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毁小说在韩国(1)

中国禁毁小说在韩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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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禁毁小说在韩国传播的记载
韩国古称高丽、朝鲜，自古以来向往中华文化，对中国刊行的文献典籍十分爱好，中国文人多次提到朝鲜人好书的习惯，如明末陈继儒(1558-1639)在《太平清话》中就说：
朝鲜人最好书，凡使臣入贡限五六十人，或旧典新书稗官小说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遍问，不惜重直购回，故彼国反有异书藏本。

购买书籍，往往是朝鲜赴华使臣的主要活动之一，中国刊行之古书在中国已佚，反而在韩国找到的例子，古今共有。

譬如最近在韩国学者和海外汉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发现失传四百年的明末话本小说集《型世言》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中国小说流传到韩国的历史比较早，在高丽时代以前有些古代文言小说集如《太平广记》、《搜神记》等已经流行，到了朝鲜时
代初期《剪灯新话》大量流传于朝鲜各地，其影响力非常大，至今在韩国各图书馆还藏有《剪灯新话》多种，《剪灯新话》是明初瞿佑的文言小说集，明正统七年（1442年）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上书查禁此书，该书被列入禁毁小说之列，这是也禁毁小说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李时人的《中国禁毁小说大全》（1992年）和李梦生的《中国禁毁小说百话》中都著录有《剪灯新话》。

这部书在朝鲜的流传可能很早，朝鲜时代初期文人金时习(1435-1493)就已经看到此书，并从中受到启发，自己创作了类似此书的《金鳌新话》。

《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六三（1506年）中有记载说，光海君(1495-1506)下令赴燕的使臣（谢恩使）购买《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效颦集》、《娇红记》、《西厢记》等作品。

二、朝鲜对中国小说的禁止和当时爱好小说的风气
朝鲜的卫道文人，坚持正统儒家思想，主张这些迷惑人心，坏乱风俗的小说应被禁止，因此对于《剪灯新话》的内容，在朝鲜朝廷起了不少的论争。

《宣祖实录》（1569年）中有一条长文，专门讨论小说问题。

当时的大臣奇大升说：
《剪灯新话》鄙亵可愕之甚者，校书馆私给材料，至于刻板，有识之人莫不痛心。

或欲去其板本，而因循至今，闾巷之间争相印见。

其间男女会淫，神怪不经之说，亦多有之矣。

《三国志衍义》则怪诞如是，而至于印出，其时之人岂不无识，观其文字亦皆常谈，只见怪僻而已。

……当禁不正之书，此其为害，与小人无异也。

不过也有一些肯定该小说的文人，譬如有一位庶子出身的学者林芑（注：林芑（约于16世纪后半期在世），号垂胡子，庶孽出身，吏文学官，当时庶子出身的，法律上不能被正式任命为朝廷高级官吏。

），曾在《剪灯新话》上加以注释，刊行《剪灯新话句解》。

按照他自己写的跋文，注释工作完成于1549年，而由于种种原因延到1599年终于刊行，此书中另有尹春年（注：尹春年(1514-1567)，字彦文，号学音、沧洲，曾订正《剪灯新话句解》。

）的《题注解剪灯新话后》一文，现存残缺部分。

朝鲜到了英祖(1725-1776)，正祖(1777-1800)的时代，从中国流入的通俗小说的分量更多，种类也更多了。

而且给当时文人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因此朝廷数次论议禁止输入及阅览通俗文学。

终于正祖大王严格禁止由中国输入小说之类。

《正祖实录》卷二四（1787年）中说：
至于书册则我国人家溢宇充栋者，无比唐本，虽于已出本，耽看足为该洽，人亦足为文章，士更安用多购乎。

最所切可恶者，所谓明末清初文集及稗官杂说，尤有害于世道，观于近来文体，浮轻唯杀，无馆阁大手笔者，皆由于杂册之多出来，虽不必设法禁防，为使臣者，若能禁其已甚，犹贤于荡然。

此意令使臣如悉。

至于杂术文字，元事目中，别立科条期于痛禁。

虽然朝鲜朝廷数次要禁止中国小说的流传和阅读，但是难以抗拒洪水般的时代的趋势，1800年代以后更多的中国小说流入朝鲜，甚至在士大夫或者朝廷大臣中也出现积极赞同的小说读者，
如李相璜（注：李相璜(1763-1841)，1820年当吏曹判书，1824年当左议政，1829年以奏请使赴燕，1838年升为领议政（宰相）。

）。

李裕元的《林下笔记》中有一条《喜看稗说》就介绍李相璜喜欢小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