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唐代乐舞文化对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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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唐代乐舞文化对日影响
晋巧(历史学2010级2班 201016031228)
【摘要】中日双方的传统友谊,大多表现在文化的交流学习上。中日文化交流在唐代达到高峰,唐代中日音乐交流为民族文化交流提供了国际化和本土化的范本。盛世唐朝的人民学习并吸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创造了自己灿烂的乐舞文化,同时通过“遣唐使”等制度,唐朝的乐舞传播到日本,又在日本人民的发扬下新生,对日本乐舞的发展进步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唐朝;日本;乐舞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的进步发展,民族的杂居融合,国内各民族间以及中外之间文化交流的频繁,为隋唐音乐的兴起蓬勃提供了条件。隋朝统一南北后,继承了南北朝的文化——包括乐舞文化。唐代时值盛世,在音乐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雅乐、散乐以及佛教音乐等蓬勃兴盛。在中日文化交流频繁的时候,其中有不少传入日本,对日本的乐舞产生了很大影响。日语中“音乐”一词来源于中国,说明了包括音乐在内的中日两国文化具有明显的共通性。通过“遣唐使”制度,日本把唐朝先进的文化带回本国,促成了日本文学、绘画、音乐、等领域的综合发展和并行生长。在先进的唐朝乐舞文化的影响下,日本这一时期的乐舞可谓是蓬勃发展了。
一、唐朝乐舞文化的发展
唐朝前期的一百多年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继承和发扬南北朝文化传统,广泛吸收各民族、各地区的优秀文化,因此,新的音乐得到发展并普遍传播。
唐朝原有音乐机构太乐署、鼓吹署、教坊,由太常寺管辖。唐高祖将隋九部①伎扩充为十部伎,即取消《礼毕》而增加《高昌伎》和《燕月伎》,八世纪初,玄宗又在原有“教坊”的基础上扩大规模,设置“教坊”、“内教坊”、“梨园”等,用以专门培养乐伎②,传习俗乐,是收集民间乐舞、培养乐工的地方,也是提高乐舞艺术、传播乐舞的地方。在唐玄宗的提倡下,乐舞盛行,风靡一时。
中原音乐和边疆少数民族的音乐以及外来音乐的长期接触融合,诞生了新的乐舞文化——“唐乐”,唐乐以中原音乐为根本,吸收各地区优秀的新鲜的音乐成分,有国际意义的内容,同时又是中国新的民族形式的高度艺术创造。有记载
说:“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燕乐”[1],由可此可见,唐乐以中原民间音乐为基础,并吸收国内各民族的音乐成果以及外来音乐因素而形成的新音乐。
二、唐朝乐舞文化的对日影响
日本吸收其他国家的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而其对中国乐舞文化的引进更是有悠久的历史,日本考古学家经过研究认为日本山阴、北陆等地发现的铜铎估计是最早的体现了。铜铎模仿中国的古钟铸造,形制和中国古代的“编钟”极其相似,只是铎身的图案花纹是日本民族风格的。这就仿佛奠定了日本对中国乐舞文化吸收又创新的学习基调。
1.日本遣唐使带回的唐乐舞文化
唐代中日两国朝廷频繁的互派使节,担负着文化交流的使命,其中不乏音乐长和音乐生。公元716年入唐的吉备真备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在中国学习经史、博涉众艺达17年。735年回国时,带回方响铜律管一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12条,《乐书要录》10卷。律管是定乐律的标准仪器,《乐书要录》相传为武则天所撰,是研究唐唐代乐律问题的重要材料,这些都对发展日本音乐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音乐家藤原贞敏曾任“遣唐使准判官”,在中国时跟着刘二郎学习琵琶,“未几,殆尽其妙。二郎重授谱数十卷,以女妻之,女亦善琴筝……二郎赠以紫檀,紫藤琵琶歌一张,贞敏持归,终为朝廷重器。”[2]唐开成四年(公元839年),藤原贞敏回国,日本朝廷先后任命他为宫廷音乐机构雅乐寮的“雅乐助”、“雅乐头”等,对传播唐乐起了很大作用,对日本音乐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唐时成行的16 次遣唐使中游学僧每次必不可缺少,空海和最澄被日本佛界称为“二圣”,而其弟子也都先后入唐求法留学。佛教传入日本后,深入日本社会各阶层,亦成为日本人民精神生活中的一部分,深刻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与佛教为伴的佛教仪式音乐———“声明”也随即在民众中间广为传播。它负载着中国人对佛教音乐的理念、佛教仪式音乐的组合形式、佛教音乐的记谱法及其诵唱,成为宫廷音乐之外另一种中国大陆来的音乐体系。
2.唐乐制对日影响
在乐制方面,《大日本史·礼乐志》还指出:“本朝所传乐制,五声六律轻重之法,不可得而详也。盖其始受之于唐,以为歌调。”[3]“五声”指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级,“六律”往往包括六吕,是中国传统乐律中主要的一种。唐燕乐作为大型音乐形态,传入日本后其演出规模和人数逐渐缩小,为了适应室内演出的需要,最后大体上以6 人、4 人、2 人的规模固定下来。这从一个侧面说明
日本雅乐已经将唐燕乐统一于日本舞乐的独特体系之中,成为日本化音乐的一部分[4]。
日本仿照中国宫廷管理模式建立音乐管理机构,创设了格局宏大、系统完备的音乐体制,这一由政府推动的规模化行为改变了日本音乐的面貌。“雅乐寮”是借着天皇新政、广泛地照搬儒家思想及其精神、引进大唐文化的背景下设立的。据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研究,“雅乐寮”始于天宝二年,它标志着中朝乐舞正式地向日本流入的开始。[5]“雅乐寮”的设置目的是很显然的,就是要仿照唐朝雅乐之繁盛,容纳百川之气魄,体现天皇之权威。“内教坊”是继“雅乐寮”之后又一重要的教习机构。无论其称谓、管理体制都与唐教坊有直接联系。日本内教坊跟唐代教坊本质是一样的,主要承担宫廷教习乐舞、担任宫廷仪式演出等任务。其乐工、舞生都以女性为主。不同的是,在它里面,乐人待遇、教学内容、管理措施较为自由,不像唐教坊的舞女都是失去自由的奴隶,在宫中伺奉皇室一生。
日本文武天皇大宝二年(公元702年),设立“雅乐寮”,有唐、高丽、新罗等乐师,然而与中国制度不同的是,日本的雅乐也包括俗乐。日本雅乐是日本歌舞音乐的总称,它不仅指唐乐,而且还指高丽乐,以及日本古代的传统歌舞,例如东游、人长舞、久米舞、五节舞等,中国雅乐与日本雅乐虽然使用同一称谓,但它们所指不同、性质不同,真正与日本雅乐有血缘关系的是燕乐而非唐代雅乐。中国自周代开始,已经奠定了雅乐的根基,并专门在祭祀先祖与宫廷典礼中进行演奏。到了隋、唐时代,这种为宫廷所专享的雅乐体系逐渐僵化和衰落,随之兴起的是生机盎然的俗乐。传入日本的唐燕乐实际上正是俗乐的一种,是指当时在中国宫廷演出的、经过加工的中国各地、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这些构成了日本雅乐的主体。
3.日本对唐舞蹈的学习
日本圣武天皇借鉴唐朝内教坊之名设置“内教坊”,令女伎学习唐乐及踏歌,重点吸取的则是唐教坊中“踏歌”③“女乐”等表演形式。
“踏歌”作为一种舞蹈,早期主要在民间为祈求丰收、祭祀鬼神而表演。后被纳入宫廷,成为皇帝、大臣与宫女共欢乐舞的一种重要体裁。[6]“踏歌”在日本的出现,估计最早是7 世纪末,由侨居的汉人、唐人传入。8 世纪后,随着日本皇室对唐朝文化的推崇,踏歌逐渐被内教坊吸收,成为日本人喜爱的表演形式。日本的“踏歌”,起初是男女混杂的一种舞蹈。大约在8 世纪末期,才逐渐成为女伎们的专门舞蹈。从记载看,其演出一般都在正月中旬前后举行。从宝龟十一年(780 年)到《六国史》的最后踏歌例仁和三年(887 年)为止的一百多年里,踏歌都被统一固定在正月十六。这一天后来被命名为踏歌节,成为日本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