不行，可以用一个非比喻形式very，very white“白极了”来表达。原作者期望读者看懂作品，通常他会表达的只会是一层意思，而不是几层意思。

二、功能对等理论的发展阶段

功能对等理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立在现代语言学基础上的“功能对等”理论描写语言学。他成功地把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了翻译理论中。他从语言的本质入手,运用语义学理论对词汇的所指意义和联想意义进行了客观、准确的分析。在奈达看来,各种语言结构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且深层结构远比表层结构有共性。因而,翻译中通过语际间深层结构的转换,能最大程度上保证译文的忠实,同时由于译文的表层结构是通过深层结构转换而来的自由表达,能尽可能地保证译文的通顺。既忠实又通顺的译文为读者反应的对等创造了条件,这就使得功能对等有了实现的可能。

第二阶段,建立在信息论基础上的“功能对等”理论。他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信息转变为另一种语言的信息的活动,也就是把一种代码编码的信息转换成另一种代码的信息,翻译的目的就是通过传递信息,起到交际的作用。只有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信息量,才能使“译语接受者和译语信息之间的关系,与原语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奈达注意到原语读者和译语读者的接受力不同,特别是如果原语和译语分属于不同语系和不同文化。为了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信息量,奈达强调可以适当改变原文的形式,以增强译文的理解。

第三阶段,建立在社会符号学基础上的“功能对等”理论。奈达认为译即翻译意义,而符号学是分析意义的最全面的系统。在《语言、文化、翻译》一书中,奈达指出,社会符号学研究人类社会的一切代码和符码,而重点研究的是人类所使用的最综合、最复杂的符号系统———语言。因此,在解码和编码方面,没有哪一种翻译法有社会符号学译法那么全面。

三、“功能对等”理论贡献及局限

“功能对等”理论将现代语言学、交际学、信息论、符号学和美学带入了翻译领域，宏观上打破了传统思想束缚，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角度，从多个角度对翻译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将新思维、概念和方法注入到了翻译中,为翻译研究提供了许多新方法,为现代翻译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必需强调的是，“功能对等”对文学翻译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微观角度考虑，“功能对等”解决了长期以来

“意译”与“直译”之争。“功能对等”给了翻译家们许多建设性意见，要求目的语在不同语言结构中尽可能完满地再现源语的意义，限制译者毫无节制的自由发挥。同时，它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缓和了翻译家们归化和异化争论，从多个学科的角度找“归化”和“异化”的平衡点。

然而，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并非尽善尽美。

首先，他的理论使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改变了原文信息,还掩盖了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客观上起到了文化归化的作用。实际上,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绝对的、必然的,相同则是相对的、偶然的。若非要在不同文化间找一种对等的表达方式,往往会造成文化意象的歪曲,如英国翻译家在翻译《红楼梦》时为了回避“红”字在西方文化中所蕴含的危险、极端等情绪,把原书名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这样的译名使原书中所隐含的“富贵、排场、人生如梦”等隐含情绪荡然无存。

其次，文化负载词的概念空缺是功能对等的又一明显的缺憾。众所周知,原语中的文化负载词语所表达的概念在译语中有时是不存在对应的。一种文化中浅显通俗的词语在另一种文化却难以理喻。比如,对西方人来说“精神文明”一词就很让人费解,无论是译成“spiritual civilization”或是“social ethnic”,似乎都无法传达其中蕴含的意义。

最后，文学翻译中功能对等是很难实现的。文学语言是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语言作为社会交际工具所表达的意义往往流于字面,溢于言表,是全民语言所共有的语义,可以凭借社会文化环境、按照逻辑推理的方法加以了解;但是属于艺术范畴的文学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则可能藏于字里行间,蕴于语言深层。通常,一部文学作品的特有意义往往不能按约定俗成的规则加以了解,而要通过对作家个人风格和作品的特殊语境的探讨才能把握。对于文学语言来说,一望而知、一览无余还不能称为佳作,余音绕梁、回味无穷才算上乘。而这种艺术意境译者很难把握,很难在译文中传达出来。再说有一些文学作品,意义晦涩,形象朦胧,其可译性本来就很少,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功能对等问题了。

四、对“功能对等”理论的科学评价

“功能对等”翻译理论对整个翻译界的重大影响有目共睹，但它决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理论。对“功能对等”理论的优点和缺陷应辩证地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