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文化》读书笔记

何谓文化读书笔记《何谓文化》一书是余秋雨先生通过多年的探索和思考对中国文化做出的较为全面和细致的解释。

全书从四个方面解答了文化究竟是什么。

分别是学理的回答；生命的回答；大地的回答；古典的回答；一、学理的回答学理的回答中，作者将文化定义为——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作者将文化定义为集体人格引起我的深思，文化是一个名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性的特征，而文化又归结于集体人格。

这提示我们应该注重民族精神的建设和塑造，注重提升全民的素质，包括民族礼仪、生活方式、文学素养等等。

作者提到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这与儒家文化强调的大同社会及我们中华民族追求社会主义社会不谋而合。

作者将中国文化的特性归纳为：礼仪之道；君子之道；中庸之道；“礼仪”就是一种便于固定、便于继承的生活化了的文化仪式。

把君子作为人格理想，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征。

而中庸之道是基于农耕文明四季轮回、阴阳互生的一种整体思维方式，它放弃僵硬和狭窄寻求弹性和宽容。

中华文化这一特征也是中华文明这一古文明几千年从未中断和消亡的原因，同时也从本质上批驳了西方的“中国威胁论”。

中华文明大体上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型文明，作者在利玛窦说一文中也提到，万里长城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也是防守型而不是进攻型的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文化的弊病总结为三点：第一疏于公共空间。

因此，我们应该注重个人公德心的培养和提高自身公共意识，共同创造一个轻松自由的公共环境。

第二疏于实证意识。

实证意识的缺乏也就是科学意识的缺乏，中国文化不具备发现虚假、抵制伪造、消除谣言的机制和程序。

因此造成民众对谣言没有基本的辨别能力和对虚假的逻辑敏感，而中国的媒体不但没有帮助搜寻证据克服谣言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谣言的传播。

古语云：“谣言止于智者”这就提醒我们应该培养群众的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善于思考充分发掘人民群众的智慧，培养大家的辩证意识，并付诸于行动。

第三疏于法制观念。

中国从古至今流传的经典故事中处处充斥着“为民除害、劫富济贫”的侠客、好汉形象。

他们虽在行侠仗义却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和不可侵犯性，但中国传统文化却对这些侠义行为大为称赞颂扬。

例如：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

人情高于法律的现象从古至今比比皆是，这就导致今天的中国，法制仍不能深入人心，群众的法制意识依旧比较薄弱。

中国文化近三十年取得很大的进步，民生文化和多元文化被广泛接受，及生命文化的普及体现了文化的进步。

但这些进步还存在不少的被动性和脆弱性，有待大力加固和提高。

而当前的文化隐忧更值得我们重视，作者列举了三个较为迫切的问题。

第一，复古文化正在冲击着创新文化。

相信大家都能切身感受到这一点，举一个很简单却常见的例子，中国的电视剧大都是武侠剧、宫斗剧和抗战剧等这些怀古的题材。

任何文化的生命力都在于创新，而不是怀古。

第二，民粹文化正在冲击着理性文化。

民粹主义表现在文化艺术上，就是放弃应有的等级和标准，把底层观众的现场快感当作第一坐标。

快感不是美感，美是对人的提升。

文化艺术一旦受控于民粹主义，很快就会从惊人的热闹走向惊人的低俗然后走向惊人的荒凉。

这就提醒我们应保持理性的思维，学会辨别民主和民粹，时刻地方民粹暴力以“民意”的名义大行其道。

第三，文化的耗损机制仍然强于建设机制。

耗损机制分为两个类型，惰性耗损和恶性耗损。

惰性耗损主要耗损在官场化、行政化的体制之中，所以我国政府应加强政治体制的改革。

恶性耗损是一些不断整人的投机文人假借大众之名，通过捕风捉影、断章取义、上纲上线、鼓噪起哄，给文化环境带来巨大不安全。

这种耗损危及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命脉，而传媒在这中间起到了极为关键的负面作用。

这值得我们思考当今的文化传媒，它们顶着“政府喉舌”的光环，不存在体制上的对立面，更没有法律上的担忧。

因此，我认为政府应在体制和法律上加到对媒体的约束力，给文化额创造者一个更好的创作环境。

作者在对话博科娃一文中明确的反驳了亨延顿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即二十一世纪的冲突以“文明”为坐标。

同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提出文化的多样性，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了“文明冲突论”。

文明之所以称为文明，相互之间一定有共同的前提、共同默契、共同的底线、共同的防范等等。

这些共同是是人类存活至今的基本保证，在这些共同下，文化的差异就必须被保护、被欣赏了，并由此产生文化的多样性。

“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是西方本位论面对新世界的一种新的表述。

因此我们应该支持文化的多样性学会融会贯通，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不断丰富自身。

作者在身上的文化一文中提出：一个人身上要拥有真正的文化须做到四点。

第一，不再扮演；真正有了文化，就不会再“扮演文化”，从事文化，从诚实开始。

第二，不再黏着；黏着，使人有所依靠但也是一种限制，一旦摆脱就会发现，我们有可能看的更深、更广、更远。

只要摆脱黏着，摆脱定位，摆脱局限，让文化回归到宏观的本性，我们就能天马行空。

第三，必要贮存；即那些已被漫长的历史接受，被庞大的人群接受，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普遍尊敬的。

首先我们应该从母语开始完成一些必要的阅读，如《诗经》、《论语》、《史记》等等。

除此之外我们也应涉猎一些最有代表性的中国艺术，如敦煌莫高窟之类石窟艺术和以关汉卿等为代表的戏曲艺术。

而国际间的可以先从文学艺术方面的一些名人经典开始。

第四，必要风范；即书卷气、长者风、裁断力、慈爱相。

书卷气和长着风大家一读即懂，值得一提的是裁断力和慈爱相。

文化裁断力的最高表现，是在谣诼成势、众口起哄、铺天盖地的时候，不怕成为“独醒者”。

大爱无须争，大慈无须辩，但一旦出现，哪怕是闪烁朦胧、随风明灭，也能立即在最远的地方得到感应，这就是文化横贯于天地间的终极仪式。

文化就是要让这种终极性的慈爱生命化、人格化，变成风范。

作者在向市长建言中提到很多市长把城市文化建设集中到发觉本地古人，重建文化遗址，大话地方特色等几个方面往往适得其反，不仅没有提升城市文化反而让人产生反感。

例如一个城市满街都是古人雕像，但城市破败，处处肮脏，这反而是对古人的讽刺。

所以在建设城市文化时市长们应注重公众审美和集体礼仪的建设。

公众审美要遵循“免惊扰”原则，这必然会使一个城市在图像上删除繁荣，走向简约、朴素、本真。

公众审美的最后标准是融入自然。

一个城市的文化也就是一个城市的集体人格，优化一个城市的集体人格，是城市文化建设的目标。

集体人格需要一套行为规范以半强制的方式在社会推行，这种行为规范就是礼仪。

我们一直被称之为“礼仪之邦”但近代以来很多礼仪走向消失，所以我们在建设城市文化时应注重一个城市的集体礼仪建设。

二、生命的回答在这一章节，作者用《谢家门孔》、《let them say》、《巴金百年》、《四十年前》、《寻石之路》、《欠君三拜》、《仰望云门》这几篇故事来阐释生命中的文化。

《谢家门孔》写的是大导演谢晋，他用他的坚持在封建的大门上找到一个门孔，而大家通过他的门孔看到了光亮看到了人性。

文革后的他，以人性的标准来拷问时代，由于他整个民族进入一个艰难而美丽的苏醒过程。

《let them say》写的是戏剧大家黄佐临先生，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选择离开英国远赴国难，他说我不是将军，但也算士兵。

他的这句话震撼着我的心灵，他的气节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文化尊严，在战争中在苦难中他连续创作了一个个艺术奇迹，因为他中国文化多了一份骄傲的理由。

《巴金百年》巴金的目光省察着百年，他成功地在“深刻”和“普及”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

巴金的前半生，以小说的方式参与了两件事“反封建、争人道”，后半生，以非小说的方式呼喊了两件事“斥棍子、讲真话”。

忧郁，是他一辈子的精神基调，他在忧郁过程中享受着生命。

一座普通城市的文化，主要是看地上有多少热闹的镜头；一座高贵城市的文化，主要是看天上有几抹孤独的云霞。

热闹的镜头中你只需要平视和俯视，而对于孤独的云霞，你必须抬头仰望。

而巴金无疑是上海这座城市中孤独的云霞。

《四十年前》、《寻石之路》写的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后期领导的文化重建。

作者在文革时期深刻的感受到的“文化不灭，中华不死”让我明白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有着怎样的意义，也让我深刻认识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更应该重视文化而不是一味的追求经济的发展。

《欠君三拜》写了一位与作者素不相识却多次在他受到诬陷攻击时挺身而出维护他的人，而在作者还没来得及重谢时溘然长逝的学者章培恒。

章培恒先生就像是一头远行的骆驼，把倒下前的最后一口热气，也吐给了寒风中的另一头他不认识的骆驼。

这就是文化的魅力，它能让两个互不相识的人惺惺相惜。

《仰望云门》写的是台湾的三位文化巨匠林怀民、白先勇、余光中。

他们以文化为第一生命，用慈善的眼神、平稳的语调、谦恭的动作诉说这文化。

文化的魅力，就在于摆脱名位，摆脱实用，摆脱功利，走向仪式。

只有仪式，才能让人拔离世俗，上升到千山肃穆，万籁俱静的高台。

三、大地的回答遗迹是文化留在大地上最坚实的印记，这些遗迹是沉默的山，是孤寂的塔，是肃穆的庙，是嶙峋的岸，而碑则能阐释、说明这些遗迹。

这一章里作者收录了十几篇碑文来阐释大地上的文化。

四、古典的回答作者在这一章选取了几个有关精神文化的经典文本，把他们翻译成了当代散文，进而从古典的方面回答了什么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