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学家对于现代性理论的综述

关于社会学家对于现代性的理论摘要：社会在不断的发展，而在当代社会学阶段，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旨趣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一定的回归，这一方面表现在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重视，人们纷纷回归到古典社会学理论中吸取养分，并把社会学古典时期的现代性议题重新纳入了讨论的范畴，本文将重点讨论早期的一些社会学家对于现代性的阐述与观点。

关键词: 现代性哈贝马斯理性化正文：(一）前言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关于现代性的阐述越来越多，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

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

而且现代性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并且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德观念，建立了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立了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

按照现代性最权威的理论家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一词为了将其看做古往进来变化的结果，也随着内容的更迭变化而反复再三的表达了一种与古代性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时代的意识。

而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关于现代性的定义是这样的：从根本上清除宗教神学笼罩在人头上的阴影，相信主体的力量，力求建立对世界内在的理性的解释，是所有的生活领域变成一个自在的有机组织。

我们为了更好的了解及掌握现代性的理论，本文将阐述一些社会学家们的现代性理论并作比较。

(二) 主题一般而言，启蒙运动是现代性理论的开端。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的核心思想是从时代的科学经验，而不是从美学经验中生发的。

启蒙思想家受牛顿科学成就的启发，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人类在现代自然科学中找到了理性的典范，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人类获取真理的普遍方法。

启蒙精神的显著特征是科学的理性主义。

科学既是合理性的典范，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工具。

具有普遍性和确定性的自然科学和数学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哲学纷争，提供了一种理解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可靠工具。

”科学、理性和进步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精神动力，启蒙精神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和乐观主义的。

（1）涂尔干对涂尔干来说,现代性主要是以“有机团结”社会的形式出现,探讨的是在一个崇尚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社会,“道德个人主义与法团公共性”之间的张力问题。

涂尔干认为,相对“机械团结”社会,现代社会通过社会分工而组成一个生命体,各部分形成功能相依。

但他也看到,斯宾塞以及功利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仅通过经济、利益等方式实现社会整合是不可能的;同时,涂尔干也不赞同孔德、滕尼斯等人依靠家庭、教会等实现社会整合的设想。

据此涂尔干提出了“道德个人主义”。

他认为,除了功能整合外,分工还可导致个人主义的成长,但这不等于个体化过程,“个体化意味着社会的缺失,而个人主义则包含着对社会进行真正表达的观念”,它既涉及对个体的崇拜,同时也包括对他人的尊重,前者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个更为合理的整合机制,而后者则使得社会的整合在社会道德框架内进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涂尔干认为,“每个社会都是道德社会”,因此,除了分工等经济因素外,社会还需要“集体刍议古典社会学中的“现代性与宗教”论题意识”维系。

“（2）韦伯韦伯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俾斯麦时代的“经济的腾飞”奇迹般地迅速完成了工业化过程。

可以说，德国的现代化是区别于英美模式的“国家主义的现代化模式”，社会出现了对启蒙颠覆：工具理性的膨胀却带来了价值理性的缺失。

随着不可避免的专业化和理智化的过程，主要作用于物质领域的进步，也将精神的世界分割得七零八落;生活领域的被分割，进而使普世性的价值系统分崩离析，信仰的忠诚被来自不同领域的原则所瓜分，统一的世界于是真正变成了‘文明的碎片’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韦伯本人是处在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趋于衰落的年代。

因而，韦伯主要是对当时的浪漫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回应。

韦伯是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来考察合理性问题，即人是不是理性地认识和表达了客观的真实世界。

这是哈贝马斯认为的“传统的合理性：表达或传达的合理性”。

韦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是西方理性精神的合理化发展的结果。

“只有理性的行为和社会组织才能够产生理性的实证自然科学，也才能够产生理性的法律、以科层制为核心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理性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而这一切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

”韦伯强调工具理性，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是工具-目的合理化过程。

韦伯把理性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合理性的行动类型为“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

“工具理性”是基于目的的合理性，指在一个限定的、对实现的目标所可资运用的手段的评估，预测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并由此基础上追求预定的目的，属于客观的合理性;“价值理性”则是信仰和理想的合理性，指根据某种信仰或信念和理想的、绝对的目标要求而引发的理性行为，实现这种信仰和理想的手段也必须是符合价值的，属于主观的合理性。

进而，合理性划分为形式的合理性(可以导致可计算的结果，但不能保证结果的意义，它在价值上是中立的。

)和实质的合理性(对于结果的价值判断具有实质的意义)，西方社会合理化或现代化具体体现在“世界图象的合理化”的“文化的合理化”和“科层化与官僚化”的“社会的合理化”。

由于合理性的悖反，西方现代化进程出现“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

意义失落和自由失落成了韦伯对现代性的基本判定，由此，这两大主题是后人对启蒙和现代性思想反思和批判的核心内容。

“照韦伯的看法，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特征是‘工具理性’越来越压倒‘价值理性’。

传统的宗教-形上世界观的‘解魅’既加强了同一价值体系内部的系统性和连贯性，也导致了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多样性和相对性。

这样，不同价值之间的合理选择的可能性让位于不同工具、目标之间的合理选择的可能性：对于某个既定目的(不管它是如何确定的)来说，最合理的选择是最有助于实现这一目的的选择。

在韦伯所研究的新教那里，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恰好是一致的：世俗的工具合理行动的成功是虔诚的新教徒宗教上的价值追求的重要方面。

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两者是不统一的;对某种价值的追求往往是不计成本的、甚至是不计成败的。

”以新教徒“天职”观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精神，就体现了这一结合。

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结合，使得新教伦理援济下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功利层面上收财获利，在价值层面上驱逐了传统主义，得以大获全胜。

然而，这种结合是短暂的。

资本主义占据社会统治地位之后，一方面，工具理性大大发展了。

它使得传统社会的一切神圣价值“祛魅”，导致现代社会中一切行动都变成可计算、可预测的，并把功能效率原则突显到极致。

另一方面，价值目标则逐渐被抛弃。

宗教精神被迫退隐了。

财富的诱惑最终使得清教徒的宗教理想逐渐模糊。

“对圣徒来说，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

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

工具合理性导致价值的非合理性，“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

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韦伯揭示了现代性的起源，一方面深刻批判现代文明的反文化、反人道特征，另一方面又强调作为现代人无奈的命运，现代文明注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现代性的悖论。

可见，现代西方社会的合理化过程主要是形式合理性增长过程。

社会现代化一方面是行为和制度等形式方面因素的合理性不断增长，一方面是代表意义统一性和自由价值方面的合理性不断消退，即形式合理性不断增长而实质合理性不断减少，而且，这二者永远处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之中。

这样一种结论将西方社会的合理化结局置于二难抉择的境地：形式上，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是合理的，但实质上，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又是不合理的。

现代社会就处于这样一种悖论状态。

（2）哈贝马斯在当代众多的思想家之中，哈贝马斯以他对现代性的肯定态度著称。

哈贝马斯的大部分著作都表述了他对现代性的基本态度，其关于现代性的理论不是形而上学，也不是经验描述，而是一种文化政治阐述。

在他看来，启蒙所导致的现代性是一份包含着进步和倒退的双重遗产：理性、民主、自由、平等、科学、道德、法律、艺术是进步的，而目的活动对生活世界的侵入以及由此造成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则是倒退的。

“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无法完全释放现代性的理性潜能，资本主义特有的机制可以使认知----工具合理性潜能得到释放，但却限制了交往理性的制度化。

因此，任何批判现代性的目的不应该是彻底否定它，而应该是设法完善它，任何否定现代性的理论其实就是对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则的否定。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有着明显的优点。

它既是共时态的,也是历时态的,既是规范的,也是批判的。

他不仅试图全面揭示合理性概念的内涵和结构,也试图把握它们在现代社会和历史中的对象化形式,不仅致力于对合理性的规范标准的研究,为现代性批判提供普遍的价值和规范,而且也想通过现代社会的经验历史研究,识别和诊断理性在现代社会扭曲、变形、异化和自我毁灭的原因和后果。

在他看来,交往行为理论虽然得出与马克思不同的结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它仍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实现现代社会的生产力潜能,同样也没有实现现代社会交往理性的潜能。

笔者认为,哈贝马斯这一研究纲领具有重要意义。

在现时代,哲学的命运已经与现代性的命运紧密地维系在一起。

哲学的存在不是因为理性已经实现,而是它尚未实现,哲学必须对这现实提出解释,并为理性的实现指明方向。

今天我们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不可回避的问题。

哲学的创新已经不能延续传统的研究方法,孤立地研究所谓本体论、认识论或历史观问题,也不能把理性与社会合理化、价值与制度截然分开,它既要阐明自己的理性立场,同时也必须回答我们时代面临的根本问题。

在这方面,哈贝马斯理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范例。

但是,哈贝马斯关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已经过时、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纲领已经失去了道德和政治合法性等观点显然是片面的。

从根本上说,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服务于他对批判理论传统的自由主义改造,这一改造的基本思路是沿着自由民主主义传统,在资本主义内部加强政治公共领域的作用,限制资本主义的片面发展。

这一方案虽然具有一定的政治激进性,但是,在今天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重新抬头、社会日益两极分化、劳动者越来越受到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形势下,其激进性日益弱化。

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和现代性的困境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决的办法在于重建生活世界，因而，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合理性理论，重建社会批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