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和。。。。
对“发愤著书”说的再认识
对“发愤著书”说的再认识作者：杨婉玲来源：《中学教学参考·语英版》2013年第04期关于文学创作的动力，我国古代的文论家有很多说法，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其中的代表学说之一，除此之外，还有“自娱”说、“娱己”说、“遣兴”说、“畅神”说等，后面的这些说法可以概括为“著文自娱”说，“著文自娱”说可以说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很好的补充。
这两种学说在中国古代文论史和文学史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发愤著书”说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在他的文艺思想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发愤著书”。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段话说：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是作家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了种种困窘之后的愤然之作，“愤”是作家创作的直接动力，作家遭遇不幸而“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通过“著书”而使内心“郁结”的“愤”宣泄出来，从而恢复心理平衡。
这就是“发愤著书”说的一般原理。
那么，司马迁所说的“愤”到底是什么含义呢？“愤”即是一种情感，是一种内心郁结而不得不抒发的心绪。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真情实感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前提。
（一）“发愤著书”说的影响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揭示了文学艺术创造的普遍规律之一，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后来，人们沿着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方向，对文学创作的发生又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创见，诸如“不平则鸣”说、“穷愁著书”说、“穷而后工”说等，其中，尤以韩愈和欧阳修二人最为有名。
韩愈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不平则鸣”说。
韩愈“不平则鸣”的理论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理论的扩展，它强调了作家的时代环境和时代沉浮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揭示出文学创作的内动力。
继韩愈之后，欧阳修又进一步发展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他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理论。
广东一模2024语文试题及参考答案(高三一模)
广东一模2024语文试题及参考答案(高三一模)广东省2024届高三一模语文试题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I(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无论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还是韩愈的“不平则鸣”都未能得到宋人的呼应，因为这两个命题都含有发牢骚之意，与宋人的中和诗论相左。
但导源于这两个命题的“诗穷而后工”之说，却得到宋人的广泛认同。
这一命题见于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中的一段话:“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它不仅揭示出古代诗人创作的规律，即真正优秀的作品总是出现于诗人屡经生活的磨难之后，而且总结出个人的阅历遭遇(“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与诗歌的情感内涵(“忧思感愤之郁积”)之间的因果关系。
欧阳修所说的“穷”是指一种政治处境，而非“穷饿其身”的经济状况，因此，“忧思感愤之郁积”往往表现为深沉的忧患意识，而非穷酸的牢骚不平。
更多的宋诗人从社会阅历的角度来理解“诗穷而后工”。
他们普遍认为，命运的不幸使得诗人有可能更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扩大观察的视野，并更深刻地体验到现实人生的底蕴。
一方面，“穷于世者”往往将压抑的情绪全部寄寓于诗歌之上，以诗歌作为痛苦人生的镇痛剂，因而能在诗艺上精益求精;另一方面，“穷于世者”相对退到社会的下层，对人生世相有更深刻的体察，对天地事物有更透彻的认识，从而写出符合人情物理，引起读者共鸣的优秀作品。
真正伟大的作品，很难产生于高坐庙堂或养尊处优的生活。
命运之“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向诗人伸出了幸运之手，使之流芳百世。
宋代还有人从天命角度解释“穷而后工”现象，把“穷”看成是上天对优秀诗人的奖赏或惩罚。
前者是对欧阳修观点的引中，视不幸的遭遇为上天的恩赐，如苏轼在评论杜甫时所说的“诗人例穷苦，天意道奔逃”“巨笔屠龙手，微官似马曹”等语便是此意，以为上天有意安排诗人经历人间难免之不幸，使他发之于诗，传之万年。
这种说法或许带有宋人调侃的意味，即将人生的缺憾化解为艺术的慰籍。
关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几小点看法
绝对原创，上传者者就是作者！！！支持原创。
关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几小点看法中国古代有许多文人对文学创作动机和目的进行过描述。
动机，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阐释就是“与满足某些需要有关的活动动力”。
当然作家创作的动机有很多。
下面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
“诗言志”思想。
《左传》里有“赋诗言志”、“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不言，谁知其志？言之物文，行而不远。
”《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
”《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
《荀子》说道：“圣人也者，道之管也。
天下之道管是也，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易》《乐》之归于是矣。
《诗》言是，其志也……”《毛诗大序》也认为创作是“发乎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情发乎声”、“吟咏性情”。
上述各种说法，都是说诗文是“言志”、“道志”的，即文学作品要表达抒发作者由客观现实所激发的志向、理想、愿望、情绪。
强调情感在内心萌动而进行文艺创作。
“文以载道”思想。
“文以载道”的思想，在战国时《荀子》中己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提出要求“文以明道”，是后世：“文以载道”源头。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载道”。
唐代韩愈又提出的“文以贯道”之说。
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
”“文以载道”虽然不是明确的告诉人们古代文人的创作动机，但是不可否认它对古代文人创作动机的影响，且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原道”思想。
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日月云霞，山川草木，虎豹龙凤，均有焕丽炳蔚之色，林籁泉石，又有竽瑟球锽之声，但这都自然而然，乃属无心之美，惟人类秉五行之秀，参天地而为三才，结撰文章，则为有心之美。
”他认为文艺的创造是人类特权，人类的文艺创作是天然而为的，即是刘勰所说的原道思想。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思想。
司马迁认为创作动机来自不得酬的人生悲剧的怨愤，由于政治抱负不能实现，便愤而著书，用作品来“抒其愤”。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致志 ， 全力 以赴去做一件事情 。② “ 发愤” 作为一个动宾 短语 。屈原
《 章・ 九 惜诵 》 “ 愤 以舒 情 ” 发 ：发 。“ 愤 ”的原因是 “ 人 皆意有所郁 此
而 为 李 陵游 说 ， 下 于 理 。拳 拳 之 遂 忠 ， 不能 自列 ， 终 因为诬上卒从 吏
会 人 生具 有 广 泛 的影 响 。 “ 愤” 两个含义 ： “ 发 有 ① 发
愤 ”作 为 一 个 词 来 讲 ，陈 子 展 在 《 辞直解》 楚 中有 “ 愤 忘 食 ， 以 发 乐
忘 忧 ” “ 愤 ” 是 下 决 心 ， 心 ，发 即 专
刑， 还要 忍 辱 努力 著 书 实 现 宏 愿 。 可 见 ， 司马 迁 绝 对 是 一 个 有 责 任
险 阻 ，甚 至 是 最 最 不 堪 忍 受 的 宫
《 记 》 时候 是 一 种 “ 愤 ” 史 的 舒 的状
态 ， 就 是 “ 愤 著 书 ” “ 愤 著 也 发 。 发 书 ”说 是 司 马迁 文 学 思 想 的核 心 。
“ 愤著 书 ” 不 仅是 对 个 人 的命 运 发 态 度 ， 是 “ 往 事 ， 来 者 ” 遍 也 忆 思 普 的对 生 命个 体 的 “ 有 所 作 为 而 不 想 能” 的人 性 关 怀 。 时 ， 整体 的社 同 对
作 的艺 术 方 法 上 ： 小 见 大 ， 近 以 以
又 茸 以 蚕 室 ，重 为 天 下 观 笑 ， 悲 夫 ！悲 夫 ！” 马迁 为 证 实 李 陵 不 司 是 叛 徒 ，却 在 武 帝 的盛 怒 之 下 被 处 以 腐 刑 。其 对 黑 暗 的 社 会 的 愤 恨之情久久郁积其胸。 正如司马迁 《 任安书》 报 所述 “ 《 》 《 》 约 者 ， 遂 其 之 夫 诗 、书 隐 欲 思 也 。 昔 西 伯 拘羡 里 ， 《 易 》 演 周 ； 孔 子厄而做《 秋》 屈原放逐 ， 春 ； 乃 赋《 骚 》左丘 失明 ， 有 《 离 ； 厥 ， 世传 《 吕览》 韩非 囚秦 ，说 ； 《 难 》 孤 愤 》 《 》 百 篇 大 抵 贤 圣 《 ；诗 三 之所 作也 ” ，即 他 认 为周 文 王 、 孔 子 、屈 原 等 都 曾 有 和 他 一 样 的 境 遇 ； 屈 原 虽 然 “ 道 直 行 ， 忠 如 正 竭 尽 智 以 事 其 君 ” 然 而 “ 人 间 之 谗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本文概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重要命题，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理论价值。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这一理论命题的内涵、来源及其在司马迁创作实践中的体现，并进而分析其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启示和影响。
文章首先将对“发愤著书”说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明确其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独特地位。
接着，通过对司马迁生平及其著作《史记》的深入分析，揭示“发愤著书”说在司马迁创作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进一步探讨“发愤著书”说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分析其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价值。
文章将对“发愤著书”说的现代意义进行阐发，以期为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司马迁的生平与著作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
他的一生历经了从盛到衰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个人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
司马迁的生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少年时期、仕宦时期和受刑著书时期。
在少年时期，司马迁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博览群书，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他的学识不仅限于文学和历史，还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等多个领域。
这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仕宦时期是司马迁人生的重要阶段。
他曾任郎中、太史令等职，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宫廷秘闻。
这些经历为他编写《史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然而，司马迁的仕宦生涯并非一帆风顺。
他因替李陵辩护而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
这一事件对司马迁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但也使他有了更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感悟。
受刑著书时期是司马迁人生的最后阶段。
在遭受宫刑后，司马迁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
他忍辱负重，坚持创作，最终完成了《史记》这部不朽的巨著。
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仅记录了自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的历史，还融入了自己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人生的独特感悟。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司马迁发愤写《史记》1司马迁出生在黄河岸边的龙门。
他从小看着波涛滚滚的黄河从龙门下呼啸而去，听着父老乡亲们讲述古代英雄的故事，心里十分激动。
父亲司马谈是汉朝专门掌管修史的官员，他立志要编写一部史书，记载从黄帝到汉武帝这2600年间的历史。
受父亲的影响，司马迁努力读书，大大充实了自身的历史知识。
他还四处游历，广交朋友，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司马谈临终之时，泪流满面地拉着儿子的手说：“我死之后，朝廷会让你继任我的官职的，你千万不要忘记我生平想要完成的史书哇！”司马迁牢记父亲的嘱托，每天忙着研读历史文献，整理父亲留下来的史料和自身早年走遍全国搜集来的资料。
正当他专心致志写作《史记》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
原来，司马迁因为替一位将军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入狱受了酷刑。
司马迁悲愤交加，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
但想到《史记》还没有完成，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想：“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
我如果就这样死了，不是比鸿毛还轻吗？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史书！”想到这里，他尽力克制自身，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重又摊开光洁平滑的竹简，在上面写下了一行行工整的隶字。
就这样，司马迁发愤写作，用了整整13年时间，终于完成了一部52万字的辉煌巨著——《史记》。
这部前无古人的著作，几乎耗尽了他毕生的心血，是他用生命写成的。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2一.说教材：《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是苏教版第十一册的一篇历史人物故事，讲述了汉代史官司马迁在遭到残酷的刑罚之后，不忘父亲嘱托，忍辱负重，耗13年时间编成巨著《史记》的事，赞扬了司马迁为了完成父亲遗志矢志不渝的精神。
本文条理清晰，重点突出，“发愤”二字，既是全篇的文眼所在，也是对司马迁忍辱负重、终成巨著的高尚人格的真实写照。
文本语言精练，凸现了人物品性，是对学生进行“读中悟，悟中读”的语文基本功能力训练的好教材。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名词解释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名词解释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指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在自序中所表达的发愤著书的决心。
以下是对其中涉及的几个关键词的解释：
1.司马迁：司马迁（约前145年-约前86年）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他是《史记》的作者。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纪传体写成的通史的撰写者，被誉为中国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2.发愤：发愤指努力奋发、专心致志、积极进取，追求进步和成就的精神状态。
在自序中，司马迁表达了他发愤著书的决心，意味着他以极大的努力和热情投入到写作《史记》的工作中。
3.著书：著书指撰写书籍、写作著作。
在这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表示他立志要写一部具有纪实性和文学价值的史书，用以记录和阐述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演变。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名词解释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名词解释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学者，他的学术成就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
了重要影响。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是指他在撰写《史记》这部纪传体历史著作时所体现的积极态度和奋发精神。
发愤著书是指司马迁对于历史文献的认真研究与处理，并将其著述成书的行为。
司马迁毕生致力于整理和记录中国历史，他的著作《史记》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对后世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具有两层含义。
首先，他对于史料的收集和整理非常认真，
精益求精。
他广泛阅读古代史籍、编纂史书，努力寻找真实可信的历史记载。
其次，司马迁在撰写《史记》这部著作时，以推崇忠君、尽责于国家为宗旨，秉持严谨求实的态度，力求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
他强调历史的功过得失，将史料进行可靠性鉴别，并且通过对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进行探究，为后世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史料和观点。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不仅代表了他对于自身学术事业的热情和奉献，也展示了他
对于历史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见解。
他以史为鉴，力求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进步，成为后世史学家学习和追随的典范。
通过他的著述，司马迁为后人提供了一扇了解古代历史的窗口，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的发展。
因此，司马迁发愤著书是指他以极高的热情和奉献精神，通过深入研究和真实
记录的方式，整理编纂了《史记》这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子世家赞》司马迁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
《孔子世家赞》司马迁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作品简介：《孔子世家赞》是西汉文学家司马迁写的一篇赞记。
这篇短文是《史记·孔子世家》篇后的赞语，文中洋溢着司马迁对孔子的无限敬仰之情。
文笔简法，含意深远。
作品原文：孔子世家赞①太史公②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③。
”虽不能至，然心乡④往之。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适⑤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⑥留之不能去云。
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
孔子布衣⑦，传十余世，学者宗之。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⑧者折中⑨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作品注释：①选自《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
《史记》一百三十篇，每篇最后都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对所记的历史人物或事件加以评论，一般称为赞。
赞，文体名。
本文是《史记·孔子世家》的赞，是作者对孔子的评论。
②太史公：司马迁的官名，用以自称。
③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出自《诗经·小雅·车舝（xiá）》。
仰，这里是仰慕、敬仰的意思。
景行，大道。
这里喻指高尚的品德。
行，这里是效法的意思。
止，句末语气助词，无意义。
④乡：通“向”。
⑤适：往。
⑥祗（zhī）回：相当于“低回”。
流连，盘桓。
祗，恭敬。
有的版本作“低回”。
⑦布衣：没有官职的人。
⑧《六艺》：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⑨折中：调和取证。
原文：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作品译文：译文一太史公说：《诗经》上有句话：“巍峨的高山可以仰望，宽广的大道可以循着前进。
”我虽然不能到达那里，但是心中一直向往它。
我读孔子的书，由推理可以知道他的为人。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
试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摘要：司马迁是汉代文学思想的集大成者，虽然他的文学思想体系不是十分的完备，但是其丰富性和卓越性是显而易见的，而发愤著书说又是重中之重。
本文结合《报任安书》和《世纪·太史公自序》，着重讨论其发愤著书说的内涵、历史传承及其影响、意义以及其局限性。
关键词：司马迁发愤著书文学思想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文学家，司马迁的文学思想历来备受学者的重视。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特色之所在。
了解其发愤著书说，对我们了解司马迁整个文学思想是十分有意义的。
同时，由于时代的原因，司马迁的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样也使我们对整个古代文论的发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一、发愤著书说的内涵《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这样一短话:“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縲绁。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於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①《报任安书》中也有一段与此十分相近的话，从这段话中我们大抵可知“发愤著书”这个名称的来源以及运行模式。
“发愤著书”是作者遭遇缧绁、身毁不用之时，经过“深惟”之后所作出的冷静的决断，它促使司马迁以前所未有的毅力去完成艰巨辉煌的时代使命，同时也是先父遗命。
可以说它是司马迁在自己实际创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古代伟大作家的生活与创作进行分析和总结而提出来的。
其含义实是人生受困后的发奋振作,是在身心挫辱之下,情感与理①《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37页智交变之后的一种升华方式,是士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其自我价值。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摘要：一部《史记》，鲁迅先生曾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一部《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上承父志，下忍身痛，隐忍苟活，于逆境中所著的这一史家名篇确为中国文学史的传承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其“发愤著书”思想也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大贡献。
本文从其史学巨著《史记》出发，具体阐述其“发愤著书”思想的发生发展及其时代与现世意义。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字子长，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其所编《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黄帝时期，下至汉武帝时期，其间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可谓是史学之大手笔，鲁迅先生就赞扬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思想”是流露于其《史记》中的，而其《史记》的编写也正印证了其“发愤著书”的思想。
总论其“发愤著书”思想的集成，可以说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
一、从个别到一般司马迁在其《报任少卿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此处太史公之“愤”者，我想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他们都是在作者在遭遇不幸、“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况下，为了把自己得主张、想法表达出来，留传后世，以求后世的理解，才“发愤”从事著述的。
司马迁的意思主要是说痛苦和不幸可以激烈作者的志向，坚定他们“立言不朽”的决心，成为写作的动力，而不是说以仇怨悲愤倾泻与作品之中（1）。
另外，其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评价《离骚》时曾论说：“《离骚》者犹离忧也。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发愤著书
司马迁对生命与事业的崇高信念，是基于他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事迹的观察和认识；是基于他对古代学者历经苦难，献身著述的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发现，往昔“富贵而名摩灭”的人，“不可胜记”，只有“倜傥非常之人”，即对历史和文化做出贡献的人，才能不朽。他认为，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的著述，以及《诗经》，都是古代“圣贤发愤之所为作”；都是作者“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述往事，思来者”，把苦苦思索得到的知识，著述成文，留给来者去思辨验察。这些古代“贤圣”历尽磨难，强志不屈，“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为人类做出了贡献。司马迁正是从这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榜样和前驱者，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矢志进取的道路。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受极刑而无愠色”，坚强地活下来，他的愿望是“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并以此“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书法。书里也有议论，那不过是著者牢骚之辞，与大体是无关的。司迁自遭李陵之祸，更加努力著书。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废名裂，要发抒意中的郁结，只有这一条通路。他自己也是个发愤著书的人。天道的无常，世变的无常，引起了他的慨叹；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这增加了他的书的情韵。后世论文的人推尊《史记》，一个原因便在这里。
司马迁 发愤著书说 诗三百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诗三百
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了“发愤著书”说，认为《诗经》中的诗歌，大多数都是贤圣之人为了抒发内心的愤懑而创作的。
这些人都有自己的苦闷和不得志，他们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从而创作出了这些伟大的诗歌。
例如，《诗经》中的《大雅》《小雅》等作品，就反映了那一时期社会矛盾的激化和人民的不满情绪，这些诗歌中充满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不仅揭示了古代文学史上伟大作品产生的内在动力，也对我们理解这些作品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同时，这一理论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现代阐述
司马迁“发愤着书”说的现代阐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历述韩非、屈原等人的事迹后，总结说：“《诗》三百，大祗贤圣发愤之所作也。
”提出了“发愤着书”说。
所谓“发愤着书”，是指怨愤郁结，借着书立说发挥疏通。
“愤”指作家意有所郁结，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怨愤郁结，借着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
“愤”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同时也显示了穷且益坚的意志，同时它又强调了创作者在逆境中奋起而不消沉的品格，以及极富于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中指出：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逆境而其志不屈，更加激扬奋发而有所作为。
司马迁发愤着书，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忍辱奋发，从沉痛中奋起，用更加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
第二，揭露和抨击统治者的荒淫和横暴，同情社会的下层人民，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懑，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述往事，思来者，升华了《史记》的主题，这是加害予司马迁的统治者们非始料所及的。
那么，司马迁为何要“发愤着书”呢？总体来看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因为李凌之祸，获罪并且遭受了宫刑之冤。
在他落难之时身边的同僚竟没有一个人出手相助，在获罪这一层面上，他看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一旦你加官进爵，他们就会跟在后面趋炎附势，拍足马屁；一旦你失宠失势，他们也就一个个跟你划清界限，最好是能完全撇清关系，有的更是落井下石。
也许是在他经历了这一人生转折点之后，他清醒地看到，任何人都靠不住，只能自己发奋努力，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名垂青史，以证明自己的国家之栋梁，那才是正确的抉择。
而在宫刑之冤这一层面上，在那个社会观念和道德意识极其扭曲，讲气节高于生命的时代，行了宫刑的人，就等于失去人格尊严，即使在现代，他这样的遭遇也多少会遭到一部分人的非议。
在《汉书.艺文志》中，司马迁有赋八篇，今存仅《全汉文》辑有《悲士不遇赋》一篇。
在赋中，司马迁指斥天道微暗，美恶难分，“里不可居，志不可恃”，他内心是充满了矛盾和痛苦的。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者：高巍来源：《文学教育》2011年第01期内容摘要：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直以来都是文人喜于探讨的话题。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进行试论：“发愤著书”说源于对黑暗政治、不幸命运的抗争；“发愤著书”说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发愤著书”的艺术手法：以小见大，以近见远，以古喻今；“发愤著书”体现了“中和之美”的审美标准。
关键词：司马迁发愤说命运的抗争中和之美文人在对文学作品的创作时有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是一种“舒愤”的状态，也就是“发愤著书”。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核心。
“发愤著书”不仅是对个人的命运态度，也是“忆往事，思来者”普遍的对生命个体的“想有所作为而不能”的人性关怀。
同时，对整体的社会人生具有广泛的影响。
“发愤”有两个含义：①“发愤”作为一个词来讲，陈子展在《楚辞直解》中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发愤”即是下决心，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一件事情。
②“发愤”作为一个动宾短语。
屈原《九章·惜诵》：“发愤以舒情”。
“发愤”的原因是“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发愤”的目的就是“舒情”。
“发”的意思就是：舒展，表达，传达，“愤”就是心中的郁结。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从写作的本源上讲，是对黑暗现实和不幸命运的抗争；从内容上讲，它不是个人的叹老嗟卑，而是有着积极进步的社会内容；在文学创作的艺术方法上：以小见大，以近见远，以古喻今；审美方面体现出“中和”之美的文化标准，“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
下面具体来看：一.“发愤著书”说源于对黑暗政治、不幸命运的抗争对汉武帝拳拳忠心的司马迁，在为李陵辩护后惨遭腐刑之辱。
这是司马迁著书泄愤强大动力和直接原因，他认识到对黑暗残酷的现实，必须具有反抗的精神。
屈原之所以“发愤以舒情”也是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故忧愁忧思而作《离骚》。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痛陈此事。
“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款款之愚。
《报任安书》
见，表现。
风格鉴赏
本篇不仅对我们研究司马迁的思想以及《史记》的写作动机和 完成过程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并且在文学史上是不可多得的散文杰 作，古人早就把它视为天下奇文，可与《离骚》媲美。
此文之奇，首先表现为气势的磅礴。作者长久郁积心中的悲愤， 借此文喷薄而出，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其气势之壮阔，令人 惊叹。 此文之奇，更在于他的纵横开阖、起伏迭宕。作者是坦率的， 但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又是极其复杂的，他无意矫饰，但三言两语又 无法说清，所以他就一一地如实道来。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如泣如 诉；时而旁征博引，时而欲言又止。曲折反复，一波三折，充分表 现出笔力的雄健。
• 仆于妻子何如哉
• 亦颇识去就之分 • 恨私心有所不尽 • 鄙陋没世 • 仲尼厄而作《春秋》
• 如何
• 道理
• 遗憾 痛惜 • 终结一生 • 困窘 • 贬谪 • 愤懑 • 舒散 • 不谦虚
• 不韦迁蜀
• 发愤之所为作也 • 以舒其愤
• 仆窃不逊
•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 稽其成败兴坏之纪
• 散乱的文献
报任安书
司马迁
课文小结
全文呈现出总分总的结构模式，借回答任安“推 贤进士”数语，围绕一个“辱”字，诉说了自己的不 幸遭遇和精神上难以形容的苦痛，表现了自己发愤著 书、雪耻传名的顽强意志。 在文中，司马迁以极为激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 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无限痛苦，表现了他为实 现可贵的理想而甘受凌辱、坚韧不屈的战斗精神。文 章感情真挚，语言流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总之，《报任安书》被称为“天下奇文”是当之 无愧的，它在思想内容上表现了一个奇人的奇伟情操， 它在行文、语言上纵横开阖，笔法雄健，让人千年后 仍能想见司马迁的为人，理解他、敬佩他，并为他一 洒同情之泪。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你是怎么懂得司马迁的奋发著书说的【1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了“奋发著书说”.“奋发著书说”是司马迁文学思惟的焦点,同时,也是司马迁文学思惟特点之地点.所谓“愤”是指作家意有所郁结,心理上受榨取而不得伸展,愤懑郁结,借著书立说施展疏浚,如许才干恢复心理均衡.“愤”强调了创作者在困境中奋起而不必沉的品德,极富于批驳精力和战役精力.一.“奋发著书说”的内在奋发著书说重要包含两方面内容,即“著书泄愤”和“著书言道”.“泄愤”是著书的动力,“言道”是著书的目标.在“奋发著书说”中,这两方面的内容,又是互相接洽,密不成分的.一方面“著书泄愤”是司马迁“奋发著书说”的重要构成部分.“著书泄愤”强调文学创作的感化,主如果干涉实际.批驳实际,提出“愤”在情绪方面的感化.《报任安书》载：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流放,乃赋《离骚》;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国,《说难》《孤愤》.司马迁经由过程从古至今的例子论证了“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旧事,思来者……退论著书策以述其愤,思垂空文以自现”的不雅点,他更是提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奋发之所为作也”具有总结性的不雅点另一方面“奋发著书”是关于“文”与“道”的关系.司马迁认为“奋发著书”的目标是言道,要言圣贤之道,这与我国古代看重“文”与“道”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二.奋发著书说理论的汗青传承和影响孔子的《论语•阳货》：中提到“诗可以兴,可以不雅,可以群,可以怨.”“诗可以怨”是说人们可以借文艺来发泄胸中的怨言,“奋发著书”与“诗可以怨”一脉相承,且奋发著书具有更进步的意义.在子女,韩愈在文上主意的“不服则鸣”就是“奋发著书”的继续和延长.韩一方面主意“文以载道”,提出“学所认为道,文所认为理”;另一方面又倡导“富裕之言”,认为“和平之言易好”,自发意识到“泄愤”和“言道”的同一性,这是对司马迁的“奋发著书说”是一个很好的成长.宋代欧阳修的“穷尔后工说”也是对司马迁的“奋发著书说”的一个继续和成长. 三.奋发著书的意义和局限“奋发著书说”不但成为历代进步文人奋笔和阴郁实际奋斗的理论根据,并且还上升为权衡文学作品思惟性的一个客不雅尺度.1,进步了“怨”的地位,同时也打破了儒家的中和不雅念.2,扩展了批驳实际的规模,比汉儒的“怨刺”说更为合理.3,给实际主义批驳精力这一理论以主体性的审美内在.“奋发著书”也有着它的局限性.如司马迁在总结“奋发著书”时文学与学术并没有分别,所以阐述缺少周全性,但这是瑕不掩瑜的.。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论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
欧阳修的“词穷而后工”三者之间的继承关系
内容摘要：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不仅是对孔子诗“可以怨”、屈原“发愤
以抒情”、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对宋以后的许多文学理论批评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北宋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梅圣俞诗集序》），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想传统。
关键词：发愤著书不平则鸣词穷而后工
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不仅是对孔子诗“可以怨”、屈原“发愤以抒情”、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对宋以后的许多文学理论批评家——北宋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梅圣俞诗集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想传统。
这三个词代表着他们相同的一个看法，即坎坷的人生际遇可以磨砺心灵，文学伴之而生。
“不平则鸣”说：从司马迁到韩愈
“发愤著书”历来被视为司马迁创作思想的核心,且多据此认为史迁将自己的愤懑与不平发泄于《史记》之中。
究其实,“发愤著书”乃是挫辱之下的发奋振作,是士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特殊方式。
这一切都来自于司马迁那自不得酬的人生,还有那些未实现的政治抱负,而引发的一段悲剧.然而历史上还有一位”不平则鸣”的韩愈,在感到社会中众多不公平的世态后,终于无法抑制内心波澜,完成了<<送孟东野序>>。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对人类生命终极意义的一种深刻认识，是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的体现。
司马迁从先贤圣哲身上认识到，在专制社会里，尽管当权者以其权力意志可以左右一个人的生死荣辱，但只要他对社会历史做出了贡献，就会得到人民和历史的承认。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不仅包含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客观评判标准，而且看到了作为个体生命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不平则鸣”这一理论观点见之于韩愈著名的《送孟东野序》。
此文开篇就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进而慨叹“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
”一言以蔽之，不平则鸣，物是，人亦然。
我们说只有源于生活、深入生活、洞察生活，把握古往今来的文学现象规律的人，才能提出如此有价值、有普遍意义的文学理论。
对我们今天理解文学与社会现实，文学与作者生活的关系是有所启发的。
在韩愈看来，文学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单纯的客观描写，而主要是表现作家的思想、感情和愿望的。
“不平则鸣”不是消极的遭到不平后的自然反映，而是积极的对现实的干预，对不合理现象的愤怒抗争，为受郁结的“意”找到一条能够疏通的道路。
作家之所以能“鸣”，文学作品之所以能产生，中唐的韩愈就很有见地地说明了这些问题，并得出了“鸣”的前提是“不平”。
那么怎样理解“不平”的本意呢？其
实就是韩愈讲的“有不得已者而后言”，“有思”、“有怀”，才可能“鸣”。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共用了三十八个“鸣”字，纵横议论，列举了从上古到魏晋六朝文学和学术的现象，说明了不同时代会产生不同的文学和学术思想。
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不平之鸣写到各个时代的善鸣者，指出“治世”、“盛世”和“乱世”、“衰世”都有能“鸣者”，诸如伊尹、周公、孔子、孟子、杨朱、墨翟、老子、庄子等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由此出发，如果仅仅以为“鸣”的前提只是作家窘境之时的“不平”，那显然是不够的，也是不符合韩愈本意的。
我们认为全面的理解应该是作家“鸣”之前心境上的不平，是“为事物是非相感发”（《送王秀才序》），使之产生喜怒哀乐的情感，从而产生“鸣”的欲望，正如《礼记·乐记》说的“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也是钟嵘《诗品序》中所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由于“鸣”的前提是多方面的，因而“鸣”的内容也就丰富多彩。
既有“和平之音”，也有“愁思之声”；既有“欢愉之辞”，也有“穷苦之言”。
（《荆谭唱和诗序》）
子长与退之虽然身处不同的时代,但是却绽放着自己的光芒,一位因不能一展所长,不能在政治上施展自己的抱负,心里抑郁而结,面对自己的失败继而”发愤著书”.一位因世态炎凉,当朝上层统治昏庸,大胆进谏,毫不畏惧生命安全,只是一心为国为民,虽然多有阻挠,但仍然坚持不懈,努力”不平而鸣”。
两位先哲不断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奋斗,尽管心态不一,但是出发点都是一样,为国为民,希望能国泰民安的同时自己的才能也有所发挥,不失来人间走一遭.
“穷而后工”说：从韩愈到欧阳修
“穷而后工”说，是北宋欧阳修所明确提出的。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
凡士之所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
”在《薛简萧公文集序》中也说：“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事，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
” 这两段话，被概括为“穷而后工”说，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韩愈确有与欧阳修“穷而后工”极相近的思想。
但这主要是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表达的：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
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
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
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
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
这里所说的，实际上就是“穷而后工”。
字面上虽然没有“工”字，但韩愈评价柳宗元的文学辞章“必传于后”，这正是文章之“工”才能够达到的。
韩愈的另一篇文章《送穷文》，实际上也谈到了“穷而后工”：文章中写道，“主人”指出了五个穷鬼是什么之后，“五鬼相与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
徐谓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为，驱我令去，小黠大痴。
人生一世，其久几何。
吾立子名，百世不磨。
小人君子，其心不同。
惟乖于时，乃与天通。
携持琬玉，易一羊皮。
饫于肥甘，慕彼糠糜。
天下知子，谁过于予？虽遭斥逐，不忍子疏。
谓予不信，请质《诗》《书》。
”文中的“惟乖于时，乃与天通”之语，大有深意。
乖于时，即是“穷”，而且不是一般的“穷”；“与天通”，可以理解为“主人”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就。
为什么“乖于时”才能“与天通”呢？所谓“乖于时”，就是与世不谐，而这往往是精神文化领域里有大成就者的一个特点。
按现代生存论哲学的观点，人通常总是有意无意地要按照一种外在的标准行事，往往不自觉地相信那些所谓的“自古皆然”、“人皆如此”、“一般认为”、“习以为常”、“固不待言”、“已成定论”之类的观念。
就是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和喜怒哀乐常常都取决于“他人”，或者换言之，取决于“人”，而非取决于己。
只有极少数“木秀于林者”才敢冒天下大不韪，而那些取决于人者，就是在与现实和谐的，乃至能够如鱼得水的人。
而那些敢冒天下之大不违者，自然就与世不谐。
但这种与世不谐，常常又是个人主体性强即自主性、独立性、创造性强的表现。
韩愈正是这样。
如上所述，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所言的“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和《送穷文》中的“惟乖于时，乃与天通”，已经讲出了“穷而后工”的道理。
不过，尽管如此。
欧阳修的贡献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他的“穷而后工”说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
这种环境的环境也使诗人们有充裕的时间去钻研艺术的表现方法，创造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形式。
这就是欧阳修所说的“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
”显然，这些都有利于他们创造出内容充实、思想深刻、艺术完美的优秀作品。
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不仅仅内容更为丰富，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韩愈的“穷而后工”主要属于文艺学和哲学，而欧阳修的“穷而后工”则包含丰富的文艺心理学的内容。
可以说，从韩愈到欧阳修，“穷而后工”说经历了一个从哲学、文艺学到文艺心理学的转变。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
2、吴文治编《韩愈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1983年版
3、章培恒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4、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版
5、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