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课程标准看语文学科的性质

从新课程标准看语文学科的性质作者：樊启金来源：《文学教育》2010年第08期内容摘要:激活、张扬新课程理念,建设生活、生命、生态的高中语文新学科,探讨和解决“新课标离我们究竟有多远”的问题,是高中语文新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

[1]语文科性质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而有价值的课题。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是基本代表我们时代最新最高认识的语文核心性质观。

随着教育部两个语文新课标的出台、试行,第八次新课改正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

本文不怕浅陋,再次从解读新课标入手,对语文科性质作了深入的理论思考与解说,并提出了新形势下落实语文性质观的新举措,即“重视工具性,突出人文性,正确把握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语文科性质工具性人文性统一新课标时移势易,与时俱进。

新世纪初,随着国家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的颁布、试行,在中学语文教坛上争论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各家各派终于有了一个基本都能认可的语文性质观。

新课标的表述也很艺术——“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2]作为以贯彻落实新课标精神为己任的普通中学语文教师,语文性质问题“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3]重在理解语文学科性质“是什么?为什么?怎么体现?”适应素质教育新要求,适应国家强力推行“新课改”的新形势,我们应有的态度是:重视工具性,突出人文性,正确把握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有机统一。

一.性质的极端重要性和一组基本概念有人认为“性质不性质,对语文教师个人关系不大”,这是一种极其偏颇而有害的观点。

“一般来说,性质明确是学科成熟的最终标志”。

[4]语文科的性质是整个语文教学的出发点。

只有正确地认识语文科的性质,才能科学区分语文科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明确了语文科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才能准确地提出语文科的教学目的和任务、语文科的教学内容、教学原则、教学过程和方法。

诚如人们所分析的那样,中国建国以来语文教学出现几次大的左右摇摆,既有大的政治运动的影响使语文教学成为政治运动的“晴雨表”,也有对语文科自身性质长期缺少正确认识的内在原因。

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人们:对语文科性质的错误认识是制约语文教学的一个根本难题。

语文科的性质是语文界长期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人们在反复的讨论中,先后形成了众多的流派,诸如“工具论派”、“情感派”、“人文论派”、“言语心理学派”、“多重论派”、“语言文化论派”、“结合论派”。

真金不怕火炼,真理越辩越明。

这家那派在激烈论争中都能自圆其说,都不失为一家之言,都能向真理无限的跨越,都最终共同为揭示、确立——代表我们时代最高最新认识的语文科性质观做出了贡献。

语文科性质的极端重要性和常用基本概念的正确定义,是性质讨论的理论前提或条件。

但是,反复研读高中语文新课标出台前乃至出台后相当长时间里国内所见文献资料上的相关理论文章,综观语文性质观讨论的历史和全貌,人们会发现有些争鸣文章存在着所用基本概念定义含混不明,或者说法所指不一,甚至同一篇文章下意识概念偷换的毛病。

正如韩惊鸣先生在《语文:作为一种课程》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关于语文的性质问题几十年争论不休,难以形成共识,“究其原因,一是看待这个问题的视角有所不同,人们谈论这个问题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二是人们对于语文性质的表述有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大家一直试图用简洁的表达方法即用一两个词语来揭示语文的性质,这种做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语文性质认识上的浅表化,出现了表述上与实际内涵的距离和错位。

”[5]在认真学习、宣传、执行语文新课标的今天,认识语文科的性质,吸取这一教训,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好这样一组常用概念的定义:性质及语文科的性质:按照一般的解释,性质是指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语文科(即语文学科)的性质就是语文学科足以区别其他学科的本质属性,通俗点说就是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

教育部新课标所说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换言之就是“语文科的性质”。

语文课程:按《教育学》解释,“课程”(curriculum)一词,简单说是指课业及其进程而言,我国宋代教育家朱熹说过:“宽著期限,紧著课程。

”其中“课程”一词就包含有学习的范围和进程的意思。

近代学校兴起以来,课程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指为了实现学校培养目标而规定的所有学科(即教学科目)的总和,或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各种活动的总和,狭义指某一具体学科。

[6]课程代表着国家的意志,《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广义的课程。

教育部新课标中用语“语文课程”显然采用“课程”的狭义,也就是指语文这门具体学科,语文作为一门学科,“语文是以语言为工具对知识经验进行思维加工形成思想,并通过听说读写进行思想交际的行为”。

[7]语文:朱绍禹在《从语文科目标看语文科性质》一文中指出,“语文”和“语文学科”属两个不同的范畴,二者间有着质的差异性,前者存在于广大社会,后者只限于学校,更为根本的是前者只用于交际,而后者是施于教育。

这样“语文”这一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交际手段的语文(即语言,与语言学上“语言”同义)。

二是指作为一门学科的语文(即语文学科)。

其实,叶圣陶先生解释“语文”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这个“语文”是语言,也就是把客观存在的“语文学科”取名为“语文”,即把语言学上的那个“语言”的许多材料拿入自己范畴的“语言”。

我们要探讨的是语文科的性质,人们一般口语中所说的“语文性质”实际上是指“语文科的性质”,而不是“语言的性质”。

语言:即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是人们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重要标志,是一个语言学范畴的概念。

语言学上的“语言”不同于叶圣陶先生所说的“语言”(语文),也不同于“言语”,因言语是语言的使用过程,是一个心理学概念。

二.重视工具性内涵的科学理解与运用所谓“工具”,《现代汉语词典》上有两个义项,一是进行生产劳动时所使用的器具,二是比喻用以达到目的的事物。

“语文是工具”,或者“语言具有工具性”,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叶圣陶在《认真学习语文》一文中说,“工具是用来达到某个目的。

工具不是目的。

比如锯子、刨子、凿子是工具,是用来做桌子一类东西的。

我们说语言是一种工具,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

张志公在《说工具》一文中也说,“语文这个工具和生产上用的一些工具,比如除草用的锄头,平整木料用的刨子等等,有同有异。

同在都是工具,异在它们的作用”。

语文科具有工具性早有定论,但重视工具性内涵的科学理解我认为主要应从以下三方面进行:1.重视语文科的起源探究,正确认识工具性。

中国5000年文明史、3000年文学史,尽管有着源远流长的语文教育传统,但作为普通教育阶段的一门独立学科的“语文”才有百余年的历史。

1903年,中国第一个学制《奏定学堂章程》颁布,标志着中国语文单独设科教育开始。

但当时尚无“语文”一名,只有“辞章”、“文学”、“中国文字”等科与今天的“语文”相类似。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主持的教育部颁布《中学校令施行细则》,改学堂为学校,废止“读经讲经”,禁用清朝学部颁行的教科书,统一改称为“国文”。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语文教育影响巨大,为达到“国语统一”、“言文一致”目标,以蔡元培为首的“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了改编中小学课本的倡议。

1920年1月北洋军阀教育部宣布改“国文课”为“国语”课,从此结束了文言文唯我独尊的统治地位,白话文真正入主中国文化特别是教育的殿堂。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长时间里,语文学科初小称“国语”(相当于现在说的普通话,包括中国文字),高小和中学称“国文”(包括实用文体在内的中国文学,文言文为主,适当选白话文)。

现今所用的“语文”名称始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委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根据叶圣陶的提议,中小学统一改称为“语文”。

叶圣陶后来解释说“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

这个“语文”就是“语言”,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合称。

但后来在长期争论中有人认为“语文”是语言文字(甚至到了2009年末,《人民日报》发表的《做学术研究先学好语文》一文,开篇还在说:“语文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语言文字。

”[8]),或语言文章,或语言文学,或语言文化,主要分歧在“文”上。

尽管理解有对有错,但这种就取名字义机械相加的理解方法本身是不科学不可取的。

因为“‘语文’作为一个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科学概念,对它的本质的理解就不能只考虑到它‘名称’的涵义,这个内涵应是事物本质的反映。

如果说从‘语文’的名称上把它理解为语言或者语言文字是可以的,但如果把‘语文’这一名称的涵义即语言视为‘语文’这一概念的全部内涵则是片面的。

”[9]无论作为交际工具的语文(语言),还是作为学科的语文,都具有工具性,语文是学好各门学科必须首先掌握的最基础的工具。

2.重视工具性具体内容的演变,正确理解工具性。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穆济波最先在《中学校国文教学问题》中提出“语文工具性”,程其保在国语教学功用上补充为工具性、思想性,叶圣陶在《认识国文教学——发刊辞》中进行了完善。

这时语文工具性的基本含义是“使语文成为普通公民生活上的一种必要的工具”。

1959年至1961年,以《文汇报》为阵地开展语文大讨论,以社论《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为标志讨论告一段落,“语文工具性”是指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工具。

“文革”期间,语文课变成政治课、政语课、革命文艺课,语文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

20世纪70至80年代大扬“工具性”大旗,语文成了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和“基本工具”。

80年代以后,语文工具性泛滥,沦为“纯工具时代”。

21世纪初,“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显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语文工具性的内涵是各不相同的。

3.重视对工具性历史功过的评价,正确把握工具性。

20世纪20至40年代提出工具性是对已往几千年封建教育目标——求取功名利禄的根本否定,具有划时代意义。

60年代强调工具性是对“大跃进”时期的一次拨乱反正。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再次强调工具性,是对“文革”语文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的又一次拨乱反正。

80年代以来,在应试教育尤其是标准化测试的影响下,工具性未能很好地对片面强调客观性、标准化、科学化、技能化、应试训练等问题进行扼制,甚至成为一些人的理论依据。

这种纯工具性的倾向,导致了包括思想道德教育、审美教育在内的人文精神的淡化和失落,日渐显露工具性的局限性和滞后性。

因此,重视语文学科工具性的科学内涵的正确把握与运用,必须反对机械、孤立、静止、片面的“唯工具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