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论

隐士论

—“天然”隐士和“人工”隐士之说首先我想用一个成语来开始今天我对隐士之说的论述，那就是天妒风流。隐士可以拆开来看，在我的理解中：“隐”为隐居，不出来做官，“士”为文人，主要是那种不得志的人士，文人全称可为文人骚客，他们也许在文坛上叱咤风云，独领风骚，但一旦提到他们的仕途，就只能用惨不忍睹来概括他们的处境，毋庸置疑会出现隐士这一类特殊的群体，但是他们是属于处于真心那种隐退不问世事的“天然”隐士，还是壮士不得志于心后故作豪放洒脱的“人工”隐士。这就很难给一个准确的限定，我想在这里阐明一下我自己的观点，谈一下我对隐士的理解与看法。

在历史的洪流之中，隐士始终是以非主流的身份出现在历史的舞台，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大致可以把隐士发展阶段三个阶段，一：青铜时代——先秦。二：白银时代——两汉。三：黄金时代——魏晋。先秦只能算是隐士形成的雏形阶段，我们了解的很少。最著名的也就是不食周粟的故事。《史记·伯夷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但是总觉得牵强，我觉得与其称他们为隐士，不如称他们为遗民更加确切，但是他们依旧可以或多或少地体现出隐士那种追求自由，寻找内心真实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他们

还是属于我认可的那种天然隐士，因为他们一开始并不是因为做官求而不得后的隐居，完全是不愿做周朝的人民才决定隐居在首阳山，说好听一点他们是在执着心中的那份坚持，说难听一点他们就是固执，不管怎么评价，他们还是属于隐士的先驱人物。个人认为在此期间庄子的无为即有所为思想影响了这个时代的士人。

接下来就应该是两汉的隐士，两汉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总觉得这是一句废话，在这里我的意思只是想说明西汉和东汉两个阶段隐士选择隐居的原因是有所不同的的，西汉成立之时，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呈现大一统的局面，这个时候按理来说应该是士人出来施展个人抱负的时候，断不会出现隐居在土穴深山之林的隐士，可惜出乎人的理解，这个时候的隐士数量要比先秦的时候要多，更出自身独特的特点，引用一句话来说，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这可以成为隐士的三种境界。“朝隐”就应该是西汉特殊的现象，而东方朔就是典型的代表。

在我个人认为，西汉出现隐士的原因可能是与士人自由的丧失有一定的联系，中央集权以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伴君如伴虎，士人那种畅所欲言的自由受到限制，加上战国动乱战争，秦朝的暴政，楚汉之争等诸多元素成为隐士决定隐居的原因，在这里我想特意说

一下“庙隐”的东方朔。

庙隐：顾名思义就是隐居在庙堂之中，这和前面所说的并不矛盾，没错，我前面是说过隐是隐居，不出来做官，而东方朔可以算是积极做官，但是他绝对不是循规蹈矩的士人，他甚至被司马迁列为《滑稽列传》中，他可以是游戏人生的佼佼者，在汉武帝的眼里。他应该是一个陪伴在他左右的小丑，但他却不忘向汉武帝进谏，可惜一直都会觉得怀才不遇，但是他没有选择深山老林。而是潇洒地侍奉帝王，有种过把瘾连死都不怕的意味在里面。甚至他的生活上夜匪夷所思，《史记》记载：“取少妇于长安中，好女，率取妇一岁所者即弃去，更取妇。所赐钱财，尽索之于女子。”这就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但是想想他的抱负与他的处境，不难理解他所有离经叛道的行为，不难体会他心中集结的郁闷，荒诞的行为安全符合逻辑。

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这最能体现庙隐最高境界的东方朔对隐士隐居于朝的认识。

西汉还有很多隐士，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还得益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在相对封闭的经济环境，他们可以存活下去，而且过的怡然自得，他们大多数都被记录在《汉书》中，还有在司马迁<史记>中滑稽列传

中偶尔看到他们的身影，这个时候可以说隐士种类繁多，已经到了成熟的地步，三种级别的隐士可以说是各领风骚，恪守着内心的那份执着。

到了东汉，有必要说一下王莽改制，短暂的新朝很快就被起义军推翻，成为短暂的王朝，在他执政期间，为了获取民心，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政策，但也始终未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王莽信奉儒家思想，他认为天下要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前的礼治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因此王莽当上皇帝后，企图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达到他治国安天下的理念，于是仿照周朝的制度开始推行新政，他广泛邀请隐居山野的隐士出来做官，但是好多人都持观望态度，只有一部分人，迫于皇威，违心出来做官，还有一部分誓死捍卫自己的坚持。东汉分三国，三分魏蜀吴，处于乱世之中，名族大分裂之中，不得否认中国的文学也出现大繁荣的局面，以魏国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在在这个乱世，绝对为隐士大规模出现提供了有力的土壤，厌倦战争或看遍生死，隐士开始大量涌现。

其实严格限定东汉和魏晋两个时期的标准很模糊，之所以成魏晋是隐士的黄金时期，是因为那个时候，出现隐士集团，使隐士到达一个巅峰时期。

在这里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吧，东汉后期的察举

制和举孝廉已经完全变了味，成为名门望族依靠裙带关系互相结党营私的纽带，好多优秀的人才都拜在这种腐败的制度之下，最后只好走进山林，过着自己的隐居生活，用自己故作豪放的洒脱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失落感，加上东汉末年，佛教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士人，佛教的教义虽然最终目的是“出世”，但是它倡导的与“入世”一点也不冲突，正好给了当时东汉的士人给心灵的寄托，导致东汉隐居之风盛行，周党、严光、韩康等是当时京师洛阳家喻户晓的隐士，与之有关的许多故事也流传至今。晋袁宏的《后汉纪》有专门记载。

最后就是隐士如云的魏晋南北朝，有我们熟知的竹林七贤，

孙登、王烈是魏晋时期著名的隐士,七贤是魏晋名士文化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为了逃避惨烈的朝廷党争,不约而同地选择离开是非丛生的京城而隐居簇竹野水间,以此宣示对礼教的叛逆、对世俗的鄙薄。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时七位名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合称。至于孙登和王烈了解的不是很多，在这里想详细说一下竹林七贤，在这里需要和建安七子区别开，竹林七贤成名年代比“建安七子”晚一些，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态度和政治思想大为不同，不过也需要区别来看，，嵇康、阮籍和刘伶是比较激进的天然隐士，尤其是嵇康，他最不和司马集团合作，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