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中的舟船意象

杜甫诗歌中的舟船意象本文是关于杜甫的文学文章，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杜甫诗作中含有大量的舟船意象，从诗人的住行与其诗歌创作的关系角度，分析其诗中的舟船意象，发现杜诗中的舟船意象丰富了水上舟船的表现角度，伴随着水上行旅生发出独特的情感体验。

杜甫在《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里回顾一生，发出“哀伤同庾信”的悲叹;①在《咏怀古迹五首》(其一)中又说“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两处相联，发现杜甫与庾信在漂泊他乡上是一致的。

只不过庾信是南人北寓，杜甫是北人南泊。

北马南船，杜甫在南方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与舟船有了联系。

“关下嘉陵水，沙头杜老舟”(《嘉陵江过合州汉初县下》)[1]，是南宋范成大的诗句，“杜老”即指杜甫。

杜甫在《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中写道“杜陵老翁秋系船，扶病相识长沙驿”，又在《短歌行送祁录事归合州因寄苏使君》中说到“君今起舵春江流，余亦沙边具小舟”。

范成大将杜甫的诗句“杜陵老翁秋系船”、“余亦沙边具小舟”合并浓缩为“沙头杜老舟”并写入己诗，足见杜甫在生活上与舟船是很密切的。

缘此，笔者即试析一下杜诗中舟船意象的独特风貌。

一、舟船意象渊源与杜诗中的舟船意象我国很早就发明了独木舟，随后演变出空间更大的木板船。

最初“舟是指用于江河两岸的过渡工具，而船则是沿水道上下航行的远行工具”[2]，舟、船“普及之后，最先的这种过渡与远行的区分就不明显了”[3]，可并称为舟船。

早在先秦时，诗歌中就出现了舟船意象，如“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诗经・柏舟》)。

作为诗歌意象的舟船，在言语表达层面上，由于古人分类的细致、修辞等因素，除了舟、船，尚有航、舸、桨、棹等多种表达。

而先秦至盛唐，杜甫诗歌中出现的舟船频次是最多的，高达470余次。

②杜甫笔下的舟船意象始于其身处北方之时，但数量较少。

杜甫真正在生活上与舟船密切相关、在诗歌中大量涉及舟船意象并凸显其自身特色，是从漂泊西南开始的。

二、杜甫诗歌中舟船意象的特点自先秦至盛唐，诗歌中舟船意象的表达情境，多为渡水场景、泛游描写，情感上多为玩乐、离情、隐逸等。

而到了杜甫，时代环境的前后变迁，自身的经历与情感的参与，使其诗中的舟船意象以更接近生活的笔调呈现出来，诗中的意象与诗人自身的外在处境、内在情感联系的更为紧密。

杜甫面对安史之乱引起的社会动荡、肃宗的冷遇等情况，被迫举家流浪至相对安定的南方。

然而，即使在南方，也先后出现了多次骚乱。

这种情形下，杜甫不论是思北归还是避战乱，都与作为水路交通工具的舟船有了联系。

更突出的是，他出峡后真正达到了舟居的地步。

③杜甫频繁的舟居与船行，反映到创作中，就使得其诗中的舟船意象呈现出自身的特点：第一，外在处境上，丰富了水上舟船的表现角度。

杜诗中的舟船意象出现的表达情境，不仅涉及离别、游玩这些一般化题材，而且触及到更广泛、实际的水上生活。

首先，杜甫细致地表现了一些虽不“诗情画意”但却实际真切的水上行旅体验，如“吹帽时时落，维舟日日孤”(《缆船苦风戏题四韵奉简郑十三判官》)、“舟中无日不沙尘，岸上空村尽豺虎”(《发刘郎浦》)。

这种体验，与孟浩然的“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宿建德江》)、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尽，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相比[5]，确实是大异其趣的。

其次，杜甫诗歌中大量写到舟人船工这些普通劳动人民，独特地表现了他们的行船技术及相关的打鱼、客货运输等内容。

第二，内在情感上，伴随着水上行旅生发出独特的情感体验。

杜甫到南方后，又怀念起生活多年的长安，常希望经水路出峡、至吴会沿运河北上返京。

在川渝时，舟船就成了他出峡的希望，如“轻舟下吴会，主簿意何如”(《逢唐兴刘主簿弟》)等。

但出峡后，因计划与实际不符，他的生活时有窘迫，终致未抵吴会，客死荆湘。

与其他诗人如鲍照、王昌龄不同，杜甫漂泊荆湘的三年，朋友变故、军阀战乱，使其四处奔波，居无定所，常处于水上行旅中与舟船相伴，这种相伴是长期的甚至是有些无奈的，消除了应景、猎奇等因素，具有更为真切、深刻的人生体验。

通过分析杜诗中诸如“扁舟空老去，无补圣明朝”(《野望》)、“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等诗句，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诗人水上行旅时孤苦无依的情态，甚至在无奈、病困之下竟将舟船视为最后的寄托物与安顿所。

三、杜甫诗歌中舟船意象的精神价值汉代李尤认为：“舟楫之利，譬犹舆马。

辇重历远，以济天下。

”(《舟楫铭》)[6]晋代枣据也称美舟船：“且论器而比象，似君子之淑清。

外质朴而无饰，内空虚以受盈。

”(《船赋》)[7]由此可看出舟船的作用与地位，也感受到舟船比德而出的内在意蕴。

依此观照杜甫诗歌中作为意象的舟船，可以说折射出了强烈的家国关怀。

这种家国关怀，主要表现为实虚家园、比德君国。

(一)实虚家园杜甫以细致的写实手法，较为充分地表现了南方水乡的生活面貌。

这类诗作中写到最多的是打鱼，如“渔人漾舟沉大网，截江一拥数百鳞”(《观打鱼歌》)等。

杜甫的这类诗句，与何逊的“渔舟乍回归，沙禽时独赴”(《答丘长史诗》)等相比[8]，对这种生产活动的描绘确实更有活泼灵动的生活气息，就描写打鱼而言，杜甫的诗句更为形象生动。

杜诗中也多次写到南方的水路运输，如“蚕崖铁马瘦，灌口米船稀”(《西山三首》其三)、“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夔州歌十绝句》其七)。

此外，如前提及，长期居住南方，杜甫在诗中也写到水手善于使船的情形，如“欹帆侧舵入波涛，撇漩捎�无险阻”(《最能行》)，这在水高滩险的滟�体现得尤为明显，“舟人渔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泪满襟”(《滟�》)，用乘客的惊恐落泪反衬舟工船夫的歌笑自若，更凸显了其行船的巧妙。

这也从侧面展现了舟人船工这一阶层刺激而自信的生活情态。

总之，杜诗中的舟船意象，较为充分地反映了以舟船为工具的水路交通、渔业生产，真切地体现出诗人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关注与热爱。

以此观之，杜诗中的舟船意象带有明显的家园气息。

杜诗中的舟船意象在表现南方百姓的家园气息上，是切实的;但对于他自身而言，却是化虚的。

杜甫居住草堂后，生活境况相对安定，与家人有了更多的团聚时光，如《进艇》诗中“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表达了戏耍游乐的悠然欣悦之情。

像这种舟船意象中含有拖家带口的情境表现，杜甫以前，只有津女救父等典故、棹女情郎等内容稍微沾点边，而文人在诗中鲜有这样涉及其家庭的。

此外，杜诗中还有写到一家子靠着舟船四处流荡的场景。

家庭悲喜之外，他还抒发了对故园的深深依恋。

视京洛为故乡的杜甫，他的怀乡与恋阙紧密相连。

杜甫遇到故人归京或者舟船往来，便会引发家国之思，如“西江使船至，时复问京华”(《溪上》);而“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其一)的“故园心”，从《秋兴八首》整体上看，更是将思乡与恋阙巧妙联在了一起。

杜甫融合了思乡与恋阙，又受到报国安民理想的鞭策，使其虽漂泊困顿，但从不绝望，一直热爱生活、关注现实。

杜甫漂泊南方时，精神力量确是支撑他积极生活下去的主因，但常伴他的舟船，也同样不容忽视。

舟船作为交通工具，相比车马，有不少优越性：其一，一般地讲，水行相对平稳，便于旅行时眠卧;其二，遮风避雨性能良好，航行持续性较好;其三，舟船上可备有厨具。

④除此之外，杜甫还把“行李、长物多放在长期包用的船上”[9]，可见舟船俨然成了他长期漂泊的“小家”。

据“雄剑鸣开匣，群书满系船”(《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巾拂那关眼，瓶易满船”(《回棹》)推断，诗人在“小家”里得到简单的休息、安顿后，还可以看书、喝酒。

杜甫不仅自身生活能够得到简单满足，还可以在舟船上招待拜访的客人，如《苏大侍御访江浦八韵记异》的序文里提到在舟船里招待来访的苏涣。

可见杜甫在漂泊南方时，尤其是流离荆湘的三年，舟船在很多时候成了他的栖息地、庇护所，是在外部条件上最后一道免于饥寒的防线，护佑其走完最后的人生历程。

因此，杜甫诗歌中的舟船意象某种意义上渲染了一些遮风避雨、身心休憩的“家”的色彩。

由杜甫常乘坐舟船并将之诉诸大量的诗歌创作，不难发现，作为诗人的杜甫与作为诗歌意象的舟船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这种密切关系，使其诗中的舟船意象不可避免地陶染上自身的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客死于船上这种特殊的经历，在后人看来，更是强化了杜甫与舟船的联系。

以上情况，促成了后世诗人在舟船意象的表达上，有时会融入某些杜甫的因素，如前提到的“沙头杜老舟”当中，沙头之舟称为“杜老舟”，几近于典故。

又如黄庭坚在《题杜子美浣花醉图》这首题画诗中写到“浣花酒船散车骑，野墙无主看桃李”[10]，在诗与画更大的文化视野中，将杜甫形象与舟船意象联到一起;而清代毛际可《灯下读杜》一诗中的“老病孤舟生事少，江湖满地故园荒”[11]，可谓将杜甫晚年寄寓南方具舟漂泊的生平经历作了精当的概括与体认。

此外，杜甫对于陶渊明构筑的“桃花源”很向往，曾多次探寻这个富足、淳朴而又类似上古时的家园。

杜甫虽未找到桃花源，但留下了浣花溪草堂这个真正存在的住所。

在杜甫看来，草堂只是一时的乐园，但在之后的历代文人心中，草堂俨然成了杜甫住过的名迹、圣地，并得到不断题咏，几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

从杜甫的经历特别是舟居情况、其诗歌创作中舟船意象的突出地位以及后人的咏悼情况来看，比照浣花溪草堂，可以说杜诗中的舟船意象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诗人“流动的家园”，或者说是“化虚的家园”。

杜甫以其细致写实的笔触，不择巨细，有感即作，流落南方的特殊经历使其在诗歌创作中对舟船意象作了广泛的开拓，既有反映南方普通百姓的水乡家园气息，也有“历史的玩笑”折射出的诗人自身的“化虚的家园”，它们都以独特的方式透显出特定的家园气息。

(二)比德君国古人很早就将舟船与国君相联系，如《尔雅》：“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即表明造舟为天子专用。

春秋战国以后，造船术不断发展，逐渐产生了更完备的大型舟船。

“龙舟(船)”一词，有时指端午民俗中比赛用的舟船，但诗歌中亦指国君所乘坐的舟船，如“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炀帝幸江南时闻民歌》)等[13]，杜甫诗中亦有用例：“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将造舟、龙舟等豪华的舟船与国君相联，呈现出国君出行、游乐的盛大气势与尊贵身份。

为了保卫家园或者维护、促进统一，时而会发生战争，而舟船自古都是水上作战的重要承载工具，如楼船、戈船等。

诗歌中的舟船意象对此现象的反映也是由来已久，如《诗经・朴》中的“淠彼泾舟，徒楫之。

周王于迈，六师及之”、王粲《从军诗》中的“楼船凌洪波，寻戈刺群虏”等[14]。

杜甫诗中也有用例，如“无复云台仗，虚修水战船”(《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四渎楼船泛，中原鼓角悲”(《夔府书怀四十韵》)等。

水上的舟船行旅不排除有舟覆人亡的风险，而先贤很早就将舟水关系同君民关系联系了起来，《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