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负面影响

尽管太平天国后期尽毁古书之事有所收敛，但洪秀全唯洪氏教义独尊、大搞蒙昧主义的政策并无改变，删书衙的成立便是明证。

然而，不少论者不同程度地承认太平天国此种违反人性、摧残文化的专制蒙昧政策，但又常常从这里引申出所谓太平天国政权的反封建性、革命性。由太平天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我们看到太平天国政治上并非人人平等，实行的是等级森严的制度；经济上亦无平均主义，实行的是官僚特权和农民“照旧缴租纳粮”；文化上是消灭传统文化，唯洪氏教义独尊。“酝酿大起义的时候，洪秀全可以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思想作为发动群众的武器；可是，做了天王以后，他又要用‘三纲’思想作为维护自己政权的武器。”（注：茅家琦、方之光、童光华：《太平天国兴亡史》，第1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盛名之下的太平天国，不少民众和下层将士们由原先对封建统治的不满和反抗转变成了对腐朽、骄奢的天国新贵们的怨尤。

第三，太平天国的负面影响不容否认

谈到太平天国的历史影响或历史意义，人们总是习惯于使用诸如“太平天国革命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者，大大削弱了清朝统治势力”，“它揭开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促进了人民大众的觉醒，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等等评语。作为一场大规模的农民造反运动，太平天国对封建统治秩序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清朝统治者调整统治政策，影响了晚清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格局。但是无视太平天国运动实质上仍是一场旧式的以改朝换代为指归的农民战争的历史事实，坚持认为太平天国揭开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人民大众的觉醒，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马克思在1862年深入了解了太平天国的真相后，曾深刻地指出：“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抱定什么任务。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口号。他们所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有当权者的惊惶还更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似乎就在于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的腐化相对立。”（注：马克思：《中国事件》，《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马克思在这里给太平天国一个准确的定位，那就是毫无建设性的破坏。如果硬要说洪秀全们具有建设性的话，那么这种建设性仅仅表现为对偶像的置换——由敬中国的孔子变为拜西方的上帝，由拜多神变为只拜一神。太平天国运动有着冲击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但是，它使整个社会付出的历史代价却又是惊人的。它的破坏性表现在许多方面。文化的摧残无须赘述，单是人口的罹难、土地的荒芜就让人触目惊心。在太平军与清军的旷日持久的争战中，无数生灵惨遭涂炭。由于太平天国战争的主要战场正是中国人口最为稠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五省，导致五省直接死于这场战争的人口竟达5400多万，另外因饥荒或瘟疫而间接死于这场战争的人口数也达数千万之巨。（注：葛剑雄等：《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第109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东南富庶之地一时哀鸿遍野，道馑相望，这种惨绝人寰的劫难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不妨让我们看看相对中立的外国观察者对战后浙江和皖南的考察见闻：“尽管土壤肥沃，河谷地带已完全荒芜”，“不时可见到临时搭凑的小屋，暂为一些可怜的穷人的栖身之处”，“无论是河谷中的田地，还是山坡上的梯田，都已为荒草覆盖，显然没有什么作物能在这枯竭的土地上繁衍”，“很难想象对生命财产的破坏有比这个地方更可怕的，可是这些地方只不过是遭遇同样命运的广大地区中很小的一部分。看过像这样的地方，人们才能了解东亚的种族在感情极度冲动的时候，是能够摧残破坏到什么地步”，“在太平天国叛乱中幸存的人口的百分比，一般说每百人中仅有三人幸存。西天目山庙中以前有四百和尚，乱后仅三十名幸存，但乡村和城市中幸存的比例更低。大多数人是在逃往深山后死于饥饿的，但死于太平军之手的男女及儿童数量也极大。”（注：葛剑雄等：《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第97-98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对于这场战争的浩劫，自然争战的双方都有责任，我们更不能将战争的灾

难归咎于那些深受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普通的太平军将士们。但是，今天我们来历史地评价太平天国运动时，不应该忽视其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