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江道整治

钱塘江江道整治

第一节江道特性

钱塘江桐庐芦茨埠以下至出海口为感潮河段，其中闻家堰以上河段长75公里，以上游径流作用为主，受潮汐作用小，河床相对稳定；闻家堰至海盐澉浦河段长122公里，既受上游径流作用，又受潮汐影响，江道变化无常，坍淤变化频繁，治江固塘难度大。钱塘江河口段有三个主要特征：

一、喇叭状，亘沙坎

钱塘江在杭州钱江大桥下游段河宽1公里左右，至围涂前的仑前段河宽约7.2公里，海宁尖山段河宽达到28公里，镇海河口段扩展至约100公里，河口平面呈喇叭状。根据科学考察，钱塘江河床纵剖面存在庞大的沙坎隆起，沙坎从乍浦开始向上起坡，以1.5/万至1.0/万坡度抬高，经仓前至七堡达到顶点，然后以0.6/万坡度下降至闻家堰，长达130公里以上。沙坎总体积约425亿立方米，由均匀的粉沙土组成。

二、潮差大，涌潮强

外海潮波进入杭州湾，受喇叭口收缩和水深变浅的影响，高潮位由外向内沿程增高，低潮位则沿程降低，潮差随之加大。澉浦为河口潮差最大处，平均潮差5.58米；澉浦以西，江底升高，潮差减小，盐官平均潮差3.2米，最大潮差3.57米；闸口平均潮差0.52米，最大潮差3.57米，平均涨潮历时1小时40分，落潮历时10小时45分。涌潮的形成及传进中的变化，与江槽特征有密切关系，尖山与盐官江段时有大片沙洲淤涨，涌潮被沙洲分成南北两股，北股沿北岸从东向西推进，俗称“东潮”；南股顺南岸主槽上溯，受南岸沙咀挑引，改变方向，自南向北推进，俗称“南潮”。两股涌潮成垂直碰撞掀起滔天巨浪，俗称交叉潮，高度可达5米至6米。涌潮流速急，流量大，具有很大的破坏力。1953年秋季大潮时，海宁盐官塘上重达1.5吨的“镇海铁牛”被涌潮推移10余米。

三、江道多变，坍涨无常

钱塘江河口段的特殊地形和粉沙土河床构造，在季节、年际变幅都很大的径流和强潮双重作用下，纵向的冲淤变化和横向的摆动变化均很剧烈。纵向变化，在仓前以上河段一般规律是：梅汛期径流势力增强，河床发生冲刷，沙坎位置下移；梅汛期后，径流减少，潮流增强，河床回淤。如此循环往复，年复一年。横向变化，受径流、潮流势力消长作用，主槽常常摆动不定，据建国后历次江道地形测图显示，深槽线摆动范围几乎遍布于南北两塘之间。由于主槽摆动不定，两侧滩地坍涨无常，速度惊人。萧山南沙北面，抗日战争期间开始坍岸，至1947年已坍至头蓬镇边，是年农历七月初汛，坍势还很猛烈，旋即坍势停止，转坍为涨，一个半月后，居然涨成长宽各约5公里的滩涂。

第二节江道变迁

钱塘江河口段江道主槽，历史上曾发生多次变迁，最大变迁当数明、清之际的“三亹变迁”（“亹”以下简为“门”）。历史上在南岸萧山龛山与北岸海宁之间，先后有三条入海通道，称之为“三门”：龛山与赭山之间江道宽约6.2公里，称南大门，两山对峙如门，古称海门，龛山之旁有一小山，形如鳖，又置海门之中，故又称鳖子门；赭山与河庄山之间江道宽约1.7公里，称中小门；河庄山与北岸海宁海塘之间江道宽约10.5公里，称北大门。江道主槽变迁经历先走南大门，二走中小门，三迁北大门三个时期。

（一）走南大门时期。唐代主槽走南大门，有李白“涛卷海门石”、刘禹锡“须臾却入海门去”诗句为证。北宋初燕肃所著《海潮论》记述：“夹岸有山，南曰龛，北曰赭，二山相对，谓之海门，岸狭势逼，涌而为涛耳。”元祐六年（1091）知杭州苏轼在《乞相度开石门河状》有“潮自海门东来，势若雷霆”之记述。元末陶宗仪在论及“浙江潮候”时云：“浙江之口有两山焉，其南曰龛山、其北曰赭山，并峙于江海之会，谓之海门。”明成化十三年（1477）张宁《重筑障海塘记》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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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赭南远有山，对峙如门，是为浙江受潮之口。”并接着记述，“南大门赭山一带已渐淤塞，以致潮流趋冲击盐官堤岸。”佐证直至明代，江流主槽仍然是走南大门的。

（二）走中小门时期。江流主槽何时改走中小门，史无记载。据明代谈迁《海昌外志》、明清交替期黄宗羲《行朝录》等史料间接推算，钱塘江主槽改道走中小门当在明崇祯十一年至清顺治二年（1638-1645）之间，但走中小门时间不长。乾隆年间朱定元《海塘节略总序》记载：“康熙三十六年以前水出中小门，杭、绍相安无事。迨至康熙四十二年水势北趋，宁城迄南之桑田渐成沦海。康熙五十四年潮汐直逼塘根。”据《两浙海塘通志》记载，为江流主槽复归中小门，康熙五十七年（1718）、五十九年（1720）、雍正十二年（1734）、乾隆十二年（1747）曾四次开浚中小门江道，前三次开浚不久旋即淤塞，第四次趁潮流南趋、北岸涨沙之机，才获成功。《四库全书•海塘录》记载，乾隆十二年二月在蜀山以南开浚中小门，长1247丈，面宽3丈至6丈，底宽2丈至4丈，深6丈至7丈；到十一月冲开宽20余丈；至次年四月，继续冲宽达三里，江流自中小门畅流直下，同时北大门完全淤平。江道主槽再次走中小门只持续了12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中小门再次淤塞，江流海潮复归北大门。

（三）走北大门时期。钱塘江主槽由中小门改走北大门，始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水势北趋。乾隆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747-1759），中小门人工通流12年，之后江流海潮复归北大门。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中小门完全淤塞。嘉庆十八年（1813），原属海宁县而此时已地处江南的赭山、河庄山等地均划属萧山县。钱塘江主槽走北大门，至今已延续200余年。

（四）河口段岸线变迁

自宋至清，钱塘江河口段岸线变迁总的趋势是江道北移，北坍南涨。清代以前，乔司至海宁之间海塘南侧，有一块东西长约25公里、南北宽达16公里，约60万亩的涂地，涂地上建庐舍、设盐场、有耕植。随着江道主槽从南大门逐渐改走北大门，这片涂地不断遭受侵蚀。北宋元丰、宣和年间潮灾，坏民田及盐亭、盐地东西三十余里、南北二十余里。南宋绍兴初（1131-1133）潮灾，《淳祐临安志》卷十记载：“绍兴初，江涛连年冲突，自仁和白石至盐官之上管，百里生聚，荡为洪波，堤捍百端，随即沦毁，癸丑岁方定。”《浙江通志》记载清康熙三年（1664）潮灾：“八月初三日，飓风三日夜，海啸，冲溃海宁县海塘二千三百八十余丈。”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江道主槽全走北大门，北岸大片涂地逐步沉沦，同时南岸淤涨出大片滩涂。

《余杭县志》记载：“钱塘江流经县东南侧，境内长18.84公里。唐大中年间（847～859），钱塘县令杜子烈因大涛坏人居，乃筑长堤，以后屡坍屡建，损失无算。江流主槽南北迁徙不定。”至建国前（1949），七堡至盐官间江槽摆动幅度仍有5公里至12公里。两岸此坍彼涨，极不稳定。1905年至1948年43年间，县境内大坍江4次。为防坍江，民国6年(1917)，曾于七堡轻字号至且字号石塘内，建3里长混凝土塘一段。抗日战争胜利后，又用柴塘堵塞北岸缺口，但收效不大。1953年翁中乡全坍，翁东和翁西两乡坍半，最大日坍量245米，北沙盐田2万余亩全部坍陷，北沙支堤及其以东海塘首当江水冲击。南岸淤涨成陆后，开始部分垦殖，但沙头起伏，滩涂亦不稳定。《萧山县志》载：自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至宣统三年（1911），南沙多次坍蚀，光绪二十八年（1902），山阴、会稽、萧山三邑联合在沿江南岸筑堤4800余丈，后几经修缮，并逐步把断续的围堤连成一体，把大片滩涂围住，至1949年，围堤内303平方公里滩涂逐渐得到开发。

第三节江道治理

钱塘江杭州市境段，从西湖区社井至萧山与绍兴围垦交界处，江道全长119.3公里。为稳定江槽，削弱涌潮为害，历史上就已采用修筑丁坝，束窄江道，减小潮量的整治措施。早在宋元祐六年（1091），南岸西兴已建有石矶（丁坝）挑流护塘护岸。清康熙四十年（1701），在望江门外修筑石矶；雍正年间，在仁和一带多处修筑柴盘头；乾隆年间，在北岸海塘修筑石盘头16座、柴盘头21座；道光、咸丰年间，两岸新建、续建柴盘头29座。民国20年至23年（1931-1934），在北岸南星桥至三堡闸间建丁坝、潜坝10座，26年又续抛2座，对制止清泰门外至七堡坍岸起到一定作用。抗日战争期间丁坝年久失修，大部被冲毁。民国35年（1946）10月，钱塘江工程局修筑南星桥至七堡岸段L47-55号丁坝9座，坝长101米至114米，平均坝距1000米，对防止江岸坍塌起到一定作用。在南岸，1918年抛筑文昌阁盘头，1919年抛筑闻堰臣字号盘头，1920年抛筑闻家堰盘头，1924年修建浦沿太平庵、沙浪沈、横塘里盘头，1928年抛筑赭山湾9号坝（坝长4387米），1932年修建青龙山丁坝（坝长330米），1933年修建西兴105号坝（坝长870米），1947年修建头蓬丁坝，(坝长390米)。民国时期两岸共修筑潜坝、丁坝计66座，石盘头38座。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多次组织进行江道治理。北岸的主要治理工程有：

建国初，在社井至钱江大桥段，新建丁坝2座，共抛石8.4万立方米，制止了江流侵蚀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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