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宋神_韩愈在潮州的神话与神化_李志贤

2012年3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Mar．，2012第41卷第2期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Vol．41No．2■海外学术论坛唐人宋神：韩愈在潮州的神话与神化［新加坡］李志贤（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新加坡117570）摘要：“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历来享有盛誉，即便在贬谪潮州的人生低谷期也以其勤政爱民的斐然功绩在唐宋潮州民众心目中赢得了由人到神的升格。

在这一演变、升格的过程中，潮州本地盛行的先贤崇拜和人神合一以及宋代理学的兴盛加速了韩愈的神化，唐宋地方祠庙祭祀政策的变化以及韩愈自身所具有的文化人格魅力等多种因素共同合力而促成了韩愈这一“唐人宋神”文化奇观。

关键词：唐宋史；民间信仰；韩愈；潮州中图分类号：I206；K2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2－0166－06收稿日期：2011－11－18作者简介：李志贤，男，新加坡人，哲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一、引言众所周知，韩愈（768—835）于元和十四年（819）因上疏《论佛骨表》触怒唐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于同年三、四月间抵潮①，又于同年十月改授袁州刺史，其刺潮时间不足8个月，但对潮州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并赢得世代潮人的景仰，以至“江山易姓于韩”②，在潮州历史上具有无人可以比拟的重要地位。

尤有甚者，入宋以后，潮人还将韩愈神化，“韩文公”成为后代潮人所崇奉和膜拜的神祇。

在潮州民间流传的诸多有关韩愈的神话中，最为神奇和脍炙人口的莫过于韩愈凭一纸《鳄鱼文》③关于恶溪祭鳄驱鳄的故事。

此外，还有许多有关韩愈的事迹和民间故事经过世世代代的传颂而演变为家喻户晓、内容生动的神话故事，如走马牵堤、八仙造湘子桥、韩祠橡木、插薯苗、访问岭等。

［1］24－28潮人还以其他方式纪念韩愈，或为他建祠立碑，或以其名号为景物胜迹命名，祠取名“韩文公祠”，山称“韩山”，水称“韩江”，树称“韩木”，连妇女的蒙头皂布也取名“文公帕”。

韩江北堤建有“祭鳄台”，潮州市里有“昌黎路”、“昌黎小学”；位于昌黎路中段的潮州博物馆前有建于明嘉庆十七年（1538）的石牌坊，坊额题有“昌黎旧治，邻海民邦”8字。

潮州西湖公661①②③宋人洪兴祖《韩子年谱》认为韩愈至潮时间为三月二十五日，后人沿用此说。

其实，韩愈在《潮州刺史谢上表》只说“今月二十五日到州”，又称“臣所领州在广府东界，去广府虽云才二千里，然来往动皆经月，……难计程期”。

清人郑珍《巢经巢文集·书韩集与大颠之书后》认为韩愈在二月中旬过韶，而“由广州至潮已须经月方到，韶之距广，又一千里，其至亦必旬日，公之到潮，为四月二十五日，确无可疑”。

故韩愈抵潮时间，尚待辨明。

潮州有“韩文公祠”，坐落于“韩山”上。

韩山原名“双旌山”，俗称“笔架山”，因韩愈登临而易名。

而经流潮州的河流原称“鳄溪”或“恶溪”，因韩愈治鳄而改名“韩江”。

现存的韩愈文集对韩愈的这篇文章，或作“祭”字，或无“祭”字。

据韩愈婿李汉所编的《昌黎先生集》原本中，只作《鳄鱼文》。

林西仲《韩文起》谓全文中无一祭字，且对生物也无致祭之理，故李汉将他编入杂著中而不列入祭文之内。

笔者以为，古代祭祀的对象都是祭者所尊敬的，而鳄雨是韩愈所深恶痛绝和要驱杀的，他怎会去祭呢？既无祭祀之意，就没有为祭祀所用之祭文。

以此观之，后世所流传的《祭鳄鱼文》的“祭”字或是后人添加。

园内涵碧楼后的山坡上立有“景韩亭”，亭内的《白鹦鹉赋》石牌，据说是韩愈的笔墨手迹，清代潮州知府龙为霖为之所刻。

［2］39－45还有韩江岸边的“观韩楼”，也是潮人为了瞻仰韩文公祠而修建的。

关于这些神话传说，已有许多介绍和评论，本文不予赘述。

［1］总之，正如苏轼所言，潮人对韩愈“独信之深、思之至”［3］卷5343《潮州府·文章》，出于一种感恩戴德的心理，在韩愈死后，潮人一直怀念他、尊崇他，视若圣贤，世代歌颂，最终把他从一个历史人物神化为神。

值得注意的是，“唐世潮州刺史，地方志官部所载凡10人，祀名宦祠者6人……今皆为人所淡忘。

惟韩愈深入人心，建有专祠，历久而弥显”［4］265－266。

中国历代贬谪潮州的中央大员颇多，以唐代来说，便有张玄素、唐临、常怀德、李皋、常衮、杨嗣复、李德裕和李宗闵等人，他们当中不乏名声威赫的一代名相贤臣，但他们基本上没有在潮人社会中占据一席之位，也没有留下什么可以供后人瞻仰的文化和历史遗迹，更谈不上像韩愈那样受潮人无以复加的尊崇。

而潮人并不是在韩愈离潮后或死后就奉他为神，“（潮）州之有祠堂，自昌黎韩公始也”［3］卷5343《潮州府·祠庙》。

这是说在宋神宗咸平二年（999）潮州通判陈尧佐在当地建立韩文公祠。

换言之，最迟至宋神宗咸平二年，作为唐人的韩愈才开始被升格为神或被神化。

由此看来，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作为贬臣逐客的韩愈对潮州与潮人产生如此深远巨大的影响，以至到了宋代被神化而奉为神衹加以膜拜，确是一个值得观察和探讨的问题。

本文拟从潮人先贤崇拜的神文化、宋代理学的兴盛、宋朝廷对地方政府祠庙祭祀的政策以及官方的意识形态等方面作一简要论析，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二、神化韩愈是潮人先贤崇拜神文化的表现潮州背五岭而面南海，故在文化上深具海洋文化的特色，表现在民间信仰上的其中一点便是盛行多神崇拜习俗。

另一方面，潮州地区又是一个移民社会，从秦末开始，南北朝、唐宋、明末各个历史时期的大规模移民潮，皆有众多中原人士移居至此，他们也带来了故土的宗教信仰。

因此，这些不同时期的移民所带来的各地的各种系统的神明，加上原来的地方神，就促成了潮州地区的神明愈来愈多，形成不同的神祇系统。

①历代地方志故而多谓潮人俗尚迷信，明嘉靖《广东通志》记述潮人“信尚巫鬼”［5］卷20《民物一》，清光绪《海阳县志》说潮人“贫富咸信鬼神，疾病托命于巫。

……其祠庙庵观，无一都一乡不有，每有所事，辄求珓祈签，以卜休咎”［6］卷7《风俗》。

但是，敬神祀神也是一种族群文化现象，多神崇拜则是潮州人信仰习俗的重要载体，是潮州很突出的地方特色。

潮人信奉的神灵名目繁多，若将他们祭拜的神祇系统分类，除了祖先崇拜之外，还有自然物崇拜、儒教崇拜、佛教崇拜、道教和民间俗神崇拜、先贤和英雄崇拜以及西方宗教崇拜。

宗教既是族群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产生于纯朴的民间生活里的神话，就是一个血缘民族或地域群体的共同心理、观念和情感的表现。

西方学者Laurence G．Thompson很早就主张应该从整体和宏观的文化层面去了解华人的宗教。

［7］23－24同理，对于潮人之神化韩愈、祭祀韩文公，我们也应该从其特殊的神文化和民俗的视角去探究。

陈汉初先生在他的著作里对这一点就有精辟的见解：潮汕人的尊神、祭神风俗是颇有特色的。

潮人大体上都神化自然、天象，神化祖先、先贤、民族英雄、帝王和忠臣，并把他们当成神来顶礼膜拜……但也不能简单地称之为迷信而一了了之，应该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文现象来分析和对待。

［8］卷1《潮汕神文化》先贤和英雄崇拜本是潮人重要的宗教信仰传统，凡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为人民造福者，在死后有许多皆被潮人奉为神。

例如关公（关羽）、妈祖或天后（林默娘）、双忠公（张巡、徐远），还有最为潮人所尊崇的韩文公（韩愈）等。

对所供奉的神明俗称“老爷”，统称大小神庙为“老爷宫”，拜神则称“拜老爷”，而拜佛和祭祖先就不称“拜老爷”，因为他们所供奉的“老爷”许多时候都是历史上或传说中对地方上老百姓有裨益的官吏名士，或是为民族国家牺牲的忠烈之臣和草莽英雄。

《柳南随笔》卷5曰：“前明时缙绅惟九卿称老爷，词林称老爷，外人司道以上称老爷，余止称爷，乡称老爹而已。

”但在民间，老百姓却多称地方父母官、豪绅为老爷，仆称主亦为老爷。

［8］卷1《潮汕神文化》恩泽于潮人的大儒和地方父母官韩愈，自然就是他们心目中最感激和崇敬的“老爷”之一。

潮人对韩愈的尊崇，随着历史的推移，到了宋代，作为唐人的“老爷”韩愈最终被神化为神。

潮州通判陈尧佐立韩文公祠乃“以风示潮人”［9］9582。

至761①有关潮州地区的多神崇拜习俗，参看陈汉初《潮俗丛谭》卷1《潮汕神文化》，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亦可参看隗芾《潮人与神》，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

和元年（1054），知州郑申重建韩祠，元祐五年（1090），刺史王涤建“昌黎伯韩文公庙”，苏轼为之撰写《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碑文言：“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3］卷5343《潮州府·文章》，充分反映了潮人对韩愈的无限崇拜，这是出自潮人对韩愈一种长远以来深厚的情感、景仰与缅怀的心理，他们借此颂扬韩愈的精神和道德感化力，“整体性地折射出潮人的观念世界与心灵世界”［2］104，也符合潮州当地人神合一、先贤崇拜的传统宗教信仰取向。

三、宋代理学的兴盛促成韩愈的神化众所周知，韩愈在潮州兴州学、行礼治，启迪潮州文化，使潮人对他颂扬有加。

不过，欧阳修在其《记旧本韩文后》中曾说：“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10］1538欧阳修所言虽有夸大之嫌，但确实是在宋代大儒如欧阳修、苏轼等人对韩文极力提倡之下，韩愈才享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3］卷5343《潮州府·文章》的美誉，才被举为承先启后的儒学代表人物，晋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11］292－304应理学学风之兴，入宋之后的潮州更为重礼崇儒，人文鼎盛，孕育了不少人才，中举为官者亦日多①。

被誉为潮之人杰的前八贤，除赵德一人是唐人外，其余7位都是宋人②，故潮州自北宋就享有“海滨邹鲁”的美誉。

南宋陈余庆《重修州学记》曰：爰自昌黎文公，以儒学兴化，故其风声气习传之益久而益光大。

绍圣以来，三岁宾兴，第进士者衮衮相望，而名臣巨公，节义凛然，掩曲江之美而增重东广之价者，挺挺间出。

迹其所自，岂惟山川炳灵，抑亦学校作成积习之所致也。

［3］卷5343《潮州府·文章》《重修州学记》说明宋代潮州习礼风气颇盛的一个关键便是韩愈复办州学、创立以儒学为基础的教育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我们也可以因此而理解为何宋代理学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也反过来促使了潮州官民对韩愈的神化。

所以，继潮州通判陈尧佐建立韩文公祠，北宋神宗和南宋宁宗先后于元丰七年（1084）和庆元五年（1199）追封韩愈为“昌黎伯”、“昌黎公”，配享孔庙，文人士子率先倡导韩文，竞相作咏韩诗文，官宦乡绅建立韩祠韩亭，书匾立碑，颂扬韩公。

潮州人民遂由尊韩、崇韩而至奉韩、祀韩，韩愈已从唐代一介儒生谪臣，被神化为配享祠庙的百世之师，俨然成为宋代潮人“食必祭，水旱疾疫，凡事必祷”的神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