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Q正传看鲁迅的使命意识和孤独

从阿Q正传看鲁迅的使命意识和孤独

内容提要：鲁迅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独特的个性气质和强烈的生命意识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其内省自觉、深沉坚韧的气质和极强的使命意识、内向抑郁的气质和强烈的孤独意识对小说《阿Q正传》的影响。

关键词：《阿Q正传》个性气质使命意识孤独意识

鲁迅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堪称现代中国的脊梁、现代中国的灵魂。他的精神、他强烈的生命意识、他的作品及其中鲜活的人物形象，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警醒着一代代中国人。《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小说之一。鲁迅用犀利的笔法彰显其内省自觉、深沉坚韧的气质与强烈的使命意识、内向抑郁的气质与浓厚的孤独意识，塑造了阿Q 这个不朽的艺术形象。

一、鲁迅的个性气质及生命意识

人的个性气质及生命意识的形成与其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密不可分。鲁迅出身于浙江绍兴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族，他13岁时，祖父因科场案下狱，不久父亲病逝，迫于生计，他随母亲到绍兴乡下皇甫庄舅父家避难，被视为乞食者。在家道中落的过程中，他目睹族人之间的倾轧，饱尝了世态炎凉。鲁迅曾说“有谁从小康人家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可看见世人的真面目。”[1]此后他对社会人生总是一种阴郁的把握方式。然而从野孩群中获得的那种“野兽性”[2]又偏偏使他不向黑暗势力和封建礼教低头，外力与内力的相互作用使一种鲜为人知的惆怅与悒郁、痛苦与悲伤的孤独情绪油然而生。青少年时期的人生际遇给鲁迅留下了寂寞与孤独的精神印记。[3]后留学日本，在异域受到的白眼和轻蔑，尤其是“幻灯片事件”使这位来自贫弱中国的留学生亲自体验了民族歧视的耻辱，这一切在鲁迅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对叔本华、尼采悲观主义哲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加强了他精神中的寂寞与孤独。

鲁迅出生没落大家，从小受到包括儒家正统文化及佛、道等非正统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熏陶，南京和日本求学期间，大量阅读了西欧近代文学、哲学、自然科学著作，又使他对西方文化有了深刻的了解，尤其是叔本华、尼采的生命意识与超人学说、基尔凯郭尔、施蒂纳的非理性主义对孤独个体生命形态的体认。在经历了十九世纪末开始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变迁后，鲁迅深感中国改革之难，对中国的认识更加透彻，深刻思考后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气质和强烈的生命意识。

鲁迅的个性气质是多元复杂的矛盾统一体：既刚强固执，又深沉坚韧；既内省自觉，又机敏多疑；既内向抑郁，又开朗热情。其内省自觉、深沉坚韧的气质加以其博大的爱心（爱祖国、爱民族、爱大众、爱亲人）进而使其产生极强的使命意识；其内向抑郁的气质使其产生强烈的孤独意识。多元复杂的个性气质融于一体，且伴随着鲁迅的内心冲突，使他“背负因袭重担，肩住黑暗闸门所具有的极其深刻沉重的社会历史的孤独悲凉”“与他对整个人生荒谬的形而上感受中的孤独、悲凉纠缠融合在一起”[4]，构成了鲁迅独特的个性气质，也培养了他以复杂、深邃的眼光观察和体验世界的能力。

二、充盈于《阿Q正传》中的强烈的使命意识

《阿Q正传》中，通过阿Q及其周围人物的塑造，作者表现出其改造“国民性”和反封建的思想观念，这其中透出鲜明的理性色彩、强烈的否定性特征和深刻的悲剧性意识。

铭心刻骨的童年经历、惊心动魄的感性经验、西方现代文化的强烈影响与内省自觉、坚

韧深刻的个性气质和强烈的使命意识相碰撞，形成鲁迅“立人”、“兴国”的理想和自觉意识。鲁迅认为，一个国家若要生存世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5]立人的精神实质即为摒弃国民劣根性，重塑新型的民族性格。在鲁迅看来，“立人”是“兴国”的前提。因而，他坚定地选择了在精神领域以身报国的方式，终生在精神领域进行国民灵魂改造的工作。[6]他认为没有民族精神的彻底改造，新的社会制度是难以真正建立起来的，“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7]为改造民族精神，他执着地把自己的文学与思想情感紧紧和变革现实连在一起，在小说中塑造了大量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以批判国人之“国民性”，以期改造“国民性”，阿Q则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阿Q乃一个赤贫的雇农，无房无地，以帮人打短工为生，社会地位低下，受压迫受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生活十分悲惨。他的主要性格特征就是其赖以自慰甚至是赖以生存的精神胜利法：他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他从不正视现实，而是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自欺自慰、欺凌弱者、健忘、忌讳缺点、以丑为荣等妙法来自我安慰，自我陶醉于虚幻的精神胜利之中。阿Q精神胜利法的根源于他深重的奴隶意识：长期的封建压迫使他的主体意识迷失在封建思想伦理关系中，他没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只在毫无个体性可言的“群”的氛围中体现自己的内在本质。阿Q的精神胜利法乃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反映，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异族统治、战争动荡、思想的极端束缚是其产生的土壤，它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周作人先生在读过《阿Q正传》后说：“阿Q 却是一个民族的类型。他象神话里的‘众赐’（Pandroa）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含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的意见，提取精粹，凝为固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坏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人最大的病根。”[8]鲁迅为阿Q作传，目的就在于以冷静的思考理性地暴露我们民族性格的负面，医治国人灵魂。

作者不仅塑造了阿Q的形象，而且用简练的笔墨勾勒出另一类“国民性”的人物群像：看客。他们张着嘴去看杀人，用眼睛去咬阿Q的灵魂，议论枪毙并无杀头好看。他们是饱受中国封建文化束缚和毒化的中国的民众，他们精神受奴役而不自觉，麻木愚昧而不觉悟，甚至麻木到不以苦为苦，对别人的痛苦只报以隔膜和冷漠，甚至狠毒凶残。他们通过对个人的教化和对异已者的迫害来维护封建旧秩序、旧伦理的基本规范，与统治者共同构成了旧中国冷酷的生存现实。“大团圆”结局说明人民精神麻木现象深深地楔入鲁迅的心坎，使他永远感到心痛。他要“呐喊”，他要以觉醒的先驱的声音，唤醒中国人的生存意识，唤醒“铁屋子”里“许多熟睡的人们”。[9]

同时，鲁迅将阿Q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以一种概括的方式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脱离群众的畸形革命始终是不能得到群众理解的，是没有基础的，必然走向失败的，是挽救不了中国沦为烈殖民地命运的，也不可能解放人民大众。

阿Q的形象在表层上原型来自于鲁迅的故乡绍兴，或是同乡，或是远亲，在深层上则是作者对人类精神现象和中国人精神特征的理性探索伴随着活生生的原型一起升华、熔铸成的不朽艺术典型，是作家个性气质和生命意识的隐现。

三、弥漫于《阿Q正传》中的浓郁的孤独意识

鲁迅内向抑郁气质和孤独意识激发的是他改造现实、批判黑暗的理性激情。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10]这在《阿Q 正传》中体现为“抗争”和“死亡”。

阿Q并不完全安于被欺凌的命运，当革命到来时，他从被剥削者的朴素直感去欢迎革命。他觉得造反有趣，又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在他的想象中，革命党都穿着“白盔白甲”，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