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外交

中国近代外交

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几乎与世隔绝,对周边国家的交往则建立在“宗藩制度”上,即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周边国家乃至更远的属国必须向清朝皇帝纳贡,并接受清朝册封,清廷则需为属国平饵内乱、外患,但在一般情况下不干涉属国的内政。然而,进入近代,随着西方的迅速崛起和中国的日趋衰退,形势为之大变,中国成了饱受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地国家。

自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起,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欧美列强和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蓄意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外交事件和国际争端,从而使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的对外交涉活动十分频繁。在历次对外交涉活动中,由于中国积贫积弱,缺乏强大的国力作支撑,因而大多未能摆脱屈辱退让的局面,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在对外交涉活动中,尽管也出现了许多有民族气节的民族精英,但外交成效却微乎其微,成功的先例少之又少。

一、两次鸦片战争到晚清时期

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夺取了众多的在华权益，还迫使清朝进一步改变了传统外交体制和外交礼仪惯例，我们不得不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外交开始出现近代外交制度的雏形。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西方文化也开始逐渐传入中国。在此影响下，中国思想界也相应地逐渐发生变化。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近代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同时他们对西方的认识也一步步地深化。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商战”，就是这种认识不断深化的具体体现。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60 年代以前大体上称为“夷务”，在70 年代、80 年代称为“洋务”和“西学”，在90 年代则大体上称为“新学”。从“夷务”到“新学”的演变，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态度的变化，而且折射出他们外交观念的演进和更新。

二、北洋政府时期

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与过渡时期，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特殊

的地位。这是一个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不断加剧的时代，也是近代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背景下由一个传统农业社会逐步向近代化工业社会迈进的时代。北洋政府正是在新旧冲突并存、中西撞击与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取代清王朝而建立起来的。这种承上启下的历史大背景决定了这个政府的内政外交方针既延续了晚清时期的特点，同时也具有半资本主义的性质。北洋政府前期的外交基本上是延续了清政府的“以夷制夷”对外策略，特别是想通过承认、维护列强在华的各项即得利益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即“维持外交”。由于当时中国在国际上孤立无援国内派系斗争激烈，北洋政府外交的首要目的就是通过承认列强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来换得列强的承认，其特征就是将统治者的军阀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就曾向列强发出秘密照会提出若能获得支持便以大总统对外宣言的形式声明：“所有前清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又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之后，北洋政府得到了各国的承认。

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给中国外交观念带来了一次革命，孙中山提出了共和国、民族主义、主权平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先进思想。这些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全新的理念并形成了系统的外交思想体系，虽然在实践中没有实施的机会而未能引导中国外交走上新的道路，但却在中国人民心中撒下民主的种子。

三、南京政府时期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族民主运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民族主义理念大大增强。成立于1927年的南京国民政府事实上也只有通过高举民族主义之旗帜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树立新的政府形象，以区别于旧的北洋政府和晚清政府。由于南京政府成立之时北京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也同时存在，因此南京政府需要在国民党内部、国内以及国际等三个层面上确立其正统性。

成立之后，南京政府通过“宁汉合流”、北伐以及“东北易帜”基本上实现了党内统一和国内统一。在对外政策方面，南京政府建立初期基本实行了“联美抑日反苏”推进“修约外交”的政策，九一八事变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从执行“不抵抗主义”避战求和转为边抵抗边交涉再发展为“联俄抑日”政策，另一方面积极诉求国联争取国际支持。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与观念随着外部局势的变化而逐渐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