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翻译观的利与弊

解释学翻译观的利与弊

张

健

（巢湖学院外语系，安徽

巢湖

238000）

摘

要：伽达默尔从解释学视域下探讨翻译活动，其思想有着深厚的哲学根基，伽氏的翻译

理论一经问世就备受译界关注。对于解释学而言，高奏赞歌者颇众，骨头里挑刺者却寥寥无几。本文旨在辩证地探讨解释学翻译观于翻译研究的利与弊，更好地理解翻译的本质。关键词：伽达默尔；解释学；利与弊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868（2012）01－0089－07

收稿日期：2011-11-27

作者简介：张健（1972-），男，安徽合肥人。巢湖学院外语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外语言对比及翻译学。

1导言翻译与哲学息息相关。“哲学研究、特别是语言哲学中涉及到大量的翻译理论，翻译理论也包含哲学思辨和哲学方法论的运用。”（刘军平，

2010:64）而“解释”可谓是哲学的“品牌词”，但凡

涉及哲学的概念，往往会打上“解释”的标签。从“解释学”（hermeneutics ）词源来看，“解释”和“翻译”被相提并论早有历史了。在西方古希腊神话中，赫尔墨斯（Hermers ）是奥林匹亚山中诸多神灵的信使，负责将神的旨意传递到人间，可是神有神语，不同于人类的语言，只有将神语译成人语，人间方能领会神旨，所以翻译必不可少。同时，毕竟是神旨，少不了晦暗不明之处，所以翻译时也就少不了解释，也就是对其中微言大义进行阐发，于是乎翻译、解释与传递同步进行。后来不少学者对翻译中的解释十分重视，并将哲学解释学引入翻译研究当中，以求理论支持。自从19世纪以来，解释学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的焦点。当然这其中功不可没者大有人在，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 ）开启了哲学解释学之门，但施氏

的解释学翻译思想尚处萌芽状态，不足之处可见一斑。狄尔泰（Dilthey ）又将此扩大至整个精神科学范围，使解释学“从专门的技术性学科转变为人文科学家的一般方法论学科”。（郭安，1999:22）

此后，海德格尔（Heidegger ）将原有的解释学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升至本体论，加大对世界本源的哲学研究，而海氏的弟子伽达默尔（Gadamer ）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将解释学发展为一门显学，可以说，伽氏才是解释学的集大成者。当然，仅从哲学原创性来看，伽达默尔不算抢眼，但就翻译哲学而言，伽氏绝对算得了开天辟地的人物。

在伽氏眼中，翻译完全是意义的理解，译者和读者的身份时有重合。译者在译前首先是作为原文读者的身份出现，而后在其理解、阐释之下，才有译本的诞生。难怪后来乔治·

斯坦纳（George Steiner ）在其大作《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 -tion ）中专门从解释学（即斯坦纳所称的“诠释

学”）视阈深入探讨了翻译的解释性。可以说，解

2012年第14卷第1期

巢湖学院学报

No．1．,Vol．14．2012总第112期

Journal of Chaohu College

General Serial No．112

释学派用心良苦，他们一直尝试着在为翻译研究的发展另辟哲学之径。近年来国内从解释学角度探讨翻译的专著、论文也逐渐增多，但总的说来，褒奖有余，批评不足。俗话说，人无完人，理论亦是如此。任何理论一经问世，应者多寡暂且不论，但其中必定有利有弊。

2解释学翻译观溯源

正如伽达默尔本人所言，“翻译过程本质上包含了人类理解世界和社会交往的全部秘密。”（H.G.伽达默尔，2003:182）翻译的特点是理解和交往，如同人类的“对话”，而伽达默尔又从“对话”二字中获得无限启发，并逐步形成了解释学哲学的理论体系。值得注意的是，伽氏的“对话观”并非是人与人（即译者与作者）的对话，而是译者与文本的对话，作者完全被搁置在一边。按照伽达默尔的理据，多数译者在执笔翻译时很少有机会直接面对作者，唯有面对文本，和文本对话交流，“在对某一文本进行翻译时，不管译者如何力图进入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设身处地把自己想象成作者，翻译都不可能是作者原始心理过程的重新唤起，就心理而言，翻译是就文本的再创造，而这种再创造必须受文本内容理解的反馈导向，这一点毋庸置疑。”（H.G.伽达默尔，2004: 498）此外，文本是分母语文本和外语文本的，虽然对母语文本的阅读过程也是对话，而对外语文本的阅读、理解、解释才更能表现出差别，更体现真正意义上对话的性质。

一般说来，欧美的翻译理论与哲学沾亲带故的现象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随着哲学的“语言论转向”，西方的翻译文论更是充斥着数不清的哲学精髓，大批的哲学家投身于翻译研究，伽达默尔本人就是位著名的哲学家，他的翻译思想不同程度地受惠于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的辩证法，康德（Kant）、黑格尔（Hegel）的唯心主义，胡塞尔（Hussel）的现象学，雅斯贝尔斯（Jaspers）、马塞尔（Marcel）、布伯（Buber）的存在主义，洪堡特（Humbodt）、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语言哲学以及克罗齐（Croce）、科林伍德（Collingwood）的历史哲学。此外，伽达默尔又“对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和海德格尔所奠定的哲学解释学”作了“进一步发展”。（单继刚，2007:39）总之，伽氏的理论核心是“意义的对话论”、“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以及“效果历史”等。

伽达默尔对文本的定位中可谓一反常态，指客为主，给予文本完整的“生命感”。伽氏认为，文本乃是自律的主体而非客体，作者的本意和文本的本意都无从定夺，意义仅存在于读者与文本的不断对话中。伽达默尔之所以认为读者只身无法完全把握文本意义，是因为读者作为“此在”（Dasein）必然是历史的一员，是历史的存在，而文本的意义在理解者（读者）的解读之中，必将得到无限的填充。文本和理解者都是历史的，因此我们理解文本时非但应当跳出历史，反而要投身于历史之中，换句话说，我们不再是理解历史，而是理解自己。

伽达默尔继而提出：“真正的历史对象并非孤立的，而是此和彼的统一，或称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以及历史理解的真实……因此我们把它称为‘效果历史’。”（Gadamer，1975:250）人作为历史的存在，其社会历史背景必然会产生某种作用，这种作用影响人在理解前的知识结构，海德格尔称此为“前结构”（Vorstruktur）①。伽达默尔将海德格尔的“前结构”进一步发展为“成见”或偏见理论，即“理解主体不同的历史背景使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从而生成了不同的偏见。”（张德让，2001:24）存在的历史性和读者与文本产生背景之间的时间距离是产生“成见”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不是理解的障碍，相反，它是理解的一个必要组成因素，因为读者解读文本之际，总是带着自己的“成见”去理解，不带“成见”的读者头脑只能是空白，缺少基本的知识储备，根本无法去理解。伽达默尔进一步将“成见”区分为“建设性成见”和“误人的成见”，认为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会消解“误人的成见”。

在这之后，伽达默尔又提出了“视域融合”（或译作“视界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的观点。

①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此在”存在的基本状态是“在世界之中”，这意味着我们的解释学境遇已被“过去”预先规定了。每一种理解都建立在“前有”（Vorhabe或fore-having）的基础上，理解总是对属于我们经验世界的某物的理解；每一种理解都建立在“前见”（Vorsicht或fore-sight）的基础上，理解总是受到理解者的先在观点的约束和影响；每一种理解都建立在“前把握”（Vorgriff或fore-grasping）基础上，理解总是包含着关于理解对象的处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