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我最痛恨中国数学界派系之争整理

丘成桐：我最痛恨中国数学界的派系之争

2008年07月03日09:29

2008年7月3日 / 第29期

“我很痛恨派系之争。做学问就是做学问，讲派系真的是很可怜的一件事，就像“大跃进”的时候讲亩产万斤差不多。现在在数学上，有一两个方向我们做得很好，还有很多方向做得不好，达不到世界第一流。”

1982年，丘成桐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茨奖；1994年，他又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为弥补诺贝尔奖没设数学奖而专门设立的国际大奖—克雷福特奖；1997年，他再次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用丘成桐的学生、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刘克峰的话说：“他创造了一个中国人的数学神话，他是一个活着的传奇。”

文/ 庄清湄图/ 小武

采访在丘成桐下榻的复旦大学皇冠假日酒店进行。第二天上午，丘成桐就要给复旦大学学生做一场关于几何分析的讲座。丘先生说道：“在中国大陆，只要是和学问有关的我都不收钱，收了也会捐出去。由企业赞助的演讲我会收钱，可钱还是捐出去的。”

1976年，27岁的丘成桐完成了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1978年，29岁的丘成桐应邀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数学家大会上做一小时报告，在他之前的华人数学家中只有陈省身有过这样的荣誉。

最近十多年来，丘成桐为了提高中国数学的学术水平，做了很多努力，他把自己做的事称为“尽本分”。丘成桐为中国数学“尽本分”的念头，始于1979年。

“我在香港长大，后来到美国去留学，1979年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能再回中国大陆。”丘成桐说：“所以，当我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非常激动。”为了迎接丘成桐的归来，广东梅州的老乡为他修了一条泥路，宰了一头牛。

1982年，丘成桐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茨奖；1994年，他又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为弥补诺贝尔奖没设数学奖而专门设立的国际大奖——克雷福特奖；1997年，他再次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用丘成桐的学生、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刘克峰的话说：“他创造了一个中国人的数学神话，他是一个活着的传奇。”

波士顿科学博物馆数学馆中，墙壁上刻着几十个当代数学家的名字，其中有三个中国人：华罗庚、陈省身和丘成桐。

丘成桐是数学大师陈省身的学生，两人的师生情谊持续了30年，丘成桐说他还是没学会陈先生的做人技巧。“陈先生很懂得和人交往，做人很潇洒，就算遇到不喜欢的人，陈先生也不会表现出来。这方面我始终学不来。假使我有陈先生那样的潇洒，现在是绝不会受到攻击的。”丘成桐无奈地笑笑。

他进一步说道：“坦白讲，我在国内有些讲话主要是针对一些对中国前途有障碍的学术领导。陈先生也了解这种情形。他跟我的很多意见是一模一样的，可他不愿意讲出来。他有时候会愿意和这些人合作，可我认为这些人对国家的教育科研没有兴趣，对个人的利益又看得特别重要，因此合作不来。”

B=《外滩画报》Q= 丘成桐

拿奖“不是做学问的原因”

B：迄今为止您招了多少中国博士生？

Q：我从来没算过有多少学生，更没算过有多少中国学生。但是数量不少。

B：是刻意为之的吗？

Q：不是刻意，有好的学生就带。也有人写信给我，说要做我的学生。有些大学说，你怎么不带我们的学生。我说如果你们的学生够水平，进得了哈佛大学，我就教导他们。

B：您做人和做学问之间的共通之处是什么？

Q：做学问和做人，都会有人说闲话，也会遇到你必须选择面对还是避开的难题。有些人看到困难就放弃了。我从来不在乎别人说我什么，我只要解决问题。有些人觉得不重要的问题，我觉得重要，我就会花时间去解决。

B：破解卡拉比猜想是您迄今为止最大的数学成就，给您带来了很多荣誉，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成就的？

Q：一个学术界的成果尤其是理论成果，过了三四十年还很重要的话，这个成果当然很重要。这个成果已经三十年了，现在影响还是很大。

B：您拿了很多大奖，您觉得意义最大的奖是哪个？

Q：拿奖是不错的事情，代表了同行对你的肯定。但我从来没有把拿奖当成做学问的主要目的。比如拿了奖会觉得愉快，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我拿这

么多奖，就看我的孩子们的反应。我拿了菲尔茨奖，数学界最重要的奖项，可我的儿子们觉得一点也不重要，因为他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奖。可是后来我拿了美国科学奖，我的邻居和小孩子都觉得很好。假使从我的孩子的角度看，这个奖更为重要。其实有很多人拿到奖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很重要，很多人拿不到奖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工作不重要。

B：所以说奖和研究重要性没有必然的联系，哪怕很多年以后才能得到认同。

Q：认不认同也看数学家自己了，我晓得我做的工作哪点重要哪点不重要，所以我做数学30多年来，别人说什么我都不在乎，因为我知道我工作的重要性。

B：预测一下中国数学家获国际大奖的可能性。

Q：首先对我本人来讲，我觉得中国整个社会包括大学把注意力放在得奖上，这搞错了。做学问不是为了拿大奖。

B：对于中国来说，拿奖的意义可能比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意义更大。

Q：恰恰相反，假如中国人靠人事关系而不是靠本领拿奖的话危害会更大，而且很多拿了奖的人都不想再好好做学问了。整个态度完全是错误的，拿奖是达到一个标准，而不是做学问的原因。

“我从来没有不尽力，也从不会失望”

B：您说您不是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但是你还和那么多人成为关系不错的朋友。

Q：如果我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就不会有能力成立那么多数学研究所。我对善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看法是这样的：中国学术方面需要改革，但改革很难，从古到今每次改革都遇到大困难，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既得利益团体的反抗。从王安石改革开始就是这样，他是个不错的人，可他改革不成功，反对他的人就是他的朋友，有些朋友比较保守，不愿意改革，有些则是既得利益者。这十年来，我得罪了很多有既得利益的人，既然要改革就不可能不得罪人。我期望中国在学术方面的改革越快越好，我期望能赶快成功。

B：但改革过程往往是非常缓慢的。

Q：现在我讲的不是五年十年，讲的是二十年三十年。假使中国数学按照现在的情形，没有重要改革、而是维持现状的话，恐怕中国数学方面二三十年都不可能达成世界一流的水平。

B：您说的改进指达到哪种程度？

Q：到世界第一流数学水平。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可以说是世界第一流，可学术上肯定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