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中共七大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中共七大
作者：李东朗
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03期
纪念党的七大召开七十周年专题
编者按：2015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召开70周年。

70年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在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命运抉择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总结了党领导中国革命二十多年来的基本经验，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路线，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战略构想;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正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系统地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强调了在党内生活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

党的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被载入史册。

为了纪念党的这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盛会，总结历史，汲取智慧，本刊特邀请有关专家就党的七大与党的建设相关问题撰写文章，以期对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参考。

1944年4月20 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对延安整风运动成果的集中总结，意义深远。

它和中共七大有密切关联，一是，它原为中共七大的一项议程，后来为了使七大“集中注意力于当前问题”而改在六届七中全会通过。

二是，它为中共七大的成功召开做了重要准备。

学术界有一个普遍的共识，认为延安整风为中共七大奠定了基础。

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是对延安整风的总结，也是对延安整风成果的提炼，它充分反映了延安整风的成果，又升华了延安整风中的认识，因此延安整风对中共七大的影响，集中地反映在“历史决议”及其形成过程中。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就此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历史决议”实现了七大代表思想认识的高度统一
延安整风之前，党内存在认识不统一的问题，毛泽东曾就此回忆说：“在一九四○年以前，就别扭得很，在军事上，在政策上，例如群众运动、减租减息，许多地方都不一
致。

”[1]141邓小平后来也说：“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还不断有斗争。

在抗日战争初期，还有第二次王明路线，王明由“左”倾机会主义变为右倾机会主义。

全党干部包括一些主要干部，对党的历史、两条路线的斗争，怎样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正确的党、联系群众的党，用什么样的思想作风来武装党等问题的认识，都还不很清楚。

”[2]345同时存在一些“长期争论的问题”[3]133，其中不少是历史上积累的难题，“所谓历史上积累的难题，往往是由于党在工作指导上发生了错误或失误，从而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并在党内的一些重要问题上造成了是非不明、认识分歧的复杂局面”[4]374。

这种现象，在七大代表中表现得相当突出。

延安整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通过对党的历史的回顾、反思，破除主观主义，端正党的思想路线。

作为其结晶的“历史决议”对党的重大历史作出了客观、公正的结论。

第一，对土地革命时期党的路线作出正式结论。

这是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决议”的主要内容和成功之点。

土地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给党和中国革命造成惨重损失，使党遭遇严重危机，许多人因此牺牲、受到打击，历史教训十分深刻。

只有很好地总结这段历史，分清是非，才能汲取经验教训，也才能统一因错误领导形成的认识分歧和各种思想情绪。

“决议”在广泛讨论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 1931 年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 年遵义会议这段时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和王明为代表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的主要内容、表现、危害及其原因，作了系统深入的揭露和剖析。

聂荣臻就此评论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文件搞得相当不错，短短的，纲领式的，分清了我党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作出了明确的结论。

这是整风运动的一个巨大成果”[5]562。

与此同时，对一些重大事件和历史问题，如陈独秀的错误、八七会议、中共六大、立三路线、六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第三次“左”倾形成时间、六届五中全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遵义会议等重大事件，“决议”都进行了基于当时认识的分析和评价。

第二，阐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决议”在深入剖析“左”倾错误的同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

指出：中共六大后，毛泽东“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

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红军运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6]958-959。

立三路线时期，毛泽东不但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并在一九三○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江西中央区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之下，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贯彻其错误路线的情况之下，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巨大胜利”。

决议指出：“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

”并且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基本理论和基本策略问题上的主要观点，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第三，突出地论证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党的极端重要性。

延安整风通过对党的历史的回顾和反思，深刻地揭示出，在党的历史上，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趋向、两种思想方法。

一种是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的方法，以历次“左”倾错误为代表，以王明为典型;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实事求是地依据国情探索中国革命。

两种思想方法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实事求是就胜利，主观主义就失败。

“决议”作为对延安整风的总结，突出地反映了这个延安整风的最重要成果。

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高度评价了党在
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三个历史阶段取得的伟大成绩，指出取得这些成绩的主要原因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二是在论述“左”倾路线错误和危害中明确指出：“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

”三是阐述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造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并且在分析“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的具体表现时，阐述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实践，通过正反比较，清晰地论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及其极端重要性。

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是延安整风的目的，也是延安整风的最大成果，“决议”集中反映了这一成果。

“决议”的上述论述，为全党提供了认识党的历史和分歧问题的政治依据和评判标准，提供了如何分析和认识“争论问题”的基本方法，取得了消弭分歧、统一思想认识的重大功效。

20年后，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对此做出高度的评价：经过整风，“彻底地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最后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345
“历史决议”由此产生的统一思想的功效，许多七大代表感受很深，王宗槐回忆说：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们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对长期争论的问题取得了统一的认识。

……没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全党的思想，七大是开不好的”[3]132-133。

罗琼持相同的认识：“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达到了思想统一，空前团结。

”[3]311刘志坚认为：“这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七大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是很重要的，起到了重要作用。

”[3]235李士英则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七大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3]316
思想认识的高度统一，是中共七大成功召开的重要原因之一，“历史决议”为此发挥的作用尤其明显。

二、“历史决议”在七大代表间形成团结亲密的良好氛围
首先，如前所述，决议对党的历史问题达成共识的表述，为党内团结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为七大代表统一思想意志、团结一致打下了坚实基础，促成他们之间团结统一的形成。

其次，正确地对待和团结犯错误的同志。

毋庸讳言，延安整风运动中出现过一些过火现象，曾对一些犯错误的同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甚至有上纲上线的过激的言辞，出现了认为王明、博古的错误是党外问题，否定中共六大和全盘否定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之前一切工作等意见。

为此，毛泽东在1944年春反复阐述和强调了整风运动的方针，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局会议和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明确否决了王明、博古错误是党外问题等过激意见。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很好地贯彻了党的“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作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运动的方针。

一是重申和强调了整风运动的方针。

明确指出：整风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

二是批评了党在过去太着重追究犯错误者个人责任的作法，提出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

既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

”三是在严肃批评“左”倾路线、批评一些同志过去所犯的错误的同时，肯定他们做的哪些工作是正确的，肯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四是没把党史讨论中形成的一些意见写入决议。

如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的问题，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非法的问题，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教条宗派、经验宗派问题等。

毛泽东说：“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

”[7]315五是呼吁全党加强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

”
对于“历史决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第三次“左”倾错误中负有很大责任的博古感受很深，他在讨论通过历史决议时发言说：这个决议是在原则上很严格，而在态度上对我们犯错误的人是很温和的。

我了解这是给我们留有余地。

我们要从头学起，愿意接受这个决议作为改造自己的起点。

[7]321博古的话表达了历史上犯过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的共同认识。

历史证明，这个方针，对实现党内团结作用很大。

“决议”的这些处理方法，为七大形成团结一致的氛围创造了政治和情感条件。

再次，纠正历史上的冤假错案。

在“左”右倾错误统治全党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他们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惩办主义，凡对他们错误主张提出不同意见或执行不力的同志都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根据地的肃反斗争中也出现严重错误。

这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是当时党在组织建设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它极大地妨害着党的团结统一。

整风运动在分清历史是非的基础上，大力纠正历史积案，纠正不正确的处理结论和遗留的问题。

“历史决议”把中共中央的这些精神具体化和决议化，在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作出正确结论的同时，对一些冤屈的同志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为被错误处置的同志申述了公道。

特别是决议明确指出：“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

”并郑重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销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

一切经过调查研究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

”如此一来，平抚了被伤害者，消融了一些同志之间的芥蒂，体现了党保护干部的政策和主张公道的原则，极大地增进了党内团结和七大代表之间的团结。

“决议”促进党内团结和对七大的重大作用，任弼时感受很深，他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指出：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党的空前团结的反映。

这是对七大的思想上的准备，其意义也是非常伟大的。

[8]437
需要强调的是，“决议”所秉持和体现的这些团结精神，为七大所延续，成为七大的一个基本方针和七大成功的重要因素。

三、“历史决议”营造了浓郁的民主气氛和严谨的作风
“历史决议”是党内民主的产物，这是不争的事实。

作为决议起草蓝本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通称“历史草案”），是毛泽东根据1941年九月政治局会议精神起草的;作为决议起草重要方针的关于党史学习中几个主要重要问题的结论（即毛泽东的《学习和时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它们都是集体决策的成果。

而在1944年以后决议形成过程中，民主、谨慎之特点非常鲜明。

一是反复修改。

194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历史决议”为中共七大的一项议程，成立由任弼时负责召集的“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起草决议。

任弼时随即写出《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在由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作较大修改后，任弼时又在胡乔木的修改稿上连续修改3次。

其后，胡乔木写了一个稿子。

张闻天参考任弼时、胡乔木的稿子，重新构思撰写了新的修改稿。

从1945年春开始，毛泽东在张闻天修改稿的基础上，进行了7次修改。

参与决议起草工作的胡乔木就此回忆说：“《决议》起草委员会有一段时间工作很紧张，几乎每天开会，开了几个月。

”[7]68“讨论一阵子，又改稿子，并向毛主席汇报。

”[7]70“那时中央领导层的讨论也很认真。

这种讨论成了当时的主要任务。

每次修改都是以这些讨论为基础。

这样的讨论历史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7]73参加讨论的人员，不仅是“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的成员（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还有陈云、聂荣臻、邓发（可能还有王若飞），及其他许多高级干部。

比如毛泽东第二次修改后，排成铅印稿，分送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刘少奇、任弼时，并指示：“编号发给四十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淡一次。

”[7]314
二是广泛征求意见。

胡乔木回忆说：“历史决议草稿交给中央全会之前，已在相当大的范围进行了讨论。

交给全会之后，讨论的范围更大了。

讨论是频繁、认真、深入的。

每一句话经过斟酌，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段落，讨论得很仔细。

”[7]73决议稿曾发给在延安的高级学习组讨论，由高岗、李富春、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毅、朱瑞、林枫等负责连续开会讨论，提出很多意见。

“许多高级干部回忆历史，使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认识逐渐丰富起来”[7]66。

与此同时，还把起草稿下发七大代表讨论。

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七大代表杨国宇1944年10月日记记载：“从5月20日起上面老开会，到10月还未结束。

我们则在党校学习讨论《关于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改了又改。

”[3]198当时在中央党校工作的陈模也回忆说：“胡乔木多次来到党校，召开座谈会或按地区找人谈话，征求大家对《决议》草稿的意见，听取意见修改后，又来征求对定稿的意见。

”[9] “决议”充分发扬了民主，集中反映了中央领导层的共识和全党在当时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

而这个民主的过程是非常谨慎的，毛泽东在“决议”原则通过的第二天就此评论道：“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

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

很多东西在讨论中你们提出来了，这很好，叫做谨慎从事。

”[10]295
三是谨慎的态度和作风突出地表现在“决议”的内容中。

第一，在学习党的历史的过程中，许多同志对四中全会和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表现出极大的义愤，提出严厉的批评。

但决议没有采纳这些非常尖锐的意见，如前文所述，“决议”没有把党史讨论中形成的一些意见写入其中，“不写并不是否定”，“今天不写，对党是有利的”。

[3]201第二，对抗战时期党史路线问题不作结论。

“凡总结历史问题，必须在后个阶段，才能看清前一个阶段，将来还要总结的。

历史发展到第二、三阶段，才能很好地解决总结第一阶段。

”据杨国夫日记记载，毛泽东在给他们的报告中说：“七大作风应来个革命，不要随便作总结，反对随便作总结的作风。

”[3]201
四是谨慎的态度还体现在“决议”通过的决定中和毛泽东的认识中。

“决议”是毛泽东呕心沥血的杰作，是集中党的智慧和认识的结晶，但在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只是“原则”通过。

所谓“原则通过”，就是说在基本方面、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正确的，但在一些具体方面或个别问题上还不完善，因此认为有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的需要。

毛泽东在会上就决议草案作说明时，这个认识非常明确：“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过。

”[10]282在决议原则通过的次日（即4月21日）召开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说明了这个认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三番四复的研究，现在还是基本通过，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再拿去精雕细刻。

但这样是不是还会有漏洞呢？还可能有。

经过十年八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

这没有什么，比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的。

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10]296其严谨的认识和态度可见一斑。

总之，“决议”制定过程中体现的浓郁的民主、谨严作风，为七大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七大继承和发扬了这种作风，从而对七大的成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历史决议”为七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制定“历史决议”的过程，就是全党提升对中国革命认识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的奋斗历程异常艰辛曲折，有过两次胜利，也遭受过两次严重失败。

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整风运动前党没有系统地进行过历史总结。

因此，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对党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党内的认识并不统一，有的问题分歧很大;整风运动期间，
在对党的历史问题的学习讨论中也发生过许多争论，有的还“争论得很热烈”，[11]157一些争论甚至在制定“历史决议”过程中还存在。

“历史决议”要总结党成立24年来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导致严重失败的经验教训，达到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的目的，正确地进行中国革命，就必须分清历史是非，搞清楚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因此在“决议”起草中，围绕党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问题，反复讨论、反复征询意见，反复修改。

这些讨论、修改，就是认识由分歧到达成基本共识的过程，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的过程。

比如对中共六大的认识，高级干部中就此发生激烈争论，周恩来专门为此到中央党校作报告。

决议起草过程中，仍有不同意见，决议起草之初对六大评价比较低，说六大“仍然没有在思想上给盲动主义以彻底的清算。

这样就埋下了‘左’倾思想在党内得以继续发展的一个根苗”。

征求意见中许多人不赞同此说，认为不能说六大埋下了“左”倾思想继续发展的根苗，而应当强调六大的正确方面。

于是去掉了“根苗”的说法，仍写得比较简单：“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了陈独秀主义与盲动主义，特别指出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

”又有同志提出对六大的评价应再高一些，修改中就对六大的正确方面作了比较充分的阐述，而对它的缺点只用“这里不来详说”几个字一笔带过。

但又有同志提出意见，认为：六大有缺点，应指出，不提反而不好。

结果决议对六大的正确方面和缺点作了全面的阐述和评价。

再如关于四中全会是不是第三次“左”倾路线起始点的问题，开始时说四中全会虽然在清算党内“左”倾错误上没有起过积极作用，而且扩大与发展了许多“左”倾错误，但认为1931年9月20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才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充分形成的开始。

对此不少高级干部提出意见，认为从四中全会起就执行了“左”倾路线，不应只强调九一八事变后中央九月二十日决议。

经过反复讨论，决议最后确定四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起始点。

这些讨论、修改，就是认识由分歧到达成基本共识的过程，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的过程。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决议”系统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

比如关于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错误，“决议”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都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

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坚持城市中心论;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根据需要估计形势，在应当防御时盲目地实行进攻，在应当进攻的时候不会组织胜利的进攻。

与此同时，“决议”系统地记述和阐发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贡献，对它进行了概括：政治方面，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性质、基本国情、阶级关系以及革命性质、革命任务和革命道路、革命策略等方面所作的突出的理论贡献，阐述了毛泽东有关上述内容的基本观点;军事方面，高度评价毛泽东探索出的一条无产阶级的建军道路，其基本点包括人民军队的理论、人民战争的理论;组织方面，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制定和创立的正确的组织原则和组织路线;思想方面，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根据辩证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