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林徽因的小说看她的女性观

第30卷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30第3期Journal of Hubei Nor mal University(Phil os ophy and Social Science)No.3,2010

透过林徽因的小说看她的女性观

白晓丽

(河南检察官学院,河南郑州　450004)

〔摘　要〕　林徽因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建筑学家,又是坚定的女性主义作家之一,她关注妇女,对男权文化下的妇女命运始终保持敏感。她以学者作家敏锐的眼光,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以独到的视角写下动人的篇章,在其小说中体现了独特的女性意识以及她的女性观。

〔关键词〕　林徽因;美丽女性;同情女性;超越女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733(2010)0320035203

作为京派小说家的林徽因,她留给读者的小说作品,只有6个短篇。它们是《窘》、《九十九度中》和总题为《模影零篇》中的4篇作品:《钟绿》、《吉公》、《文珍》和《绣绣》。林徽因生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端期,也是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期,她和一批现代女作家一样迎着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新时代曙光,把“人的发现”这一五四新文化思想的核心具体化为“女性的发现”和“女性的复活”,宣告女性该成为和男人一样的大写的真正的人,应该享与男性同等的价值、权利与尊严。她们用文学品塑造了一批冲出男权传统樊篱的新女性形象,描写歌颂了她们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男女平等的大胆追求,揭露控诉了历史牢笼对女性的摧残压迫,留下了一份份属于自己的女性体验与女性话语。作为她们中的一员,不仅具有成熟深刻的女性意识,并且她还把自己的丰富的意识世界渲染于纸上。本文试图从精神文化层面,以男性为参照,展开来分析林徽因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的特征,以求发掘每一个特征的意义和作用。

一、美丽女性

作为女性,林徽因抱定一个信念:属于女性的一切都应该是好的,美的,善的。而作为女人,林徽因本人也是美丽的。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时人记载“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梅竹的一副三友图。”才貌双全的林徽因从此崭露头角,成为北京上层文化圈的亮丽一景。在老一辈的回忆中都不约而同地说“林徽因是我平生见过的最令人神往的东方美人。”[1]的美在神韵,她不但天生丽质,并且才智过人。冰心曾说:“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因此林徽因笔下的抒情女主人公也是非常美丽的,以她的亲身经历、体会为底色,用她女性的细腻,更以作家的正义和勇气,“真诚地、深人地,大胆地看取人生。”[2]在20年代和30年代剧烈动荡的时局中,在渐渐商品化和半殖民地化的北京都市生活中,她独立观察、体验了这个世界,独立观察体验了异性、同性和自己,渐渐磨练出一双现代女性锐利的眼光,在小说《窘》中对少女“芝”这样描绘:“笑的时候她的确比不笑的时候大人气一点,这也许是她那排小牙很有点少女的丰满的缘故,她的眼睛还是完全的孩子气,闪亮,闪亮的,说不出还是灵敏,还是秀媚。”维杉呆呆地想一个女孩子在成人的边沿真像一个绯红的刚成熟的桃子……微红的肉色和葱绿的衣裳叫他想起他心爱的一张新派作家的画…因为你的本身便是美术,你此刻便是一张画。“[3]作者以不无雕琢的字句描绘了笑的波浪起伏,描绘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富有青春气息的美丽少女。再如《模影零篇》中的《钟绿》也表现出作者的这种追求。主人公钟绿是叙述者“我”“一生中没有疑问地,真正地,见到的一个美人”,钟绿是一个有希腊血统的留美女学生,她高贵典雅,天然纯朴,神秘浪漫,作为混血儿,她的美几乎荟萃了中西方艺术的一切精华。她这样描写“钟绿”的美:“试想一个静好如花的脸;一个长长窈窕的身材;艺,身的编素;借着人家伤痛的丧礼来哭她自己的身世,怎不是一副绝妙的图画!美到令人不敢相信的中世纪小尼姑,眼微微地垂下,手中高高擎起一只点亮的长烛。简单静穆,真像一张宗教画!”[3]

[收稿日期]　2009—12—15

[作者简介]　白晓丽,女,河南检察官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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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作者娓娓动情地追溯,一幅幅钟绿的图画———一张宗教画,一张风雨中的村姑画,一张古典的自画像,一张现代美女画———在读者面前渐次展开。她把“钟绿”的冷艳迷人,柔美和神韵,描绘得如诗如画。这些描写了一个个美貌女子的摄人的美貌和笑容。作家捕捉的是一个个的瞬间,在这一个个的瞬间里呈现出了种种理想化的极致的美。女作家是擅长于以层层叠叠的描绘衬托出一个密集而神幻的世界的。这样的描绘不仅富有浪漫派的神韵,更是唯美主义的。在女作家的心目中,她对一个个女子的美的夹带着想象的审美把握,与她理想化的人生的浪漫离奇的感悟,以及对纯粹的艺术境界的全身心膜拜一样,都足以构成她笔下的充满唯美精神的诗境。这是一种超功利、超世俗的唯美精神,描写的是一个个女子,却又绝少人间烟火气。着意描写的女子的美作为一种状态,仿佛被孤立为一件艺术品。它是女性对自己生命本体的特殊性本质性以及对女性作为人的价值的体验和认可,它是由女性自己拿起笔来以独特的话语方式向社会向文化向人性所做出的发言,是用我手写我心。作品呈现出一幅幅精美绝伦的美丽画面,充分地传达出了北京特有的幽香儒雅的氛围。

二、同情女性

五四女作家的创作有着其固有的女性意识,正是由于她们这样来认识世界,因而她们的创作总是从自身的经历出发,着力表现现代女性的命运和情感的。在她们的笔下,女性题材的作品占了百分之六七十之多。法国思想家波伏娃“女人形成”说作为一种女性主义的经典论述,它启示每一个女性作家都应该具备自觉的女性意识:“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4]林徽因的小说林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就是说,所有在男人们看来琐碎无价值的事物,在她眼里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她的诗中,无瑕的美丽、无怨的青春、无悔的错误……一切都成了绝对的美,成了应该感激和追怀的恩赐。林徽因由于自己是庶出,在家庭中遭受冷落,因而也给她带来或多或少的创伤与苦痛,使她在年少时便清醒地认识到女性的天空是低暗的。《绣绣》叙写了13岁的“我”同11岁的绣绣“一把友谊”。作者笔下,绣绣依然是爱和美的化身。她聪明解事、乖巧可爱,“我总是暗暗地佩服她的能干,羡慕她的经验”。而绣绣却生活在“灰黯”的生活环境中:“很阔绰”的父亲已另有家眷住在别处,绣绣同黄病的母亲———一个“极懦弱无能的女人”一起,寄住在亲戚楼下的小屋子里,“好像被忘记了的孤寡”。绣绣不只“习惯于母亲的无用”,更同情于有病的母亲的遭遇和不幸,对母亲的“暴躁”,她报之以“温柔和平”。对远离自己的父亲,绣绣渴望着父爱,在互相仇视的父母的交锋和纠纷面前,幼小的绣绣,只能“抱着破碎的想望,无限的伤心”;作品在借绣绣展示出童心的真诚,呼唤和赞美人性的爱与美的同时,还以动情的笔触,表现了“漂泊不得于父母的寂寞孩子”心灵的无所皈依,写出了绣绣心灵上遭受的压抑和伤害。在《绣绣》结尾,在对人物不幸命运结局的诗化言说中,倾注了对无辜而弱小生命被摧残的无限同情。而从绣绣和“我”的“迷惑”中,作者含蓄地表达了对现代人性缺失的忧虑,呼唤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真诚与友爱,并且对现存婚姻家庭关系作出了质疑,倾吐着对现实人生的不平。她用自己的心灵之笔抒写着悲悯与忧伤、追寻与责任。表现了作为现代知识女性的主人公在人生道路上追求幸福生活的焦灼、孤独与悲凉感受。整篇小说都笼罩着孤独无援的悲剧性氛围。

林徽因是一位诗人,童年父爱的缺失,造成了她小说中带有忧郁的气质。她与徐志摩的爱情传奇带给她的是使她更多地忧伤,林徽因坚定自觉地走着自己的艺术道路,在对艺术的颠覆中构造着自我。这是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开始未必是自觉的,但之后成为了一种自觉的追求。对爱情、对女性、对生命、对生活的信仰。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有一个因素不能忽视,那就是她作为当代女性诗人很自觉地把颇具现代女性意识的人格象征升华到了极致。小说以《窘》女性所特有的敏锐和性别意识,抒情女主人公爱一切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她的生存是一种美丽,是为着琐碎也忧伤的生活而来,而不是如男人们那样为着某种属于外界的价值而来,林徽因小说中渗透着她独到的生命体验与漂泊感受。一方面,通过对生活经历的艺术化再现,使作品呈现出鲜明的自传性色彩。女诗人的用意显而易见,她用小说寻找一种属于女性的独特的体验,以至充分显示出女性身上向来被无视的价值。她找到了能够充分显示女性价值的可行途径,即极尽渲染之能事,将女性在漫长而琐碎细腻的人生中每一点滴的幸福均体察入微,从细微的体察中认识女性的成熟和热情,尤其对生命的主动把握,表明女性生命的辉煌。

三、超越女性

作为知识女性,林徽因和大多数五四女性作家一样,她们已经意识到旧有的生存状态的无意义,伴随着社会改革出现的自我更新的必然,林徽因也称的上是一位具有成熟深刻女性意识的佼佼者。她小说中流露出的忧郁情绪,某种程度上正反映了“五四”以来现代作家的时代情绪。林的小说中始终流淌着一种来自心底的忧郁情绪,它或隐或现、朦朦胧胧似一层轻纱给小说增添了无尽的诗意,使人从中领略了一种忧郁、凄婉的审美风格。她通过作品构造出一个个女性为主人公的悲剧故事,在写小丫头寿儿:“一早眼睛所接触的,大部分几乎是可口的食品,但是她们仍然是饿着肚子,坐在老太太门槛上等候使唤。她极想再到前院去看看热闹,但为想到上次被打的情形,只得极力忍耐。”[3]抒写了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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