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管晏列传》有感

读《史记·管晏列传》有感

摘要：管仲与晏婴是春秋时齐国相距一百多年的两位宰相，为齐国的兴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史记》中，太史公将二人合传，写了两人的成就以及生活中的一些琐事。此文主要探究太史公将二人合写的原因，及太史公所寄寓的感情。

关键词：管仲；晏婴；知人善用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3-0004-01

《管晏列传》记录了春秋齐国的两位著名宰相管仲和晏婴的事迹。此传分三部分：一是管仲的传记，主要记录了管鲍之交；二是晏婴的传记，主要记述其不拘一格提拔人才；三是司马迁本人对管仲与晏婴的评价。读完《管晏列传》，不禁想知道太史公将这两人合写的原因。

《史记》列传内，合传的不少，命意各不相同，将管仲与晏婴合传难道只是因为两人都是齐国的贤相吗？不尽然。

（一）表面原因：管仲与晏婴行事相类，思想相近，都为齐国强盛做出了突出贡献。

管、晏二人都是齐国的贤相，治国方略上虽有不同，但都以民为本，重视民生，尽心竭力地辅助国君治国。

管仲“以区区之齐在海滨”，流通货物，使齐国国富兵强，而且他与百姓同好恶，顺应民心民意，体现了其以民为本的思想；晏子同样重视民生，办事尽心尽力，且身体力行，崇尚节俭，任齐国宰

相时，“食不重肉，妾不衣帛”，深受百姓爱戴。

处理政事上，管仲“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利用局势，转危为安，颁布政令也顺应民心；晏婴则是与国君直言以对，或遵循法度，或斟酌而行，诸事办得合理合法。

重视民生，顺应民意是你管仲与晏婴为政上最大的共同点，也是是司马迁将二人合写的重要原因。但《管晏列传》对这一部分着墨很少，而用了大量的篇幅写两人生活中的一些轶事。这是为什么呢？

（二）深层原因：太史公将管、晏二人合写以寄托难言之隐。

通观全文，主要讲了管仲与鲍叔牙相交之谊、齐桓公善用管仲，共成大业之事，以及晏婴知人善用，举荐人才的行为。由此不难看出，太史公是借此文颂扬举贤荐能的美德，以抒发自己受腐刑之辱及得不到赏识之怨。

先看管仲，《管晏列传》中，不仅道出了管仲对鲍叔的感激之情，也让我们体会到了鲍叔对管仲的情谊之真：管仲贫困时，鲍叔不嫌其贫；管仲办事不利时，能看到主客观原因，并坚信管仲之才；管仲身陷囹圄时，他不仅力挽狂澜救出了管仲，还向桓公推荐管仲，自己甘居其下。

鲍叔牙可贵的不仅在于能包容管仲那些与世俗观念不符的行为，还在于能理解他，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相信其潜能，并甘心居于其下。可以说，没有鲍叔牙，就没有管仲的伟大功业，太史公这句“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真是恰如其分。这句话

不仅道出了鲍叔牙对管仲的知遇之恩，也切实表达出司马迁对管鲍之交的钦羡与向往，含蓄地抒发了自己知音难觅的切肤之痛。

如果说，鲍叔与管仲是知音，那么，齐桓公和管仲则是知遇之恩，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君臣之间的信任与相互扶持。齐桓公不计一箭之仇，重用管仲，而且对其无比信任，管仲为了治国，向桓公要求“三归”、“反坫”，桓公都一一满足，并无任何怀疑；而管仲则报之以无比的忠心，不仅能抓住时机，转危为安，还能从国家利益出发，不计个人得失。齐国有了管仲，称霸诸侯；管仲也是因为齐桓公，才成为万世敬仰的功臣。

再来看看晏婴，太史公先写了晏婴的经历：“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后面侧重描述了他知人善用、举荐人才的事。

晏婴在路上遇见了身陷缧绁的贤人越石父，晏子立马解下马，赎回了越石父，表现出其求贤若渴的心情。到家后，晏子一时疏忽，没有邀请越石父进门自己就进去了，越石父严厉斥责了晏子，认为“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螺绁之中”，甚至要和他绝交。晏子不仅没有生气，还检讨了自己，向越石父诚心谢罪。呈现出了一个胸怀宽广、礼贤下士的贤臣形象。

第二件事，更加突出了晏子的形象。晏子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仍表现得很谦恭。他的御者却甚为自得，御者的妻子感觉悲哀要求离去，御者从妻子的告诫中幡然醒悟，变得谦逊退让，勇于责己。晏子察觉到御者的变化，在了解事情原委后，大胆地推荐他出仕，为国所用。

总的来说，太史公主要写了管仲被举荐终成大业与晏婴举荐人才两件事。怀才不遇的感叹、企羡明君的赏识才是这篇列传的主旨。司马迁因替李陵进言而被汉武帝施以腐刑，而管仲与桓公有一箭之仇，仍被桓公重用为相，相比之下，太史公是多么生不逢时，只能感叹明君难求啊；司马迁落难之时，“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而越石父与晏子素昧平生，晏婴能以马赎出身处缧绁的越石父，这样一比，太史公可谓是痛到极致，莫可名状。在《管晏列传》中，司马迁以“相知”为灵魂贯串全文，突出表现朋友之间，君臣之间，贵贱之间，主仆之间的知遇之情，以表明自己生不逢时，知音难觅之痛，深刻反映了作者心灵的孤独与寂寞，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对汉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不满与怨恨。这才是将管晏合写的深层原因。

参考文献：

[1]张丛林.《管晏列传》与司马迁的隐衷.安徽教育学院学

报.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