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哲学

“翻译哲学”这个概念是近年才出现的，准确地说，是黄忠廉①先生在1998年第1期《外语研究》上首问“什么是翻译哲学”而开始的。当然，对翻译活动的哲学思考是更早一些的：稍远一点，约半个世纪前，先后有艾思奇（1937②）、贺麟（1940③）、陈康（1942④）、朱光潜（1944⑤）、金岳霖（1948⑥／1983）等数位哲学家对翻译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哲学思辨；近十年，柯飞（1987⑦／1996⑧）、孙致礼（1996⑨）、但冰洁（1996[10]）、阎德胜（1997[11]）、刘邦凡（1998[12]）、杨炳钧（1998[12]）等人都对翻译进行了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哲学思考。但总的来讲，尽管半个世纪前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就已引起几位哲学泰斗的重视，可“翻译哲学”并没有形成气候。近年来，对翻译进行过哲学思考的几人还都是搞语言研究的，足见，“翻译哲学”还是“小菜一碟”，没有引起哲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因

此，数十年前哲学家倡导并身体力行对翻译的哲学认识，足见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当然，搞语言的人（包括搞翻译的人）对翻译搞哲学认识并不是没有长处的，事实上，在某些方面的确是有先见之明的，单就他们对语言及语言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的熟悉程度而言就是如此。搞哲学的人去研究翻译哲学，其重大的长处（对比于纯粹只从事过语言及语言翻译的人）就在于他们多一些哲学的技巧与思辨。因此，搞语言的人与搞哲学的人联合起来，（如果有一些既搞语言，尤其是搞语言翻译的，又搞哲学的人，那另当别论），才是振兴翻译哲学研究的最佳选择。

五十年前哲学家们对翻译的哲学思辨并没有产生持久的回应，原因是多方面的，恐怕社会变革而带来的学术转移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而近几年来，语言翻译界的人士回忆起翻译哲学来，原因也不外三点：一是改革开发的深入使学术研究掀起对以往学术成果的回忆与再现，产生新一轮的学术转移；二是近二十年来改革开放后的语言翻译理论与实践对翻译的哲学认识的必然；三是西方语言哲学在国内广泛的传播与发展，为翻译的哲学认识提供直接的借鉴。总之，翻译哲学不是泊来品，而是一个地道的中国货。而这地道的中国货也必须要“卖”出去、走出国门的。因为只有“卖”了出去，才能让外国人认识它，才能使“翻译哲学”走向世界，才能使“翻译哲学国际化”。要把这个地道的中国货“卖”出去，首先要取一个洋名，不要让外国人来个先“注册”。我们取的名是Translation-philosophy（简称Trans-philosophy），而不是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因为，我们主张，翻译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需要研究翻译的意义（价值）、真理、必然性、可能性、社会性、文化性等一般性质；需要形成关于翻译的一般理论，这些理论具有哲学的意义与功能，有助于哲学问题解决。同时我们也主张，翻译哲学也是一内容提要：“翻译哲学”是近年来在我国出现的学术新概念，围绕这一概念本文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讨论，给出：翻译哲学就是关于翻译、翻译理论的精深分析及其总和的一般的看法。翻译哲学的研究对象包括翻译和翻译理论。翻译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译者思维与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翻译哲学的根本任务是确立译者思维与文本、译者与原文之间的关系。理论探讨个方法论和认识论，具有深刻的方法功能，要研究翻译的实际运用过程，对翻译在言语活动和语言实践的作用与性质作实际的尽可能详尽的分析（精深的分析就是哲学）。弄清翻译的意义（价值）和正确的使用方法，保证用正确的语言去实现翻译，以免除由于误用语言而造成翻译失败及其由此而造成的种种无休止的争论。另外，我们还主张，翻译哲学不仅仅针对不同语言间的翻译活动，而且针对于同一语言的不同时代或地域而不得不进行的翻译工作，例如古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和汉语方言与通用汉语的转译，以及同一语言或符合系统的不同形式之间所作的解释（interpretation）或翻译工作，例如把三段论的ＡＡＡ式变成一个含具体语言的推理形式，又如通常语言中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即”等等语句都属于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的翻译问题。

二

尽管如此，我们在谈论“翻译哲学”时，首先是把它作为哲学来论的。什么是哲学呢？这是我们必须表明的态度。事实上，凡属搞哲学的人都可能面临这个问题，只不过有些人（而且历

史上很多人就是如此）试图去回答它，而有些人却避开这个问题而已。我们不会避开它的。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哲学就是对一切现象所作的精深分析。

“一切现象”，在这，我们是指世间所存在的以及曾经存在的万事万物，物质的和精神的、具体的和抽象的、思想的和实在的、语言的和非语言的以及将来的、现在的和过去的一切的一切都可能成为我们哲学的工作对象。这里用“工作”表明把这“一切的一切”当作对象时，是要区别于通常具体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所说的“研究”的。有很多的非常具细的自然科学学科专门针对这“一切的一切”某个方面某个侧面作实际的证实与证伪，以求获得关于这个方面这个侧面的并与其相近似的知识，而哲学却不需要这样做，尽管也会针对于这个方面这个侧面而工作。而它（哲学）的工作目的，不在于获取什么、获取什么具体的知识，而仅仅在于对这个方面这个侧面作出精深的分析。分析既是工作手段又是工作内容，更是工作结果。作出了分析，就是进行了哲学的思辨，作出了精深的分析，就是进行了哲学的思想。

“精深的分析”也颇不好说（这“颇不好说”就需要涉及翻译哲学的问题）。单就“分析”而言，作出“分析”是非涉及人的思想人的心灵不可的，因此“分析”不可能是完全非唯主的。自从人类产生语言以来，一切人所作的“分析”是非涉及语言不可的。至于不远的过去、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更是如此，因为我们还有许多史料可察，事实可证、现象可推，因此，“分析”也不可能是完全非语言的。“分析”总是有针对对象的，不管这“针对对象”是物质的、精神的、或者玄之又玄的，但都是有“针对对象”的。因此说“分析”是完全唯主的也不确切，而有可能是整体或部分唯主的。至于“精深的”，不可能有什么客观的、直观的标准，因人而异是必然的，因此单就“精深的”而言，显然其标准和实际的效果都只能是唯主唯我的（唯工作者、分析者、哲学家而言的）。我们在冠之“精深的”于“分析”之前，一方面是想尽我们的主观职责，力求让人明白，我们所指的“分析”是要有深度的要精细认真的工作的，而不仅仅就其皮毛或侧面与角度作一个简单的评述与引介。另一方面，是想指出，哲学是非需要精细而有深度的思辨不可的，“精深的分析”不是人人可做的，必须是有此思想的人，是非要人的思想不可的。

接下来，我们谈谈什么是“翻译”的问题。

也许我们前面已初步阐明我们对待“翻译”的轮廓，我们所讲的“翻译”是包含三个外延的，一是通常所说的不同语言间所进行的语言翻译。二是同一语言内，不同时代或不同地域所造成的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与符号之间的转译和理解。三是同一语言内的不同语言符号单位之间的解释与沟通。事实上，这三种翻译还有人为的和机器的区别，不过我们认为一切诸如以电脑为手段的机器翻译都最终是受人的操纵的，因此我们撇开机器翻译而只管人为的翻译了。另外，为了有所区别，我们约定第一种翻译称“语言翻译”（translation），第二种翻译称“释人翻译”，简称“释义”（comprehension），第三种翻译称为“注释翻译”，简称“注释”（annotation）。翻译（translation）比较于“释义”与“注释”，对人对物（包括对语言）的要求却高得多，“释义”与“注释”只是“翻译”的一个侧面一个环节一个层次，解决了“翻译”的问题，“释义”与“注释”的诸多问题也可迎刃而解。“翻译”在本质上是包含“释义”与“注释”的，由此我们以为在本文有限的篇幅专题再论述“释义”与“注释”就无必要。当然我们也不否定“释义”、“注释”与“翻释”的区别和不同要求。总之，下文的一切“翻译”词项均指称于“语言翻译”。

关于“翻译”的定义，一直是翻译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不同的翻译家都有对“翻译”定义或内涵的不同理解与把握，这是由翻译的复杂性与外物性所决定的。尽管翻译理论中有很多关于翻译的定义，但这些定义大多是语言学及翻译工作者和研究者从文化、语言翻译角度去理解的，很少看到从哲学的角度去把握，哲学工作者（尤其是哲学家们）也少有人考虑这个问题。国外我不知道有没有，国内哲人中恐怕只有贺麟先生曾明言道③：“从哲学上讲，所谓翻译又是什么意思呢？翻译乃是译者（interpreter）与原本（text）之间的一种交往活动（communication），这种活动包含了理解、解读、领会、翻译等诸多环节，其客观化的结果即为译文（translation），它是译者与原本之间交往活动的凝结和完成”。与贺先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