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历史观资料

现代化是指资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中，经济落后国家经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

现代化实质上是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

是自然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过程的统称。

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

换句话，现代化可以看作是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一种“文明形式”。

发展的最终要求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即从传统主义到个人的现代性的改变。

认为片面强调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使之具备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不可能成功地从一个落后国家跨入自身拥有的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社会现代化的指标加以量化，其具体参数如下：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3000美元以上；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2%——15%以上；3.服务业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45%以上；4.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70%以上；5.识字人口的比重——80%以上；6.适龄年龄组中大学生的比重——10%——15%以上；7.每名医生服务的人数——1000人以下；8.平均预期寿命——70岁以上；9.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50%以上；10.人口自然增长率——1%以下。

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是物质层面，政治发展是利度层面，而思想与行为模式则是社会深度层面。

用“现代化”这个概念作为研究日本近代历史的分析架构，与会者对“现代化”的含义与标准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最后提出以下几条作为社会现代化的标准：（一）人口较高地向城市集中，整个社会日益以都市为中心组织起来；（二）非生物能源高度利用，商品广泛流通，服务性行业发达；（三）社会成员在广泛空间范围内相互作用，社会成员普遍参与经济和政治事务；（四）村社和世袭社会群体普遍解体，个人社会流动性增大，个人的社会表面范围更加多样化；（五）伴随个人非宗教地并日益科学地应付环境，普及读写能力；（六）广泛具有渗透性的大众传播网；（七）政府、企业、工业等大规模社会设施的拥有。

（八）各大集团逐渐统一控制下（国家）。

近年西方理论所涉及的许多问题中，我认为以一三个问题至关重要。

第一带根本性的问题是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更确切地说，是关于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问题。

其次，关于现代社会的整体、关联和相互依存问题。

第三，关于世界发展的长期趋势，即对社会变迁的预测问题。

迄今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几种根本不同性质、不同形态的社会生产力，其出现的顺序是：1.原始生产力，即自然形态的生产力，这是自然力统治的时代；2.农业（含畜牧业）生产力，即半人工形态的生产力，这是适应自然力进行物质生产的时代；3.工业生产力，即完全人工形态的生产力，这是人类“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

这三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力划分出人类的宏观历史演讲的最一般的大阶段：前农业时代即采集一渔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

三大生产力形态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但又是有重叠而不是截然分开的。

人类学家认为，第一次变革是工具制作的革命，即粗石器的制作，包括火的使用的发现。

有了工具，人类与其他动物的竞争才取得优越的地位，狩猎和采集的食物开始大增，人类的生活区域扩大，迁徒扩大。

这种生活方式大约占人类历史的99%以上的时间。

第二次大变革是“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又称“农业革命”大约发生在一万年到八千年前，人类由于使用新石器而进入主动利用自然资源的食物生产经济，即驯化和饲养家畜并栽培农作物的定居生活方式，人口的增长也加速。

但人类从早期原始农业过渡到真正锄耕农业大约经历了数千年时间，大约5000年前西亚地区才开始真正进入到第一种文明形态——农业文明时代。

第三次大变革是工业革命，最先发生于两百年前的西欧，至今全世界许多地区仍在进行这个过渡。

现代工业生产力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机器力即技术力代替了自然力和人力，非生物性能源的广泛采用，从而使生产过程发生了质的变化，强大的市场竞争机制形成经济自行增长的能力，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国际化，使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得以持续增长，从而进入第二种文明形态——工业文明的新时代。

野蛮与文明的历史划分已被工业社会与前工业社会所划分取代，工业化和都市化。

推进现代化的三次大浪潮发生在两百年前的工业革命标志着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的分水岭，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性的胜利。

第一次现代化大浪潮第一次现代化大浪潮是由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的，时间是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大约1780——1860年），这是由英国开然后向西欧扩散的工业化进程。

经济史学家往往把工业革命仅仅看成是经济与技术问题，或生产结构的问题，这是远远不够的。

“实际上是可怕的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大变动的问题”。

这一巨大的社会变动不是现代生产力自发推动的，而是史无前例的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即经济大革命与政治大革命共同推动的。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使用非生物能源的机器大生产（蒸汽机）和并不太的高技术水平为特征，它的物质基础是煤和铁。

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工业化和现代化在欧洲核心地区取得巨大成就，并向周围地区扩散，越出欧洲向异质文化地区传播，于是形成了推动现代化的第二次大浪潮。

这次大浪潮使“西化”或“欧化”成为鲜明的历史发展潮流。

在第一镒现代化浪潮中形成的技术传播、世界市场、经济增长势头，首先为欧洲、北美那些同属于基督教文明世界的后起现代化开辟了道路。

第二次大浪潮的物质技术基础是电与钢铁，由内燃机和电动机带动的“电工技术革命”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蒸汽机带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铁路建设成为这一时期新兴工业化的中心。

第一次发展性危机在第二次大浪潮之后，世界经济出现了30年的停滞与与徘徊，这是第一次世界规模的发展性危机。

第三次现代化大浪潮现代化的第三次大浪潮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

这是一次真正全球性变革的大浪潮。

这次大浪潮是新兴工业化世界对非工业化世界的一次全球性大冲击。

在新的工业革命的冲击下，一方面带来初级工业化向高级工业化升级，在发达工业国中引起工业升级；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新变化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冲浪向全球扩散，大批欠发达国家争取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使全球的经济与政治关系，人类自下而上的生物圈，都出现许多新问题，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呈现出更多大的多样化与复杂化。

这次大浪潮是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同步进行了。

新的物质技术、基础是石油能源、人工合成材料、微电子技术。

高科技、机关报能源、新原材料与人工智能相结合，使科学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而巨型跨国公司和全球产销网的出现，则引起现代发展的结构性的重大变化。

全球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波浪式地跳跃推进的。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运动相关联的。

按战后经济史家重新提出的“长波”理论的观点，自18世纪后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存在着平均大约每50—60年的长周期，从而形成外向“扩张”与内向“调整”的周期交替。

每次长波可再分为利润率增长、加速积累、加速发展的上升阶段与利润衰退、积累减速、发展减速的下降阶段。

现代化三次在浪潮大致上与经济发展的长波是相对应的。

现代化的进程呈梯级进秩序。

被卷进现代化世界大浪潮中的不同国家，按进入这一大转变过程的先后分为三大批：第一批在19世纪前半叶，赶上现代化的头班车，可称为现代化的“先行国”（first comers），它们是自发地进行的；第二批在19世纪后半叶，赶上现代化的第二班车，可称为现代化的“后进国”（late comers）；第三批是20世纪后半叶才开始搭上现代化快车，奋起直追的，可称为现代化的“迟到国”（later comers）。

伴随工业化——现代化向世界各地区的扩展，原来的地区性相对孤立的发展被纳入新的国际分工的世界经济体（world economy），由此而引起世界整体结构的转换。

生产制造品的工业国是发展的中心，生产初级产品的农业国则处在发展的边缘，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游离在世界经济体之外。

经济持续增长必然引起两种结构性变化：一是国民生产中工业生产比重上升和农业生产比重下降；二是随着工业化而引起的人口从乡村地区向城市的流动。

这样，各国在世界经济体中的地位可根据工业发展程度大致排列如下：（1）工业化国家，其工业制品份额占商品生产总值60%以上，一般人均工业品产值在1500美元以上，并具有成就了工业结构，在高科技领域中占有优势。

（2）半工业化国家，其工业制品占商品生产总值40%—50%，工业区大多集中在局部地区，工业结构不够成熟，技术水平也不够高，但正在准备迈向高科技领域。

（3）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即初步工业化的国家，其工业制品占商品生产总值约20%—40%，大多是劳动密集型工业，基础设施不足，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

（4）非工业化国家。

考虑问题要胸怀全球，行动要始于足下。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东亚现代化的文化因素的探讨，涉及到对三个根本性大问题的重新估价。

首先，是对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重新估价。

其次，是对儒教文化中有利于现代发展或适应于现代生活的合理性因素的重新估价。

儒家伦理是：工作勤奋，敬业乐群，和睦人际关系，尊敬长上，强调配合协调与合作，而不是突出个人或个人利益等等。

这些“现代儒教伦理”不同于早期新教伦理之处是它提倡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奉献、责任，这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企业组织都朋在裨益。

文化意识仍在韩国经济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这主要表现为：以“孝”观念为中心的家庭主义意识；“学面优”的人身价值意识；人际间的同族意识；尚名主义的自强意识。

再次，是对现代西方文明中的现代性（modernity）的重新估价。

西方的研究者也发现：在东亚的最现代化的工业部门中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出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和纪委的价值。

重新估价这绝不是要否定西方个人主义的现代物质文明的价值，重新回到“非物质文化”的中世纪社会。

从根本上来说，在于中国控变革中不同性质的多重矛盾纠缠在一起：一是殖民主义侵略和反殖民主义侵略的矛盾；一是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与中国古老的农副结合的生产方式的矛盾；一是正在兴起的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工业——商业文明与以儒教文化为核心的华夏农耕文明的矛盾。

这三重矛盾的交织，既是世界历史处在有史以来的大转变时代所产生的复杂现象，又是东西两大文明体系相会的必然撞击。

最近大半个世纪中，中国史学界对控中国社会变革的认识，都是以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两个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和基本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控史的研究被革命史化，这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的历史发展长期以来都是渐进性变革与突发性变革相结合，但带有自己的独特性，即形成为一种中国式的“朝代循环”（dynastic cycle）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