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环境权的法律内涵

试论公民环境权的法律内涵摘要：自20世纪60年代提出环境权概念后，对于环境权定义、性质及内容规定至今莫衷一是。

现实中发生的环境侵权案件，不仅反映我国在公民环境权益保障与救济上不足，也对明晰公民环境权提出具体要求。

文章通过探究公民环境权设置各家学说，结合分析国内外立法实践，综合阐述对公民环境权法律内涵的认识。

关键词：公民环境权；生态性权利；实体性权利；程序性权利中图分类号：d923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5-0312-030 引言伴随我国科技发展，大规模开发利用资源成为现实，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物质保障同时，却给环境带来许多难以修复污染与破坏问题。

如紫金矿业酮酸渗透事件、血铅超标事件等。

在运用相关法律法规对有关责任人给予处罚、对受害群众给予补偿同时，对公民环境权救济缺乏统一保障。

此外，针对大众对于环境权益缺乏认知与维护意识，也亟需明晰公民环境权，使公民维权有法可依，行政机关有法必依。

法谚云，有权利才有救济。

以法律形式将公民环境权内涵予以固定，使公民维护环境权有章可循，把环境权纳入立法中将进一步加强对环境权益保护重视力度，对于环境侵权行为惩处与规避，对公民良好生活环境的保障大有裨益。

1 环境权提出的历史沿革环境权首次提出是在二战之后，面对日益严重环境问题，各国为保障经济发展、居民生活与社会安定，将曾经不顾一切推动经济发展重心转移到对环境问题治理上来，制定一部解决治理、管理、保护环境问题统一法律成为当时迫切需要。

70年代初，诺贝尔奖获得者雷诺·卡辛向海牙研究院提交关于将健康、优雅环境权纳入现有人权原则中的报告，初步提出了环境权作为人权的一部分设想。

[1]而环境权为世界所接受是在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中，该宣言第一条庄严宣告：“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

从上述可知，环境权理论发展是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展开对理论与实践探索的。

其发展过程伴随着人类对于环境认识的转变以及对于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人类从畏惧自然到利用自然再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人类对于环境重要性的认识也日趋完善。

因此，将环境权纳入人权保护中进行规定，使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升到新的高度，也使人类对于制止破坏与污染环境行为的义务意识与维护自身的环境权益的权利意识上有了很大改观。

良的环境作为人类生存必要条件，不是仅仅是个体需求，更是全人类对于共同生活、发展良好空间认同。

从环境权历史沿革中可以看出，对于享受良好、健康环境权利从人权中概括提炼出来是具有拓荒性历史意义。

2 公民环境权内涵相关学说探析对于公民环境权内涵，我国环境法学界众说纷纭。

其中大体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种类型。

[2]第一种类型是认为环境权仅仅是实体权，包括生态性权利和经济性权利；第二种类型认为环境权包括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第三种类型认为环境权仅仅是一种生态性的实体权利，不包括经济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

其中，对于第一种类型的学说代表人物为福州大学陈泉生教授，其认为，环境权的内容包括生态性权利和经济性权利，前者体现为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对环境质量的追求并于其中生活、生存繁衍，具体化为生命权、健康权、日照权、通风权、安宁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观赏权等。

后者表现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具体化为环境资源权、环境使用权、环境处理权等。

并且基于环境权的权利和义务的不可分割性，环境权的内容还包括环境保护的义务。

[3]在其观点中，将公民环境权采用列举方式予以细化，有助于明晰对公民环境权的保障范围及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上予以必要的约束。

此外，将公民的保护环境的义务纳入环境权的内容中，也符合我国在环境法上的立法特点。

该学说将环境权认定为既是基本人权，在国际人权法中有地位，也是宪法层面上的权利，又是民事权利，也需受刑法、行政法等的保护。

但也有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样无所不在的环境权与“独立的”、“确定的”、“基本的”和“法律上的”以“项”为单位的“人权”是无法并存的，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

[4]在第二种类型学说中，代表人物吕忠梅教授认为，公民环境权包括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

其中，环境使用权包括日照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等，参与权包括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预测和决策过程、参与开发利用的环境管理过程以及环境保护制度实施过程、参与环境纠纷的调解等，请求权包括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行政复议和国家赔偿的请求权，对他人侵犯公民环境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等。

[5]此外，高家伟博士认为，环境权不仅包括实体环境权，而且包括程序环境权。

程序环境权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参与环境决策过程、诉诸司法救济的权利，如环境信息权；实体环境权是指公民享有的与环境质量有关的权利，如防止环境危害发生的请求权、环境赔偿请求权等。

[6]在此类学说中，环境权的内涵规定更加具有系统性，使得环境权的救济与保障在立法规定中更加完善，自成体系。

从而在公民对于环境侵权的案件找寻权利救济立法依据时，更加明确与专门化，也更加直接快捷。

但有学者认为，若将环境权涵盖实体性与程序性权利予以规定，将使环境权本来定义模糊的特征更加宽泛化，对于侵权行为更加缺乏必要的约束性措施。

基于现代宪法学理论对“知情权、参与权、请求权”这类权利救济形式，应认为是独立的权利形态，而非实体权利内容中的一种而混为一谈。

第三种类型学说代表人物南京大学吴卫星老师则认为，环境权不包括经济性权利、知情权、参与权与请求权，也不包括环境保护义务，仅仅为一种生态性的实体权利。

[7]笔者认为，此类观点将环境权与民法、行政法上某些权利相区别，更加重视环境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条件原生性以及公民对生存环境所享有权利的特殊性。

在某种程度上，将环境权性质与特征细化，有助于为公民采取不同于民法、行政法的救济渠道另辟蹊径。

在这种学说下，环境权实质上为一种对一定环境品质享受权，是实体性权利。

对此，生态性性实体权利说学者在界定健康、清洁、良好环境上规定了一定的判断与衡量标准。

在以上三种学说中，笔者较为赞同吕忠梅教授提出环境权由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与请求权组成的说法。

尽管不可否认这种学说将环境权内容在原有基础上予以拓展，涵盖实体权利与程序性权利，在实际中，正是基于环境权不仅是个体权利也是人类整体权利统一属性。

如果将环境权仅作为公民个体权利予以规定，则我们从《民法通则》、《物权法》以及《侵权责任法》中便可找到私权维护的依据，不必大费周章地专门对环境权给予立法规定。

正因为，在实践中发生环境侵权案件在当前立法体系中存在采用私权救济的方法难以顾及之处，才需要对环境权予以专门规定以专门保障，从而对于公民环境权益救济上有法可依，预防、遏制环境侵权事件。

3 国外关于环境权的立法实践3.1 美国“公共信托”理论运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宪法明确宣示公共信托，该法第1条第27节规定，“宾夕法尼亚的公共天然资源是包括未来世代在内人类共同财产。

作为这些资源受托者，为了所有上述人利益，州政府应当将其予以保护和维持。

”公共信托理论认为，环境资源作为信托财产，是以全体美国人（包括当代人与后代人）为委托人和受益人。

根据这一原理，[8]美国j·萨克斯教授提出环境权理论，他认为人们对于大气和水享受的利益十分必要，是不能作为私的所有权对象的。

其次，自然给人们提供了巨大恩惠，所有公众都可以自由利用，与利用者是企业还是个人无关。

建立政府主要目的是增进一般公益，不能为了私利而将原本可一般利用的公共物进行限制或改变其分配形式。

将公民环境权保护作为公共权益予以定义，并将政府作为受托人承担管理与保护的责任，在美国这个追求自由民主的国家中有助于对公民公共环境权的保障有所监督与牵制，从更大的范围上对公民的环境权予以保护。

3.2 日本将环境权视为公共权利由于环境权具有与传统物权和人格权所不同的性质，日本法院认为环境是一定社会的自然状态。

在对环境的认识和评价上，与美国联邦法院的观点相似，日本法官也认为“环境问题应通过民主主义机构决定”，因此他们仅将环境权作为单个居民的“环境自主权”看待。

日本相关环境权诉讼判例表明，请求设施和行为停止诉讼的公共性是法院审查案件的判断要素。

而各种环境权利的具体表达则被法理学界称为“新的权利”，包括日照权、环境权、厌烟权、知悉权、舒适权、平等的生存权等。

[9]在日本上述关于环境法的判例中，可知其公民环境权在公共利益之下予以认定，并将环境权作为单个居民自主权做法有助于居民在环境权遭到侵害时独立地以环境权的维护作为诉讼请求而起诉，能较为有效地提高诉讼效率。

对于环境权以具体实体权利规定，也有助于公民维权时直接引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4 我国立法现状与环境权内涵完善我国虽在立法上对于保护环境权益内容有所体现，但却过于零碎而散乱。

如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保护法，但现有对环境权益规定只是零星地散落在各类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在一部法律中统一规定。

同时以上法律中多体现公法性质规定，针对的是行政机关对于环境的管理及违法者的惩罚措施，在公民具体权益保障上缺乏进一步规定。

如在《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对于公民知情权规定在第11条第2款仅规定，有关行政机关应当定期发布环境状况公报。

对于公众参与决策的权利，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以及新制定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中规定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应当有周围居民意见的内容。

此外，在《物权法》第89条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

”这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的采光权、日照权、通风权等。

第90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

”由于以上规范多为原则性与禁止性规定，没有具体落实的条款规定，也没有相应的监督部门予以牵制与保障，实践中对于环境权益保护的开展难以实施。

目前在我国的立法上，对于公民环境权尚无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在公民相关环境权益的保障上缺乏具体落实的规定，实践中极易架空公民的环境权益的保障，使公民对于环境侵权行为只能从侵权责任法的角度上找寻权利救济依据。

但毕竟侵权责任法所救济的是私权利[10]，环境权作为公益性质权利，是人类整体环境权与个体环境权的统一这一性质上看，仅从侵权责任法救济私权的手段上看是不充分的。

因此完善理论上对于环境权的构建，充分发挥理论指导立法实践的作用，明晰环境权的定义与内容，从而使公民维权有系统化，专门化权利体系予以切实保障，具有突出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