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文化

浅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文化

侠文化就是以侠客义士为主角，以歌颂侠义精神为主旨的文学作品。

纵览当世的书林侠本，唯独金庸先生笔下“侠”才算是我的最爱。究其根源，我才发觉，原来金庸先生的“侠”及与之相连的作品背景，不仅包含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更蕴涵着深厚的民族精神。作者借“侠”写义，寓文化于技巧，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得互为启发，相得益彰。看遍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当真是让我收益匪浅。

文学艺术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艺术是源于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的。在认识侠文化之前，我们可以追溯到侠的最早起源。

侠之名，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篇。先秦法家人物代表韩非子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乱禁”。他给侠下的定义是：“其带剑者，聚徒首，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韩非子这段话，概括了中国之侠的一些特征：目无法纪，聚终藏奸，好武扬名，擅长暗杀，尽管统治者与世俗舆论视“侠”为仇乱，但韩非子也不得不承认侠在民间的认可与赞同。

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十分活跃，在对侠的认识上也各有不同。虽儒、道、墨思想学说都与侠有关，但就金庸现实的笔下之侠来分析，有儒家之侠，道家之侠，以及佛家之侠。下面我就这三种侠来谈谈我的看法。

金庸笔下的儒家之侠，是以“为国为民，牺牲自我”为代表的，主要以《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碧血剑》中的袁承志，以及《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为代表。儒家学说是一典型的“社会本位”论，即是处处一家、国、天下为念。儒家学说的根本则在于想要造就明君，即使没有明君也要寄希望于忠臣良将，乃至没有忠臣良将，乃至没有忠臣良将在只能寄希望于“替天行道，打抱不平”的侠士了。也就是我们的传奇小说中的在民间锄强扶弱，惩恶扬善，救黎明百姓于水深火热中的大英雄了。

新武侠小说将作品的主人公写成民主英雄，参与国家大事，挽救民族危亡，称得上是儒学传统的新潮典范了。儒家之侠的本质特征是“为国为民”，方为“侠之大者”。其一，必须参与民族、国家的大事，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大英雄。其二，“为国为民，牺牲自我”。因而民族民族大于个人，国家重于自我，在儒家而言，是天经地义的了！其三，

是“儒而能侠”，即能文能武，文武双全，儒雅风流，方成为“理想人格”。亦即新武侠人物的标准模式。

《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完全符合上述标准。第一，关心国家大事，并成了职业的革命领袖；第二，为了国家大事而牺牲个人利益（将爱侣香香公主奉行给乾隆）；第三，他文武双全，而且还曾考取过举人。

《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及《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在大框架上差不多，只是后者的文化程略为偏低，两位也不是职业的革命家。都是因为自身的身世加上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下的偶然性，使得俩人在“时势造英雄”的推动下，成就了侠，但他们的人格个性化比陈家洛更鲜明突出了。

道家之侠以“至情至性，实现自我”为特征，主要以扬过为代表。实际上，杨过形象的塑造；标志着儒家之侠到道家之侠的质变。与儒家之侠相比，道家之侠是讲究“智﹑自由﹑从心所欲，顺其自然。”旨在至情至性，实现自我。实际上，郭靖与杨过的个性差异，本质上也是与儒家之侠与道家之侠的人格模式的差异。读过《神雕侠侣》的朋友都知道，那杨过与郭靖相比，杨过有些“旁门左道”，杨过的形象个性特征却更加突出，更充分的人性化，不似郭靖郭靖那般将礼、法、道德、国家、天下事摆在首位，而杨过杨过则把个人情感，人格人性摆在首位，看起来是一种叛逆，实际上是作者塑造人物个性上的一种巨大进步。相信与我同龄的朋友，更多的应该喜欢杨过的这种有点“叛逆”世俗的个性吧！

佛家之侠以，主要讲到的是“佛”只出世与“侠”之入世的矛盾。佛家之侠，以“无欲无求，无名无我”为特征。以萧峰，石破天为代表。

当然，最具有代表性的象征佛家学说的应该算得上《天龙八部》了。《天龙八部》的书名取自佛经，象征人间百态的人性，佛家讲空，讲幻，讲寂灭，但也讲无常，因果，讲慈悲与超度，中国的思想家主张“人性善”论，认为人生来天性是善良的，因而要好好教导，以免长大误入歧途，而西方国家主张“人性恶”，认为人生来带有原罪的，因而总是在周末到教堂去忏悔，洗清自己的恶性，为人世和平而献身的大慈悲思想——萧峰也可谓是佛家之侠了，萧峰的献身超越了民族的利益，更超越了个人利益。虽然他的人生历程艰难而苦痛，但他的献身却更为彻底，其意义更大。这种大无畏的特殊牺牲精神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

《侠客行》中的石破天却是另有不同。作者所要塑造的可谓是一位标准的佛家之侠。

佛家讲究无名无相，他果真没有名字，而且不知道自己是谁；佛家讲究，他也是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也没有求人；佛家讲究“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仍然凭自己的慈悲心肠代人受过，乃至赴死。还有佛家的赤子衷肠，他都表现出无欲无念，无私无往。

事实上，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侠”的形象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侠”的塑造过程实际上是是一个不断探素和创新的过程。从大侠到小侠，从有侠到无侠。使得他的作品推陈出新，独具一格，金庸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与众不同的巨大艺术成就，也是正因为他在探素一种“侠文学””人文学”结合的新途径，不断突破侠义主人翁的理想模式。不断地变革创新，又不断地深化，从而走上了一条独特的艺术之路，直至攀上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