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建构现实的三种研究范式

媒介建构现实的三种研究范式

媒介建构的现实有别于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的现实世界，它是一种高度依赖个体经验的意义世界，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媒介建构现实方式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查看。

“媒介建构现实”已经成为传播学界的一种共识，然而对于媒介如何“建构”现实的说法存在很大的争论。这种争论一方面是因为传播学理论基本来自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直接导致了传播研究中不同的理论范式;另一方面，传播学往往被视为社会学科，学者们更为关注具体问题的解决，例如媒介效果、传播语言等等，而对一些理论问题经常缺乏刨根究底的兴趣。但是“媒介建构现实”作为一个基础理论问题，从研究范式的视角来深入探讨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媒介现实”作为一种建构的社会现实

“媒介建构现实”之所以成为共识，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媒介化语境下的现实只是一种“建构”的媒介现实。“建构”一词来自英语“Construct”，具有构造、建筑、创造、生产、结构等意义。也就是说，媒介所建构的现实与我们亲身体验的现实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复制关系，而是再度创造或生产的关系。

媒介建构论者认为这是一种以“虚拟”为特征的社会现实。沃尔特·李普曼(WaltLipp-mann)(1922)很早就注意到了媒介现实的虚拟性。他认为，新闻媒介对现场事件的表达经常是错误的:它所创建的形象经常是误导的、歪曲的，也错误地描画了我们头脑中对外部世界的形象。

他同时又认为，人们经常不是按照实际的事实与事件来作出决定，而是按照他们从新闻媒体中感知到的他们自认为真实的环境中发生的一切来做决定[1]。李普曼所提到的新闻媒体所构建的环境就是媒介现实。C怀特·米尔斯(CWright·Mills)(1967)提出了“二手世界”的概念。他认为，“理解人类处境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人们生活在一个二手世界中。……他们关于世界以及自身的印象是由他们从来不曾遇见将来也不会遇见的众多的目击者所给予的……”[2]。

不管是媒介现实，还是二手世界，虚拟性构成了它们的根本属性。

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媒介活动的参与者把亲身体验到的生活事件编码为媒介符号，而媒介上呈现的现实往往以新闻故事、戏剧寓言、新闻报道、图片或音乐等形式出现。

WeimannGabriel(2000)认为媒介现实同社会现实相比，更为戏剧化，更为丰富多彩，更为激烈，更为积极，也比现实生活变的更快。这样的世界之所以能让很多人迷恋而放弃真实生活，就在于能让参与者获得一种超乎寻常的“在场感”[3]。“在场(Presence)”是一种主观体验，并非客观实在。

JamesJGibson(1979)指出，“在场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人对其物理环境的体验。它不是指社会个体所生活的物理世界中的周围环境，而是对那些环境所产生的一种感觉与意识，而这种周围环境是作为自动控制的精神过程的一种中介而存在[4]。W·托马斯也对此有过论述，认为在环境刺激与人的反应之间存在一个主观定义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情境定义”。这种情境判断完全是主观的，可能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也可能不相符合。但是，如果人们把一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它们在这些人看来就是真实的[5]。因此，所谓的“现实”实际上就是社会个体对自身所处环境所定义的一种在场意识。从这个角度而言，媒介现实虽然有别于身体力行的客观现实，但是因为能够给参与媒介活动的社会个体一种“在场感”或“在场”意识，从而具有一种高度的真实性，也比大量的物理世界更吸引人，更迷人，因而也被参与者当成一种社会现实。

二、媒介建构现实的三种研究范式

有关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一般被看作是与实证主义相对立的一种研究思路。费斯克(Fisk)在批评以信息运输为目的的媒介工具论的同时，给予了强调意义生产的媒介建构论以“符号学派”的地位[6]。汉诺·哈特(HannoHardt)(1992)也明确把关注意义问题的建构主义媒介研究思想称为文化批评学派[7]。在我国，邓理峰也开始把建构主义媒介观当作与媒介工具论(或者媒介实在论)并驾齐驱的媒介研究范式[8]。即便如此，学者们并没有在媒介建构论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对媒介建构现实的不同倾向作进一步的探讨。

媒介现实的虚拟性告诉我们，它不仅与经验世界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而且还与媒介活动参与者的个体心理紧密相关，媒介—个体—社会三者共同构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三角关系，由此也形成了三种有关媒介建构研究的基本范式:关注媒介文本的符号学范式，关注社会现实层面的社会学范式，以及关注个体心理的社会心理学范式。

下面就理论来源、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等几个方面作进一步阐述。

(一)符号学范式

在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中，来自语言文化领域的学者常常把目光放在媒介语言的具体体现———文字、图象、声音等媒介文本上面，一般采用内容分析或者符号学方法，通过研究话语的修辞与内容变化来研究语言符号的意义及其生产过程，这种思路可以被称为符号学范式。

这种范式起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来源于我们共享的文化符码。这种语言符号的概念意义(所指)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就是借助语言符号来思考和区分其所生活的世界的。因此，我们正是通过语言符号这种媒介，把我们的现实世界与社会历史文化建立起了联系。

罗兰·巴尔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符号学中的意指思想[9]，正式把历史文化纬度引入符号学研究领域。他认为符号能指与所指两个层面之间的连接关系是一种意指关系，其中有两个核心序列(如图1):第一个序列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揭示的意义称为明示意，也是符号的常识性意义;第二个序列引进了文化纬度，关心的是符号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第二序列中，第一层面的符号成为第二层面符号的能指，而这能指又重新获得意义项所指层。这一层面的意义称为隐含意(文化义)。这样就把意指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现实与文化领域。巴尔特认为，文化层面与神话一样具有虚拟的特性，因而也称之为神话层。

正是因为有了“意指”过程，意义丰富的文化系统成为了神话学的所指层面。符号学也完成了从语言符号学到神话符号学的蜕变。从第一系统的语言学到第二系统的神话学，与人发生关系的现实世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