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立宪

清末立宪真实性及其积极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西方列强的肆意侵略和掠夺加剧, 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清政府本身政治腐败进程的加快，使清廷面临统治的危机。为了解决内外交困的危机, 清政府不得不对其腐朽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然而, 对于政治改革, 清政府似乎也并不讳言,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清廷进行改革的决心, 这也说明清廷在主观动机上是希望通过制度的变革与创新而使中国富强。

清末新政中政治改革的序曲是其官制改革的进行。从1901 年起, 开始对一些具体的官制进行改革, 到1906 年又拟定了改革官制的基本原则, 即: (一) 仿照君主立宪国家政体改定官制; (二) 官制改革的目标是“官无尸位, 事有专司, 以期各副责成, 尽心职守”; (三) 实行三权分立, 此次先实行行政、司法分立, 立法权的分立待议院成立方可实施; (四) 适时设立集贤院、资政院。通过这一原则我们可以看出, 这一政体改革所涉及的幅度与深度是相当“惊人”的, 打破了人们传统的政治观念。从这一政体改革原其实施的一些改革来看, 它反映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和扩大了国家职能, 加强了国家对内的社会管理职能, 同时促进了国家体制的近代化发展。在制度上它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原则, 这与西方资本主义政体模式相接轨; 在人事上, 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等一些具有较先进思想的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渗入到中央和地方政权, 推动清廷改革的进行。

地方自治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之一, 清政府实行立宪政体的“基础设施”, 在新政中由清政府自上而下以行政命令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对于处在封建专制统治下达两千年之久的, 在政治生活中既无民主又无自由, 只能被动地接受专制制度统治的中国国民来说, 开始有了机会和意识去关心和参与政治, 从而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打破了封建专制制度的铁笼。民主观念和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孕育和萌芽, 为中国的政治生活注入了活力因素, 这是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一个创举, 是近代中国政治的极大进步。

随着地方自治的推行, 当时全国绝大部分省份都选举产生了省级代议机关—谘议局。虽然其成立只是拘于形式, 成功程度并不高, 但这种政治行为的影响却是遍布于中国的基层, 使得传统中国国民的地域———依附性的政治文化心理受到第一次的震动, 这是一种意识和观念上的冲击和影响, 促进了民众的公民意识的提高, 调动了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 起到了民主启蒙和政治动员的作用。为近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开启了思想观念上的枷锁, 为中国政治的近代化奠定了一个民众心理基石。

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宣布实行立宪, 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并实行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1911 年, 又实行责任内阁, 不管效果如何, 它在形式上是对中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彻底否定。就政体转型本身而言, 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带有许多顺应时代潮流特征的东西, 是政治正向变迁的具体体现。在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不成熟, 资本主义微不足道, 广大民众政治素质低下, 国际环境异常险恶的条件下, 清廷的改组内阁实在具有激进的色彩, 以致大大地推动着中国政治朝着积极正向变迁方向发展。

清末新政经济改革的资本主义性质十分明显, 其主要内容是振兴商务, 奖励实业, 也就是改变历代王朝奉行不替的重农抑商政策, 鼓励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商部的设立虽只是为了推动工商实业的发展, 挽救清王朝的财政危机, 维持其腐朽统治, 但实际上使清政府中央部门的职能专门化了, 显现了近代国家政体的雏形。在经济改革的动力推动下, 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国家政治制度的近代化, 体现了我国近代政治的发展。商部成立后, 1904 年颁布了《公司律》, 在中国历史上实属首创, 是中国最早的近代经济法规,从法律上确立了工商业者兴办实业受国家保护, 其应得利益他人不得随意侵犯, 并给予商办公司与官办、官商合办公司同等的法律地位。这样,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商人在中国社会中

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成了中国社会的上层, 同时体现了清政府对国家意识形态中出现的变化的承认。官绅商相互结合, 形成了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在政治上觉悟了的绅商社会阶层, 使得他们的影响力增强, 并有利于其进入清王朝的高层体制, 参与国家决策, 把其比较先进的思想理念注入到国家的决策当中, 达到推动中国政治、经济近代化步伐的目的。

清末新政经济改革的另一措施是倡导和鼓励工商业者成立具有近代性质的新式社团, 以便更有效地推动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当时中国工商业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封建行会的束缚限制, 以致“不特官与商隔阂, 即商与商亦不相闻问; 不特此业与彼业隔阂, 即同业之商亦不相闻问。”商部意识到:商会一设, 不特可以去官与商隔膜之弊, 抑且可以去商与商隔膜之弊, 为益商务, 良非浅鲜。”商会的设立, 成为工商各业的枢纽性机构, 成了联络工商各业的统一组织, 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使分散在各行业的资本家疑聚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 不但对推动工商业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重要的是打破了封建制下的狭隘地域、行业之分, 使得资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大为增强, 聚结合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 有了较强烈的群体认同感, 较自觉的阶级意识和思想产生并日趋成熟和得以快速传播。资产阶级能够有效地联合一致, 参与到清政府的改革活动中, 以资产阶级思想促使清廷加快改革进程, 不但要让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 而且也使政治改革朝着近代化的方向前进, 推动中国政治发展朝着正向方向积极变迁。

新政期间的经济改革, 使当时的中国形成了一股投资兴办实业的热潮, 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 推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的发育和成长, 不但促进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发育, 扩大了社会的活动空间, 使民间的政治力量得以发挥并调动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 而且使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经济、政治力量, 激发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国主义情感, 阶级自觉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加, 并以一个整体形象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从而对传统社会的习俗、信仰、价值观念等造成较大冲击。在新兴经济力量的推动下, 中国的政治发展朝着近代化的方向快速前进, 并最终通过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 而实现了中国政治史上的一次飞跃。1905年, 清政府下诏废除科举制, 标志着千百年来行之有效的传统社会政治整合手段的解体与破产。这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改革事件, 其影响是深远的。新政中科举制的废除, 使得一大批新式学堂相继建立。这些新式学堂不仅系统传播了先进的西方自然科学, 而且也介绍了资产阶级社会学说, 不但成为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而且培育出了一个相当规模的近代学生群体。虽然清政府培养学生的目的在于为清朝的政治统治培植新资源, 以求进一步维系其对中国社会的管理和控制, 但结果是事与愿违,“种瓜得豆”, 学生群体的日益壮大给传统社会注入了活力十足、无法控制的震荡因子, 思想解放的洪流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先进文化的熏陶, 让人们向往建立更为先进的政治制度, 从无形中为中国政治的正向变迁注入了一种先进的政治文化理念, 实现国民的思想意识和知识结构的近代化, 使先进政治文化价值观念深入人心, 为政治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清末新政促进了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初始阶段, 其资本主义性质十分突出, 使中国有了现代国家的雏形。通过新政, 中国出现了一个更为开放的社会, 与外界的接触机会更多, 对西方的了解和学习也更深入, 人们的传统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 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传入我国, 并且由于近代化的发展,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我国产生并发展, 从而为中国政治发展创造了政治条件、思想文化条件、阶级条件等, 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朝着正向的变迁前进的步伐。

舒福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