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

一，全文综述

余英时先生首先从不同的资料和古书中剥离他人对这一论题的见解，然后一一加以评论或修正。如说文解字中说“推十合一”、“士，事也”，他补充说，以“事”训“士”太过宽泛，而“推十合一”“通古今，辨然否”等定义则仅适用于发展至定型阶段的士，而非士的原始意义。而“士即农夫”的说法，恐怕过于古远。在士的起源问题上，多数学者认为士原为武士。于先生认同顾颉刚先生勾勒的士之起源的历史轮廓，但认为其对于士的转化的看法仍需补充。

而后，他从古书史料中总结得出关于士的起源的结论。综合《孟子》《礼记》及金文中的记述，原本士是低级贵族，处于大夫和庶人之间，且后来，随着传统封建秩序逐渐走向解体，士与庶人的地位趋于平等。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阶级流动，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人的上升，士的人数也随之大增，导致士阶层的社会性格发生了基本改变。而根据几条引征古文的时间集中在公元前六世纪和五世纪之交，可知各国的剧烈政治斗争和封建阶级制度的崩坏的发生，也促成了贵族下降、庶民上升，士阶层的扩大。余先生根据一段《战国策》中描写一个“四民杂处”社会的文字，分析出这样一个四民社会的成立不是短期形成，而必须以士从底层贵族转化为高级庶民为前提，直到春秋晚期以后才存在。士的身份由此被确定在“民”的范畴之内：他们从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因而这些有学问有知识却没有固定职位的人开始寻找就业方式，即入“仕”。因而“仕”是伴随士民而来，士民的出现真正标志着中国知识阶层的兴起。

在士的文化渊源上，余先生认为，顾颉刚对武士到文士的转变论证虽已被多数人接受为定论，但其中仍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对他的看法进行修正和补充。由古文记叙可以看出，古代贵族所接受的教育是文武合一的，贵族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教养。而到了后期贵族开始“不知礼”，也表明贵族时代走向没落。而士的形成也非从武士蜕化而来，而是自有文化渊源。

此外，在士阶层的发展上，余先生认为，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在于社会变迁有关的同时，更与学术思想的发展有关。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之后迎来百家争鸣，原本合一的道术被分裂，这一过程就是四大古代文明都曾经历的所谓“哲学的突破”。人们对人类的处境和基本意义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理性认识。中国的诸子

百家也开始对传统的礼乐教化提出批判，或至少在王官之学外有其突破。以儒家而言，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最为温和，因为诸子百家新的教义往往具有“托古”的因素。余先生根据诸多古书中的记载和他人的论断综合得出结论，指出中国这种“哲学的突破”的特点。

在“道”的中国特征上，余先生首先在古代文字中找出“道统”观念的端倪，然后从诸子百家的文字中找出了关于“道统”的不同理解和阐释。仁义是儒家之道，孟子亦指出“道尊于势”，把坚持道作为一种尊严，而荀子又论“道”归之于“治”，主张用儒家之道垄断政治，但也保持了士当以道自任的看法。墨家的墨子对于道的认知则是“尚同”，着眼于道的实现。因而先秦诸子，最终都把道归结到“治国平天下”之道，用以安排人间的秩序，具有入世的性质特点。

此外，在君主礼贤上，余先生引用史料，分析事实，指出知识分子阶层的黄金时期中，他们敢议论批评国事，低位身价居高，甚至与统治者之间保持一种师友的关系；而后国君养贤的风气过去，但博士制度却被保留。在其后一段，余先生更引用多篇史料记载，研究了古代被养贤的“食客”的待遇与状况，其中很多是出身贫困、借做游士为机以图温饱，甚至仕宦。

总而言之，余先生在这一章中主要论述了士阶层的兴起渊源和发展变化，其中引用大量他人观点或记述，然后加以评论，或肯定而加以补充和论证，或否定而加以修正；在论证环节，引用大量史料和古籍，从中寻找与士阶层身份直接相关的证据或间接的端倪，把各类细节汇总，得出了一个对于士阶层状态的整体刻绘。余先生主要得出结论，首先，士阶层的诞生非从武士蜕化而来，而是自有其渊源；然后，由于社会动乱，士阶层从低级贵族扩大并转为高级庶民，并且拥有了新的地位身份。以士民阶层的确立为标志，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真正出现，他们脱离原有的阶层而属于一个新的特殊社会阶级；其中不乏以图温饱的贫民和追求官宦名位者，他们积极努力辅助统治者治国，并从而将道统等思想融合到政治中去，使道统充分发挥了其入世作用。

在知识分子的性格特点上，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看法统一在“以批评政治社会为职志”上，而他们的身份往往也具有俳优的成分，既在社会秩序之外，又能置身其内，以讽刺君主。余先生指出来，中国古代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与俳优有一些关系，引用司马迁之言，可知当时的文史专家在帝王心目中也是可以加以戏弄的。知识分子借这种方式说真话、讽刺朝政，而不至于遭到报复毁灭。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有东方朔、枚皋、王琚等人以及各种演员为实例。但是作为俳优也难以完全免祸，有时知识分子甚至需要装疯卖傻，以狂自居，才能逃脱报复，

这又有萁子等人为例子。但是总体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是庄严的。余先生指出西方知识分子基本是脱离了中古宗教的世俗人物，不遵守神学的权威；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继承春秋战国时代的礼乐文化，有一定宗教性成分，但最终走向了“人道”的领域。他们直面了政治权威，意图以道统改变政统，于是便在“道”和“势”之间出现了冲突关系。引用多篇古文记载，表明了但是知识分子对于君王贵族的身份——师友关系，称为“先生”，以“议论”言责为任务。他们更以保持“道”的实现为己任，在客观和主观两方面都不懈努力。余先生引用孔子关于“修身”的见解，“修己以安百姓”，即“修身”是实现“安百姓”的终极目的的必须条件，也是对知识分子提出了“修身”的要求。荀子、朱子等儒学家也都重视修身的重要性。此外，这一概念还属墨子先提出，老子、管子等诸子也都提及了修身，可见当时诸子百家认为修身对于知识分子政治处境的意义重大。余先生分析孟子两篇《知言养气》和《尽心》中的文字得出结论，孟子强调养身，以个人修养维护“道”的尊严。但他又指出，随着养身成为认定士的标准，与俗利相关合流，就易流于虚伪，结果也证明如此，养身不再能作为保持“道”的保障。

在秦以后具体朝代中士阶层的不同表现和状态上，余先生首先提出一个流行的看法，即把文化划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或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两部分。在文中，他一定程度上也讨论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分化，且认为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应该重点讨论大传统的影响。其中“雅言”即标准国语即是大传统。而中国的这个大传统是比较平民化的；而小传统亦受到一定重视。在大小传统上有很多文化内容作为实例：如兴起与西汉的谶纬之学，从历史变迁角度来看待谶纬之学的兴衰，考察其如何进入思想和学术的主流，又如何衰落而转入民间①，……《易纬》基本上属于孟、京《易》学派，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将《周易》的卦符比附于阴阳五行图式中的诸多观念，使之占测灾祥和历史兴亡的功能更为齐备。②……作为一种小传统为始的谶纬之学，最终进入了中国文化的大传统；来自民间而又回归民间得以被保存，良好地演示了一种小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国人对于大、小传统之间的共同成长、互为影响的关系早有自觉，例如孔子便认为大传统源自民间，又要最终回归民间得到保存。此外还有诸多古书记载的大、小传统互相沟通行为，表现出了中国古代大小传统不相隔绝而保持相互联络的特点。即使文化上的“春秋大一统”，也不能靠集权实现，而需要教化缓慢改变，故而保持了各地小传统的生存。汉代儒家的大传统在文化史上有两种意义：一是由礼乐教化而移风易俗，一是限制大一统时代的皇权。而事实上，汉代的大小传统文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