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红旗谱》有感

读《红旗谱》有感

“研读红色书籍，重温红色精神，建树党员风采”。通过重温历史经典，促进党员干部牢记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把红色精神作为一种力量、一种境界、一种追求、一种自我约束力传承下去。有机会拜读了经典著作---《红旗谱》。

当我开始阅读这部小说时，依然深深地感受到它在质朴的乡村生活书写中充溢的深沉的革命激情。《红旗谱》由梁斌先生创作，描写的是1927年前后冀中城乡的革命历史图景。我们知道，1927年是腥风血雨的一年。当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处于低潮，但梁斌恰恰选择了这一时段作为其历史叙述的时代序幕。与此异曲同工的是，早期革命运动以城市工人罢工、起义为主，在城市工人暴动失利的现实图景中，梁斌又选择了星星之火尚在初燃的农村革命运动作为自己表现的核心。

小说的开头“楔子”一节，叙述了乡村侠士朱老巩为保护将被地主冯老兰霸占的锁井镇村48亩地而献身的义举。小说主体部分是朱老巩的儿子朱老忠抛乡别井25年后重回锁井镇村为父报仇，要和冯老兰决一高低。《红旗谱》的历史叙述具有明确的教育意义，而其叙述历史的笔力更见证了《红旗谱》作为小说本身的“这一个”的独自的小说的“故事”能力与审美意义上多姿的“魔术”意味。

《红旗谱》的表现对象是从晚清到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民。梁斌在表现农民的革命性时清醒地意识到农民与生俱来的乡土特性。《红旗谱》的文字始终浸透一种浓而且浑的乡土情韵。朱老忠的坚强、严志和的自私、老驴头的势利与懦弱，各自因自己生活经历的不同而各有其性。就是描写敌对阶级的地主冯老兰，作者也没有把冯老兰写成一个无恶不作的简单的“恶人”。冯兰池、冯金堂父子不同的生活观念也显现出当时上层人物不同的生活态度。年轻一代中，作者也分笔运神，恰切地描写不同人物的不同思想与行为方式。春兰与严萍，同是女性，一个是村野哺育的农家少女，一个是书香门第培养的知识女性，她们对爱情都有执着的追求。春兰为了同运涛志趣相投，同时表达自己对恋人的炽爱，会在衬衣上绣上“革命”二字，骄傲地走在人前，而不惧人人争相前来目睹“革命”。这和乡村少女泼辣、火热的情爱表达相符；而严萍喜欢江涛，只是默默地送他走出自家门口，用恋恋不舍的目光送他远去。知识分子女性的含蓄、矜持的爱情表达正恰如其分，梁斌显然有意识地让不同人物显示出不同的个性。

《红旗谱》主要写革命运动主要集中在“脯红鸟事件”“反割头税运动”和“保定二师学潮”三个事件。前两个事件反映的是乡村革命，后一个反映的是城市的学生革命运动。前两个事件争斗的双方就是朱老忠和冯老兰。在“脯红鸟事件”中，号称地方一霸的冯老兰爱鸟，朱大贵（朱老忠的大儿子）等几个孩子捉到了一只脯红鸟，冯老兰想据为己有。于是派出管家去收买，但孩子们坚决不卖。

面对此景的冯老兰竟然束手无策，只会在自家院子里捶胸跺足，这和通常恶霸的强横显然相距甚远。脯红鸟最后被猫吃掉了，但小说并没有明确地写出这是冯老兰所为。有论者也提到了这一点。问题的关键不是说冯老兰像不像恶霸，而是在于作者运笔的分寸感。“脯红鸟事件”可谓一石三鸟。一方面，这是为朱老忠和冯老兰之间的矛盾造势，小说没有在开始就写得二人针锋相对，矛盾的蓄积为后来“反割头税运动”中朱老忠的勇敢蓄势、铺垫；另一方面，这也把冀中一带乡民爱鸟的民俗民风做了巧妙的展示，乡村生活情韵可见一斑；再一方面，这是几个孩子的所作所为，朱老忠的后代和严志和的后代，朱大贵、二贵和严江涛、运涛从小的情谊，为之后朱老忠作为“精神之父”的出现铺垫了生活基础，而革命的谱系相传也更有了生活现实与阶级精神的根基。

我对《红旗谱》的几点看法：第一，有关内容主题方面。首先在主题定位上，大都认为是为“中国的革命”立下“英雄的谱系”，这一说法我认为有人为自作之嫌。小说描绘的诚然是北方农村乃至城市革命运动的代代兴起，但明显并不是很有代表性。首先就说北民的粗犷显与南方不同，而革命之星火实起于南方，而北方受五?四影响又好于南方，教育发达亦胜之，故小说里才有运涛，江涛很容易就上学的条件，此条件在南方农村并不具备。如此种种，我觉得所谓谱系一说相当程度上是读者评论家甚至观作者主后加的。其次在主题集中性上，作者尝试农村与城镇相连的用意是好的，但我感觉不大成功。就说江涛吧，原是农村气很重，但到小说后期则完全是个城市革命者，其中作者强调的革命思想、教育的作用或者可信，但缺少必要的交代，而这些交代是很重要的，关系到农村到城市的链接。而小说恰好略去了这些，所以感觉主题农村－城市的变换显得生硬。再有是《红旗谱》一个比较出色的用意，就是紧扣历史。从革命源起到4?12反革命政变，再到革命高潮的慢慢复苏，都很自然地融入书中，并与人物性格的发展结合得很好（主要是江涛）。当然应指出的是这些反映有些太直接，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果真如何，只是个人觉得。我想这与小说主角们的身份有关，他们都是农村革命的顶先人物，所以描写下来给人以“政治变动直接广泛影响农村”的错觉。第二，小说结构方面。小说是以时间为序的，中间亦有小段的回序（如张嘉庆的回忆），这些都是表面，不值一提。要说的是小说视角的选取，大部分是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有时心里独白也有第一人称的时候）。全知视角给作者统筹故事情节及人物性格发展的优势，但对那时的作者而言，它有时也有些极大的缺陷。首先小说的人物思想显然受到了作者自己思想的限制，而我印象中那时候作者们的思想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意识的限制，从而不可避免的使小说中的人物过多地体现时代的“共名”。从现在的观点看，这样的小说往往失败的成分多。其次，由于作者全知的高高在上，当人物过多时，受作者努驾能力的限制，人物往往趋向类型化。《红旗谱》里就有这种现象，除朱老忠外，其他农民有过多相似，即如革命者里，运涛和江涛的革命思想也缺乏区别之处，更不用说保卫“二师”的革命者了，感觉就是“一堆”。对张嘉庆的描绘成功处

很多，但仍有主观建构的痕迹。这些都是当时那个思想体系下，以及作者的创作意图下，选取无限制的全知视角带来的毛病。当然，这些似乎都是那么必然而不可避免。第三，小说人物及场景的若干成功之处。对老一辈农民的刻画，简直只能用一个“神”字来形容，作者中国传统文学的功底可见深厚。从朱老巩到朱老忠，两人性格的传承以及发展，十分契合中国人的逻辑，也合情合理。而且，人物多方面性格的塑写也很成功，特别是那种“侠”“义”之气?，从开篇“大闹柳树林”始，就始终绝荡全书，虽然到后期与江涛他们的理性显得有些不容了，但仍不失为最成功之处。对此有句评论叫：“把现代小说民族化。”实是不假。典型场景的聚焦，有戏剧的强烈效果。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朱、严车站相会，大贵架锅杀猪反割头税，保卫二师时抢面运动…这些都是非常出色的典型场面描写，不仅构成了小说的亮点，也可以说就是小说的主干。最后要说的是小说的语言。佩服它其实很大部分是处于对北方人民豪爽性格的钦佩，这样的语言配上这样的性格，让原本略显生气不足的小说有了强烈的“内气”，仿佛一股粗野的呼吸扑面而来。这无论如何也是我们应该学习掌握的。以上即为我读《红旗谱》后的一点琐碎的看法，很不成系统。个人天真地认为，如果作者现在能看到我地这些言语，应该不至于生气于我的肤浅，甚至还会做一些对“愚者千虑”之言的认真分析。是亦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专题第一篇作业。

《红旗谱》在语言方面，小说从词汇到语法，都注意语言的个性化、口语化、生活化，充满浓厚的乡土气息，尤其是对中国北方农村的风俗画与风景画的描摹，使作品深深扎根于民族的土壤之中。

《红旗谱》作为一部讲述中国革命历史的小说，是一部经典的传世巨著！在中年时期，重新解读更点燃了我的革命激情！

学号：1001013212

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班级：10010132

姓名：李冬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