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新特点

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新特点

自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以后，儒学成为当时的官学，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成为读书人得以被举荐进入仕途的法宝。但是随着王朝的更替，权力的转移，统治阶级构成在变化，东汉政府不得不依靠大地主和地方豪强势力来支持和维护自己的统治，河北袁绍一门四世三公，世家大族开始逐渐通过手中已经掌握的权力来控制国家人才的选举，举孝廉的标准也在逐渐的变化，门第的高低成为了主要的标准，这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政治打下了基础。

但是随着儒学与政治直接挂钩，导致了人们读书就是为了步入仕途，然而许多权力的拥有者则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来垄断仕途之路。国家政府的组成人员非富及贵，广大的读书人，对仕途的迷茫，对学习儒家经典失去了信心，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世，远离当时混乱的社会。

魏晋时期的读书人注重内在的精神寄托，豪放不加掩饰的为人品格与思辨学风，还给史学带来了：“言则玄远冷隽，行则高简魂奇”的风尚。魏晋名士经历了曹魏代汉，刘氏宗室遭殃，司马氏篡魏，曹姓皇室被诛，刘裕夺晋，司马宗亲覆灭，原先朕即国家，富有四海的天子成为了阶下之囚，刀头之鬼。他们尚且不保，何况臣下。政局险恶，最高统治者的凶残成性，名士成批的被杀，加深了内部分裂，富贵利禄又有何用，生死难卜。魏晋名士面对福祸无常，安危难测的人生磨难发现生之不易，死之可期。便由两汉时的对外在功名操守的追求转入对内在实体和人生真谛。由此魏晋玄学变成为了社会的主流。

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儒学的发展变产生了很多新的特点。

第一、两汉经学虽然受到玄学的冲击但是仍然有较大发展。

魏晋时期的儒学玄学化倾向终于导致了经学的沉沦。然而这样说也并不意味儒家经学在魏晋时期毫无成就。事实上，在今存《十三经注疏》中，除了汉代学者的七部经注、唐代学者的1部经注外，其余五部均为魏晋学者所作。如王弼的《易注》、何晏的《论语集解》、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范宁的《春秋觳梁传集解》、郭璞的《尔雅注》、韩康伯的《系辞注》，以及梅赜所献孔安国所传《古文尚书》等，都颇负盛名，在经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魏晋时期的经学研究除《春秋》学之外，最为热门的是《易》学，王弼，何晏等人的《易》学成就由于带有浓厚的理论色彩，且已严重玄学化。

第二、政府选官制度的变迁对儒学的冲击。

两汉的五经博士，举孝廉到曹操的唯才是举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的确立，这一变化对儒学在民间的认可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特别是今文经学与谶纬神学的结合，儒家学说趋于神秘化和迂腐繁琐，使儒学的独尊地位逐渐开始动摇。曹操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体现的不仅是选拔官吏的标准，实际上也是对儒家忠孝名节思想的否定，使儒学进一步陷入困境。因此，儒学在这样的社会大动荡，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必须调整价值趋向，以关怀时代解决社会动荡。

魏晋政治统治者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已不再使用经术取士，而代之以"九品中正制"，做官的必须是门阀士族。因此，这时在学术上继续罗嗦西汉儒生始终没有讲请楚的今古文，在政治上已实在没有多少意义。

魏晋时期的儒家变的偏重义理，不固守汉代师法家法，博采众说，志立新异。儒家通过援佛道入儒，来缓和儒学所受到的打击。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东汉末年曾被张角、张鲁利用来组织农民起义，特别是北魏寇谦之改革后的天师道，使道教更加符合统治者的要求，从而使道教由一种民间自发的宗教演变成规范和制度化的宗教。

以王弼为首的义理派提出了“援道入儒”，援道入儒的目的是要以道家简洁明白的概念

改造儒学，从而使儒学重新成为一种有用的学说。他们巧妙地绕开汉儒的烦琐解释，借助于道家的思想，意欲直承早期儒家的真精神，重建儒学的新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援道入儒并不是要把儒学彻底打倒和摒弃，而只是对汉代烦琐经解的一种反动。

第三、魏晋时期南学和北学形成，并且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学逐渐发展成为南学和北学。南学大体上继承了魏晋学风，重文辞，不重经术，兼采众说，随意发挥。受佛教影响，把讲经记录编为讲疏，讲义。有玄学化的倾向，对唐朝学者影响大。代表人物有皇侃等。北学则继承东汉学风，朴实而保守，重考据训诂，墨守师法家法成规，拒斥老庄之玄虚，崇尚儒道。代表人物有徐遵明、熊安生等。

第四、南朝末期儒道释三教三教合流趋势明显。

南朝的梁、陈时期，由于梁武帝公开宣布儒、释、道三教并行，三教合流的趋势更为明显，当然也为此后隋唐时代儒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在整个南朝时期，儒学除在梁武带的扶持下有过短暂的辉煌外，基本上都因政治环境的恶劣而萎靡不振。政治环境对于学术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制约作用，干戈未息、政治动荡不安的年代，不可能指望学术的真正繁荣。而且从南朝政治、学术的总体形势看，由于儒、道、释三家的不断争夺与冲突，为政治对文化的选择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朝着三教合流、三教兼宗的趋势发展。

总之，南朝儒学在面对佛道三教的挑战时，并没有一味退却，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独霸地位虽然有所改变，但佛道三教并没有能力取儒学而代之，三教冲突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它们之间的裂痕渐渐地弥合，相互之间的融合与吸收逐步加强，相互排拒越来越少，于是为后来的三教合流提供了可能。

纵观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新特点:第一，它不是独尊，而是与佛道并存，并且通过援佛道入儒来重生自己，最终磨合为三教合流，为隋唐儒学的发展奠定基础；第二，它靠的是传统力量而缺少成熟的文化政策作保证；第三，它的理论受玄学及汉末私学的影响；第四：经学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也有较大的发展；第五，不稳定的国家政权和动荡的社会对儒学的冲击无法估量，导致儒学在曲折中前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