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小说_看莫泊桑的文学创作观

安娜迷人的外表、娇美的身材。因此，得到安娜后，他所感觉到的不是爱情带来的快乐，而是作为胜利者的一种自我成就感。所以当后来他看到安娜的身材变宽了，容颜不再如从前的时候，他退缩了，不怎么爱她了。尤其当他觉得安娜已经成为他重返上流社会的障碍和累赘时，他甚至开始憎恨和怨恨安娜，他的这些变化最终彻底断掉了安娜对生的留恋。

三、一死一“疯”，性格使然，时代悲剧

在经历了不幸的婚姻和更加不幸的爱情之后，安娜和繁漪都彻底绝望了，安娜最终选择了卧轨自杀，繁漪虽想尽了各种办法去挽回她和周萍所谓的感情，但最终也难逃悲剧的命运，患上了精神分裂。这些不仅与她们的性格密切相关，更是与她们所生活的时代分不开的。

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同强大的封建势力相比，它是十分微弱的，它还不足以和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相抗衡。尽管安娜对于爱情的要求在现在看来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那个时代的条件还不成熟，不允许人正大光明地违反社会和婚姻道德，否则就是堕落和无耻的象征。本来在当时的上流社会中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是很司空见惯的，可安娜却希望把她和情人的爱情合法化，这是那个时代所不允许的，她注定会惨败。另外，安娜与她的丈夫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是新旧两种势力的矛盾和斗争，一个追求个性和解放，一个顽固守旧。安娜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是矛盾性，一方面安娜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敢于同整个宗法社会做斗争，另一方面她又是软弱的，贵族的出身和教养约束着她的行为和举止，致使她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过于艰辛，以失败告终。

繁漪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百姓外受他国的侵略内受剥削阶级的压迫，尤其是中国的妇女还要深受封建婚姻道德观念的束缚和压迫，不允许有自己的真正的爱情，结了婚以后就只能相夫教子，遵从“三从四德”，夫妻间毫无爱情可言。而繁漪却是一个生活在旧时代拥有新思想的新女性，她接受了五四运动新思想的洗礼，她不愿意把自己葬送在没有爱情的婚姻当中，她心里有一种强烈的追求新生活的向往，所以她想尽各种办法去拯救自己。尽管繁漪在拼命挣扎，但她难逃“枯井”的束缚，在以周朴园为代表的封建家长的专横管制下，繁漪的反抗显得是那么的势单力薄，进而只能走向悲惨的结局。

综上所述：安娜和繁漪都是她们所处时代的叛逆典型，在封建婚姻制度下，他们以婚外恋的形式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她们所处的时代特点决定了她们不可能成功，她们的悲惨结局深刻揭露了封建家庭的罪恶及封建制度的腐朽。

参考文献：

［1］曹禺.雷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2］李健吾.李健吾戏剧评论选［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

［3］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4］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

摘要：《小说》是莫泊桑阐明自己文学创作观点的一篇重要文章，它主要从四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见解，这些观点对今天的文学创作仍具有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小说》莫泊桑文学创作观独特性真实巧妙准确

《小说》是莫泊桑的长篇小说《彼埃尔和若望》前面的一篇长序，这是莫泊桑集中而系统地阐明自己文学创作观点的一篇重要文章，我们可以从中直接了解到莫泊桑的创作思想。在这篇文章里，莫泊桑阐述的文学创作观点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文学创作应体现独特性

莫泊桑认为文学创作应该体现出独特性，这个观点显然是受到他的导师福楼拜的影响。他在这篇文章里说到，他从福楼拜那里接受了这样的持久而耐心的教诲——

—“如果您具有独特性，首先就应该发挥它；如果您没有，那就应该去获取”。在莫泊桑看来，作家的才能体现在独特性上，“而独特性是一种思维、观察、理解及判断的特殊方式”，所以，作家应拥有按照自己的艺术观去观察、想象和创作的绝对权利。他反对创作上的模仿与雷同，赞成并鼓励青年作家去探索新路，从而体现作品的独特性。可以说，这是一条宝贵的创作原则。

那么，怎样才能获得创作的独特性呢？莫泊桑说：“天才出于勤奋。因此应该长久地、仔细地观察你要表现的一切，发掘其中尚未被人看到或提到的东西。一切事物都有未被发掘的一面……最细微的事物也包含少许未被识别的东西，有待我们去发现。要想描绘熊熊的火和平原上的树，我们就应该一直呆在这堆火和这株树前，直到看出它们与其他的树和火有什么不同。”莫泊桑认为作家只有这样做才是获得独特性的方法，之后才能创作出具有独特性的好作品。而他本人也正是在福楼拜的指导下经过长期的锻炼和实践，培养了自己从深刻的观察中获得独特性的才能，才创作出不落俗套、丰富多彩的作品。

从《小说》看莫泊桑的文学创作观

李丹

(广西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广西南宁53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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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出具有真实感的生活图景。“真实”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跟客观事实相符合”，这个解释可理解为“生活真实”，也就是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人和事。但对于作家而言，文学创作追求的“真实”是不能拿这个标准来衡量的。因为“文学真实”是经过作家主体意识或主观情感渗透的真实，是作家对生活真实的反应和再创造。莫泊桑在这篇文章中就明确指出：生活中的真实和作品中的真实是不同的。他认为，文学创作应该以“生活真实”为基础，作家要想获得创作成功，就“只能从不容置疑的、确确实实的真事中吸取素材。”无疑，他认为文学创作过程中的选材应该具有真实性。但他的这个观点并不等同于自然主义作家所谓的作品要描写“绝对真实”，因为莫泊桑清醒地认识到：光有琐碎生活的真实，而没有作家的分析、加工、创造，是无法真正反映生活的本质的。

有些学者把莫泊桑归到自然主义作家一列，认为他的作品着重客观描写，而缺少丰富的思想性。实际上，莫泊桑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法国盛行的自然主义的些许影响，但他的文学思想和作品在本质上却更接近现实主义作家。在文学创作上，他并不赞同自然主义的“绝对真实”理论主张，因为“真实有时并不逼真”，所以他把“真实”和“逼真”严格区分开来。他认为自然主义在创作上追求的是照相式的、实录性的“真实”，而这种“真实”是存在问题的，因为要把生活中的一切（即自然主义所谓的“全部真实”）都面面俱到地写出来是绝不可能的。而且，“现实主义者如果真是艺术家,就不应展示模拟生活的平庸照片，而应展示对生活的幻觉，因为它比现实本身更完整、更强烈、更令人信服”。可见，莫泊桑认为自然主义追求的“绝对真实”并不能把“比现实本身更完整、更强烈、更令人信服”的图景表现出来。在他看来，“写真实就是按照事实的正常逻辑制造对真实的完整幻觉，而不是将杂乱无章的事实卑躬屈膝地一一记录下来。”只要作品塑造的人物所做的事是符合生活规律的，就会具有真实性，而作品要写出“比现实本身更完整、更强烈、更令人信服”的真实，还需要作家的“幻觉”，也就是作为作家不可缺少的幻想和想象。只有这样“写真实”才能体现出生活的本质特征。

三、文学创作应巧妙安排情节与结构

莫泊桑认为，文学创作要为读者展现出“比现实本身更完整、更强烈、更令人信服”的真实，还要注意很多创作方法问题。这篇文章主要阐述了他对创作中安排情节与结构的看法。

情节与结构是作品的重要构成因素，对表现主题和塑造人物形象都具有重要作用。莫泊桑认为，文学创作是一门艺术，它应该“埋下伏笔，安排灵巧而隐秘的过渡，借助巧妙的结构来充分揭示基本事件，而对其他事件则视其重要与否而予以不同程度的突出，使人们深深感受到作者所揭示的特殊真实”。这就要求作家在创作时要“巧妙地安排一系列平凡琐事，并使作品的确切意义寓于其中"，因此作家“必须在大量日常琐事中删去无用的部分，而大力突出那些难以被普通观察者觉察到的，使作品具有意义及整体价值的琐事。”当然，作家必须围绕作品的主题在生活真实中去进行选择。就如莫泊桑所说，“艺术家确定主题以后，应该在这庞杂无序的生活中提取对主题有用的东西，而摒弃其他一切，摒弃一切枝节”。这就是题无用的东西，而采用最具特征性的情节，来突出表现对作品有重要意义和整体价值的事情。这一观点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现实主义创作观一脉相承，也反映出莫泊桑对观察、分析、提炼、概括和加工等创作方法的注重。

作品的情节结构也要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那情节又该如何为塑造人物服务呢？莫泊桑主张作家要“在人物生活的某个时期抓住人物，然后，经过自然而然的发展，将人物引向另一个时期”，用这种方式来揭示一切——

—“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思想是如何变化的，感情与爱情是如何发展的，人们如何相爱或相恨，各社会阶层如何搏斗，资产阶级利益、金钱利益、家庭利益、政治利益又是如何斗争的”。这里指出了作家应自然、巧妙、隐蔽地安排情节，从而表现作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此外，莫泊桑还对文学创作中人物的心理描写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人物的“心理应该隐藏在作品中”，作家创作时要尽量避免对人物的行为进行复杂的解释和对动机的论述，而应努力寻找“这种心态使特定情景中的人物必然作出什么动作或姿态”。因为“我们周围活动的人是不会向我们讲述他们的动机的”，所以这种使人物心理藏而不露的小说才是“更为真切”的。并且，“作家的巧妙就在于让读者认不出隐藏在种种面具下的我”。莫泊桑的这一观点是符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一直受到后来理论家的重视，对今天的文学创作也具有重要意义。

四、文学创作应使用准确、纯朴的语言

文学作品是以语言为媒介创作出来的，因此作家要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就必定要在语言的锤炼方面下功夫。莫泊桑是法国文学史中的语言大师，他的作品语言清晰、简洁、准确、生动，就像是一池透明的清水。而这也是得益于福楼拜对他的教诲和指导。正是因为他把导师福楼拜的话——

—“世上没有绝对相同的两颗沙粒、两只苍蝇、两只手或两个鼻子”牢记于心，所以他在创作时总是严格要求自己，精心挑选和修改词句。在这篇文章里，莫泊桑精辟地阐述了关于文学创作应使用准确、纯朴的语言的见解。他说：“不论我们要讲什么，只有一个字可以表达它，只有一个动词可以赋予它生命，只有一个形容词可以修饰它，因此，应该寻找这个字、这个动词、这个形容词，直至找到为止，而决不要满足于差不多，决不要使用欺骗手法——

—哪怕是巧妙的欺骗，决不要玩弄词藻以回避困难。”这个标准是他给作家指出来的创作法则，更是他对自己进行文学创作的严格要求，可谓至理名言。莫泊桑还引用了布瓦洛的诗句——

—“使用得当，一字千钧”来说明语言准确的重要性。

同时，他也在文章里明确地反对作家使用那些稀奇古怪、复杂晦涩的词汇和那些矫揉造作、故作风雅的华丽词句。他把“清楚明晰、逻辑性强、刚劲雄健”的纯朴文字作为文学作品的语言的本质，所以他呼吁作家们在进行创作时一定要“少一些难以捉摸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多一些结构多样、切割巧妙、铿锵悦耳、节奏优美的句子”，号召作家们“努力成为文笔优美的作家，而不是冷僻字词的收藏家！”。他的这一见解仍能引起今天的作家对创作语言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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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主要论述了以上四方面和文学创作有关的内容，但因为这篇文章是莫泊桑针对当时法国文艺界不正常的文艺批评的有感而发，所以文章还比较深刻地探讨了文学的批评问题，对当时的批评家应该如何开展文学批评提出了独特见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今天的文学批评也具有借鉴价值。

总之，《小说》一文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遗产中的一篇极有价值的文献，对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理论等都具有启迪和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莫泊桑著.桂裕芳译.莫泊桑小说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2卷：296-304.

［2］柳九鸣.莫泊桑名作欣赏［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

［3］柳九鸣.法国文学史(修订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4］孟丽.试谈莫泊桑的文学主张和小说创作［J］.徐州：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1）.

［5］邓楠，杨志平.论莫泊桑的文学观［J］.常德：常德师范学院学报，1999，（5）.

本文为广西师范学院青年科研基金项目《莫泊桑作品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605B027）

摘要：《洛丽塔》因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复杂的主题思想被纳入20世纪最具争议性的小说之列。本文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从纳博科夫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讽刺进行论述，力图展示小说虚实并存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亨伯特反讽

一

《洛丽塔》给人的印象是整部小说充斥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子，甚至连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行动的展开几乎都是按照弗氏学说的某些重要观点建构的。弗氏的三重人格结构学说无疑最为生动、简洁、深刻地概括出了《洛丽塔》这个故事即主人公本我、自我、超我失去平衡发生激烈冲突所引发的悲剧。弗洛伊德将人格分为三个部分构成：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个性中与生俱来最原始的潜意识部分。它是人格形成的基础，基本由欲望组成，它的构成是被称为力比多的原始生命本能，它无条件地按照“快乐原则”行动。自我就是本我中由于接近外部世界并受其影响而改变的那部分，它变得适合于接纳刺激，而作为一种防备刺激的防护装置，它的功能好像把一个生命物质包裹起来的外皮的作用，按照现实原则活动。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即通常讲的良心、理性等。它是个性结构中最高的监督和惩罚系统。它使自我摆脱本我的纠缠，按照社会规范和要求活动，其行为准则是道德原则。

小说从这里开始：“洛丽塔是我的生命之光，欲念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①这近乎绝望的呼喊是亨伯特生命中本能的表诉。小说的主人公亨伯特是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然而在他英俊的外表和儒雅的举止下却隐藏着一个生气勃勃，充满罪恶的本我——

—对性感少女无法抑制的爱恋。虽然，他有过婚史，却没有因婚姻让生命感受到光明。在遇见洛丽塔之前，他的生命可以说是处于休克状态。然而当他第一眼看见洛丽塔，那个精灵与他的本能和谐地融为了一体，注入体内，顿时亨伯特的生命又复活了。这个让亨伯特无力自拔的女孩既不宁静乖巧又不纯洁美好，但她具有原始的粗野；她具有现代人的诡诈、民女的粗俗，又具有仙女般的身姿，一切都不能统一，诡诈得纯粹，从身体到灵魂，赤裸裸地任意妄为。就是这种生机，这种幼稚原始的强劲，这种不附带修饰的人，与其说是狂风、是力量，不如说它就是力比多的代表。让亨伯特的本我无限膨胀，所有的一切都为之倾塌。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是不懂得价值判断的，它无所谓善恶，也没有道德感。在寻求释放的本能的精神专注的驱使下，亨伯特不惜与他厌恶的洛丽塔的母亲结婚，并极赋梦幻色彩地带上他心爱的小精灵开始了着魔的航行。在亨伯特看来，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为一个少女（生命本能）献生更美好的事情了，这也是他宿命的结局。

亨伯特这一被很多人视为魔鬼式的人物，他的毫无止境的本我是不可饶恕的，事实上，他时常被内心的矛盾与冲突折磨着：是遵守本我还是自我的行为准则。从亨伯特的独白中，我们得知，他尽力要做一个好人。他时常游离于不可控制的本我和保护面子的自我之间。他清楚地知道，一旦他的怪癖被人知道，必将遭到世人唾弃。为了自身安全亨伯特写道：“我决定结婚。我想，有规律的作息时间、家里做的三餐、婚姻的种种习俗、床第之间常规的避孕措施，以及，谁知道呢，某些道德标准、某些精神上替代物的成熟，即便不能剔除我那丢脸的、危险的欲念，至少也许能帮我将这些欲念加以平和的控制。”②

但是，他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精神压力过重，他几次将自己送进精神病院。为了放松他紧崩的神经，安慰他那恐惧的心灵，亨伯特不断地翻阅那些发黄的法典并在浩瀚的文学海洋中遨游，以此来证明他的癖好的合法性和为现实社会所接受的可能性。他在与洛的旅途中为掩人耳目，始终以父亲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而且也极力地想要扮演好这个角色。在超我的指导下，自我肩负着沉

论《洛丽塔》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反讽

倪霞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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