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与行的互动_思辨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_沈鞠明

思与行的互动：思辨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沈鞠明高永晨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苏州 215006）

摘要：构建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评体系，需坚持历史与现实以及全球与本土相结合的原则，以中国语境为基础，以“知行合一”为理念，从理论与实践融合的纬度厘定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评和研究框架。基于此，本文重点研究思辨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系，主要对思辨与交际的关系、思辨与跨文化交际过程的关系以及思辨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系进行考察与分析，提出思辨能力是跨文化交际能力不可或缺的核心因素之一，提高思辨能力是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前提条件，思辨能力的测评也是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评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

关键词：中国大学生；思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评

作者简介：沈鞠明（1984—），男，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跨文化交际学、符号学研究；高永晨（1955—），女，江苏张家港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跨文化交际学、应用语言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评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2BYY056）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5)03-0149-06 收稿日期：2014-12-03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学界对跨文化交际研究的热情亦不断高涨。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不胜枚举。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评体系研究”旨在构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评体系，用以评估中国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前期研究过程中，我们构建了测评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理论框架［1］，即“知行合一模式”。其中“知”指知识系统，包括知识、意识和思辨三个一级指标；“行”则指行为系统，包括态度、技能和策略三个一级指标。知识系统和行为系统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跨文化交际能力。基于此框架，本文重点研究思辨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系。通过对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交际过程、思辨能力等概念的探讨与分析，提出思辨能力是跨文化交际能力不可或缺的核心因素之一，提高思辨能力是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前提条件，思辨能力的测评也是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评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

二、思辨与交际

思辨（critical thinking），亦译作“批判性思

●语言文化学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

维”①，是一个在中西方历史上经过了千百年发展的概念，也是当今世界广泛使用的概念。我国古代的《中庸》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命题，揭示了思辨的重要性。西方思想史上，包括John Dewey在内的诸多著名学者都分别从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不同角度对思辨能力进行过研究；而培根、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伟大思想家和哲学家亦或多或少地论述和探讨过这一概念。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名言，开启了西方注重思辨能力的先河。黑格尔将思辨能力概括为反思能力，并指出“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2］当代西方学术界，比较公认的关于思辨的基本含义是“运用恰当的评价标准进行有意识的思考，最终作出有理据的判断”［3］。而当代对思辨能力的研究角度则主要包括思维技能论（Glaser，Ennis，Paul，P. A. Facione，N. C. Facione）、认知发展论（Piaget，Perry）、信息加工论（Sternberg）、社会文化历史论（Vygotsky，Blatz）等。［4］这些理论都有其各自独特的研究视角，对思辨的理解和阐述也不尽相同。但是，不论哪一种研究视角，都没有忽略思辨与交际之间的密切联系。除了像Paul这样直接宣扬思辨对话观的学者以外，认知发展理论的倡导者Piaget也认为思辨的发展离不开教育，而教育也是一种交际。他的“同化于己”和“顺应于物”的主客体双向建构过程，就是一个思辨和行为之间的互动过程。此外，信息加工论和社会文化历史论的学者也常常以交际语境为例研究思辨过程和思辨能力。因而，毋庸置疑，思辨与交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跨文化交际作为一种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展开的特殊的交际形式，也必然与思辨存在着密切联系。要理解思辨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理解思辨与交际之间的关系。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已开哲学研究的“心灵转向”之先河，即把哲学从研究自然转向研究自我。他倡导的提高思辨能力的方法就是探究性质疑法，即通过质疑通常的信念和解释，辨析其中是否缺乏证据或者理性基础。苏格拉底认为人们寻找真理的方法是通过人与人之间在交流中相互诘难，使对方陷于矛盾，承认其无知，从而修正意见并逐步加深对事物的认识。为此，苏格拉底一生都主要采用了“问答法”传授知识；他经常与各种人群谈话，从他们的日常观念出发，然后否定他们的意见，使之认识到自己并不知道什么，再试图帮助他们通过相应的思维过程树立新的观念。在当代，苏格拉底的问答法仍然受到广泛认可，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思辨能力研究的起源，并广泛应用于思辨能力的教学与研究中。［5］由此可见，从历史渊源来看，思辨与交际是紧密联系和双向建构的。一方面，思辨依赖于交际，思辨能力的发展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交际是思辨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交际推动着思辨的发展，随着交际的增多和交际范围的扩大，思辨能力也随之得到增强。

当今，人们对思辨与交际之间关系的研究则更为专业，两者间的重要关系得到更广泛的认可。著名交际学学者Warnic Barbara在其著作Critical Thinking and Communication：The Use of Reason in Argument中指出，思辨与交际主要在两个层面存在着联系。［6］其一，辨析性的思考、通过问题进行推论，从而形成具有说服力的意见或解释对于各种形式的日常交际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具有思辨能力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事物，从而成为更好的交际者，并且不容易有过激的反应。在很多交际情境中，矛盾的产生往往源于思辨能力的欠缺，无法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增强思辨能力不仅有益于严肃性的争论或辩论，而且有益于维系和改善工作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甚至爱情关系。其二，在交际过程中，具有较强思辨能力的人往往会在做出反应之前审视他人的思维模式和论述方法，从而可以做出更快和更有效的反应。这样的思辨能力在诸如诉讼辩论之类的情境下尤为重要。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思辨与交际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思辨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交际的发展。一个善于思辨、善于在交际中发现问题的人会更善于设法解决问题，弥补知识的缺陷，而所获得的新知识和智慧又会推动交际的进一步发展。

跨文化交际通常被诠释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交际，但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交际，因为交际双方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他们拥有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逻辑思维方式、乃

①文秋芳指出“批判性思维”的译法歪曲了”critical thinking”的原义，认为该译法有误导作用，易被误解，并建议翻译成“思辨”。笔者赞同并在本文中采用该译法，但在引用他人著作时沿用“批判性思维”的译法。参见文秋芳：《中国外语类大学生思辨能力现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