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与中国传统文化

托尔斯泰与中国传统文化

托尔斯泰与老子

托尔斯泰这样来介绍老子的一个基本论点：“他教导人们从肉体的生活转化为灵魂的生活。他称自己的学说为‘道’，因为全部学说就在于指出这一转化的道路，也正因此老子的全部学说叫做《道德经》。”1891年10月，托尔斯泰在给出版商列杰尔列的一封信后面，附了一份“给我留下印象的作品”。这份书目罗列不足50部，记录了托尔斯泰自童年至63岁这个阶段阅读并留下印象的作品。这些作品，根据阅读印象，分为强烈；非常深；很深三种程度。书目中，涉及中国的作品，有孔子和孟子以及老子数种，而“老子”，是列在印象“强烈”这个项目中的，列入这个程度的作品，仅仅不过十部左右。

虽然，托尔斯泰接触老子是比较晚的，那是在已创作出为他赢得世界声誉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之后。1880年左右，托尔斯泰思想出现巨大困惑。1879－1882年之间，托尔斯泰写出一篇表现这种困惑的长文《忏悔录》。他在探索生命意义的精神活动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在探索生命问题的答案过程中，我的感受和一个在森林中迷路的人的感觉完全相同。”

一段时间，他开始与贫穷、朴实、没有学问而有信仰的教徒、香客、修士、分裂派教徒、农民接近，“我爱上了这些人，我越深入思索我常听到和读到的像这样活着、也像这样死去的人的生活，我就越热爱他们，我自己也就生活得更愉快了”。当然，直到《忏悔录》写完几年，托尔斯泰仍没能从困惑中走出，人生的探求仍在继续。

就在这时，托尔斯泰遇见了老子。有明确记录的时间是1884年。在当年3月6日，他的日记里，出现了这样的字眼：“我在翻译老子，结果不如我意。”3月9日：“读了一点关于中国的东西，骑马在城里转了转。除我以外，人人都在工作……我洗了澡，读老子。翻译过来是可以的，但是缺乏完整性……”

由此看来，托尔斯泰接触老子的时间还应当略略靠前一点。因为不可能还没阅读就开始要翻译它。托尔斯泰阅读的老子《道德经》，是1841年巴黎出版的法文译本。后来，他与波波夫一起，将《道德经》翻译成俄文。这项工作甚至激起了托尔斯泰写一本介绍中国哲理，尤其是探讨人性善恶问题的书的愿望。

就在1884年，托尔斯泰刚接触中国先哲不久，他写了一篇近乎提纲的文章《中国的贤哲》。文章分了三个部分：孔子的著作，《大学》，中国先哲老子所著《道德经》。

在托尔斯泰眼中和笔下，老子是很难表述的，所以在前引的日记里有“翻译过来是可以的，但是缺乏完整性……”这样的句子。在《中国的贤哲》中，有关“中国先哲老子所著《道德经》”一节，托尔斯泰不得不完全借助老子。他摘译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等若干原文，而自己未发议论或引申，似乎老子本身就可以自然说明问题一般。

当然，老子还是对托尔斯泰的处世思想产生了影响。1884年3月10日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一早起身，收拾了房间。安德留沙打翻了墨水瓶。我于是责备他。我脸上的表情一定是恶狠狠的……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的如水一般。没有障碍，它向前流去；遇到堤坝，停下来；堤坝出了缺口，再向前流去。容器是方的，它成方形；容器是圆的，它成圆形。因此它比一切都重要，比一切都强。”

托尔斯泰与中国圣哲老子，真可谓时距千年，相隔万里，与老子的相遇，为其对人生的思考增加了一个参照系统，并使其获得了“良好的精神状态”。尽管误读不可避免，但在人类精神活动里，这种交触现象，却是值得我们认识和探究的。

我心目中的安娜路卡列尼娜

托尔斯泰与孔子

在传统文化经典中，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孔子。托尔斯泰不懂中文，何以能够研究孔子呢? 原来他是从读英译本的《四书》开始的。英国汉学家詹姆斯·理雅各翻译了《四书》《五经》，分成28卷于1861一1886年间陆续出版，在西方广为流传。这些书也流入俄国。英译本总名为《中国经典》。译者理雅各原为伦敦布道会派驻马六甲任英华书院院长(1839)，后于1843一1873年长驻香港，返英国后就在牛津大学执教，开汉文讲座。由于译者的名声，其译本的影响也大。而俄国人竟然不知道早在此前，1870年的时候，他们国内已拥

有自己的俄译本《大学》和《中庸》，那是由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列昂季耶夫译出，在彼得堡出版的，可惜没有传开。

托翁读的却是英译本，他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孔子、孟子的著作。1882年6月他曾致信文学评论家斯特拉霍夫(当时任彼得堡图书馆员，也是帮托翁寻检书籍的一位助手)，感谢后者给他寄去孔子的书，不久他便着手研读了。续年他在书信和日记中多次写下读后感。2月末，他写信给好友切尔特科夫说：“我坐在家里，发着高烧，得了重感冒，第二天读孔子，很难想象，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道德高峰，看到这一学说有时竟达到基督学说的高度，你会感到快慰。”3月27日又在日记里提到“我认为我的道德状况是因为读孔子，主要是读老子的结果。”到了3月30日，他在日记中更表示：“应该使这一学说成为公共财富。”

托翁研究孔子的成果，一是在1884年写出了《论孔子的著作》、《论》等文章。一是摘编了孔子的语录，后来该书于1904年由“媒介”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孔子生平及其学说》，并附有托翁写的《中国学说述评》一文，系由布朗热据托翁的草稿整理而成的。因而以后再出的版本中也有以《列夫·托尔斯泰阐明的孔子学说》为该文题目的。托翁在《论孔子的学说》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的民族。他们有四亿五千万，几乎是俄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的总数的一倍以上。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中国人是庄稼汉。他们的皇帝自己也种田。因此，中国人是世界上最

爱好和平的民族。”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著作给了他对中国多么好的印象。同时，托尔斯泰身上具有的人道主义，也使他能很快同孔子的学说相呼应，进而用“仁者爱人”这样的思想去规范自己和要求他人。在行动中则是以身作则，厉行“平民化”，并且用作品和各种形式的公开言论去谴责沙皇专制制度压榨人民、残酷对待下层人的丑行，暴露俄国官吏和社会的黑暗，达到为民众的疾苦呼吁的目的。因此，可以说托尔斯泰研究孔子的积极结果，是加深了自身的人道主义精神，从博爱、“爱人”的思想原则出发，更加关怀下层民众。

托尔斯泰与墨子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对包括孔子在内的诸子百家的印象极佳，他曾经多次用文字表达对中国的热爱与尊敬。在1905年12月4日写给我国留学俄国的学生张庆桐的复信中就这样写道：“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曾经有好几次同日本人见过面，但从没有一次同中国人见过面，也没有发生过联系，而这正是我一向非常想望的；因为很久以来，我就相当熟悉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更不用说孔子、孟子、老子和他们著作的注疏了。遭到孟子驳斥的墨翟学说，尤其令我敬佩。我对于中国人民经常怀有深厚的尊敬，很大程度上由于可怕的日俄战争诸种事件而更为强烈了。”

那么，托翁为什么会对墨子特别感到敬佩呢？原来他在晚年的思想探索中一直醉心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从英译本的《四书)》《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