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宇晨__一道论证题

一道论证题(2011-08-31 15:30:41)作者简介：孙宇晨，1990年生，毕业于广东惠阳高级中学，200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大学2008级历史系本科生，历史系期间成绩名列全年级第一。

2009年于香港中文大学交换，同年代表北大参加哈佛大学世界模拟联合国。

2010年于南方周末实习，曾担任西学社社长，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团候选人，北大演讲十佳，论文Revolution Government and Capitalist受李政道博士授予君政学者称号。

2011年提前毕业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

原文地址：一道论证题------------孙宇晨——谨以此文，献给所有有理想的人论证题：高中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弥补任何的遗憾，只要你下定了决心。

很遗憾，我不是那些某调查机构，有强大的财团支持。

我无法做广泛的调查，只能以我自己作为一个例子，来勉强说明问题。

高一的时候，我是一个理科生。

众所周知，学理科在中学阶段总比学文科要耗些脑子。

做理科的题目也不如看小说轻松。

这理所当然导致了一种倾向，在不在乎考试成绩的情况下，我宁愿选择小说，而不是选择做题。

当然，很多高中的学生还不知道除了做题还有何物，更不知道这世界上竟有小说可看。

沉溺于小说的每个人都不寇免有一个引诱者。

别人的引诱者我不知道，也没兴趣打听，因为我已经被引诱过一次了，而且下场不太好，我不想再被引诱了。

而且我还未满十八岁，在这个年龄之前，极容易再被引诱。

顺便说一句，我的引诱这是王小波。

下列的现象，我相信很多人会产生共鸣。

将课表里的中英数政史地全部改成小说或者是文学；整天呆在图书馆不出来；考语文的时候，花半个小时做除了作文的题目，然后花两个小时写一篇三千字的作文交上去，然后就被打了个十分（六十分制）；考历史的时候，遇到填空题，凡是要填反动派的，一律写上班主任的名字，凡是要填英雄一级的，类似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等等，一律填上自己的名字就交卷；英语考试用中文答题；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蹲在图书馆写实验小说，写好交给大家评判，只要有一个人不喜欢就烧掉，如果大家都喜欢就投稿，然后石沉大海；早上的早读全部改成诗歌朗诵，在全班嘈杂的背古文环境下，举起白话诗的大旗；喜欢历史，但是绝不听历史课；喜欢政治，但绝不看政治书；如果发现了全科挂红灯，自己无所谓，只是害怕让父母知道，因为他们已经不好意思打我了，毕竟我比他们还高；喜欢旁征博引，把《七缀集》和《管锥编》的事例记下来到处卖弄，因此作品没读多少，书名和作者记了不少；关心不了康德等人的学说（实在读不懂），就关心他们的轶事，再与朋友谈论康德的时候，俨然专家；和班上的其他差同学一样，敌视优等生但是却与他们除了这点毫无共同语言，当他们请我逃课，一起去上网的时候，拒绝，然后去图书馆；为了自己仅有的尊严，拼命读书，但也经常是简介书评，然后不懂装懂，到处与人谈论自己并没有读过的书。

上面的现象，并不是所有都是我做过的事情，只是某一种人的特征罢了。

可以说我的高一就这样无可挽回的过去了。

高二到了，你可以猜到，一个物理二十多分的理科生，一定会选择文科。

情况的确如此，而且我的高二在继续毫无挽回的流逝。

文科班的危机感没有那么强烈，除了数学仍然不懂以外，其他科考试的时候都是可以写一点的。

如果说高一的我从来没有任何功利性，只是为了看书而看书的话，高二的我已经开始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因为我认为自己的才华理应得到别人的承认。

再加上父母的劝告，我开始想办法给自己找一条出路，一条不是高考的出路。

参加高考，在我看来，不仅不可能，而且是对应试教育的妥协，是一种相当可耻的行为。

我积极准备，参加了第八届的新概念大赛。

聪明的读者你肯定也猜到了，我落选了。

当时我有一种很自负的感觉，我一直感到自己应该拥有两个荣誉。

一个是新概念的一等奖，一个是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

因为我毫不羞愧的认为自己配的上这两个荣誉。

而毫无疑问是痴人说梦，连去上海的资格都没有，四百多分的成绩，我连自我安慰的理由都找不出。

高二新概念的落选对我的打击是相当的大，我原先的自欺欺人完全的破灭了，我一直相信自己可以走一条不是高考的路。

而如今这条路被明明白白的堵死了。

我不是傻瓜，我要思索自己的出路。

我未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未来要干什么样的事，我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理想。

这些问题被摆上了桌面，现实开始逼着我解剖自己。

应试教育和文学理想是对立的，我一直相信这个观点。

因为他们二者的根本性质是不同的。

一个是以机械的速度训练为根本，一个要以四溢的才华为根本。

尽管如此，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纵身跳入应试教育的河水中，尽管它也许会将我这块石头的棱角冲刷干净。

我开始现实起来，我认识到理想主义，起码在高中根本不会给我出路。

我打算试试这条路，这条高考的路。

我可以给一组数据，我努力前的基本成绩，皆为150分制。

语文91，数学79，英语65，政治106，综合118，总分是459.而起码可以确定的是，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估计不会低于630分。

既然下定决心，就要开始付诸行动。

我的努力可以说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高二到高三的上半学期。

付诸行动的第一件事是把所有与应试无关的书全部搬回家，我只留下一本胡适的晚年谈话录；第二件事是绝对不进图书馆了，所有课一堂都不能缺；第三件事是收起对老师的爱憎，以求应试的知识为目的；第四件事是保证晚自修的时间，三小时积极的进行应试训练；第五件事是制定每天的计划，完成。

一开始的成效是不明显的，英语的阻力尤其巨大，单词和语法是我最欠缺的两个方面，而且众所周知这年头的老师都不怎么喜欢帮助后进生。

但是我已经没有选择了，就像一个人临死的时候，他只想活，没有其他的目的了。

方法在我来看，也许是次要的关键是这种态度。

数学经过我的亲身实践，可以得出的方法就是做题，没做题就像文学不读书一样，说什么都是白费。

理解了理论之后，再做题来付诸实践，加强理论理解。

其实高中数学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循环套。

要说努力之后效果最明显的是语文和综合，因为我以前考试的态度不够好，综合都是很简单的基础知识，也没有认真复习。

如果这个阶段要有个小结，我只能说态度和坚持是最重要的。

还要有努力之后没有回报的准备。

这个阶段结束以后，成绩我可以给一组数据。

语文115，数学127，英语97，政治117，综合138，总分594，可以说有了些进步，可众说周知，分数越到后面进步越难，我在这个590到600的成绩阶段徘徊了很久。

我开始遇到了瓶颈。

按照这个成绩来看，重点大学在广东几乎是没有希望的。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

我获得了参加第九届新概念的复赛资格。

老师和父母都劝我不要参加，因为还有6个月就要高考了。

而我的成绩正在瓶颈期需要突破，经不起这两个星期缺课的后果，其实我知道还有一个理由，他们并不相信我的才华，他们不相信我可以拿到一等奖，这时候只有我自己相信自己。

我的理想主义开始重新萌动，我只是渴望别人的承认，我打算不计代价的参加这次比赛。

到了上海之后，一切都已计划进行。

复赛的题目《从这里出发的旅程最远》很合我的胃口。

因为我一直认为理想主义者，尤其是一个文科理想主义者，本来就在走一条从这里出发路程最远的路。

他们在人类的智慧路上前行，吃力不讨好。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足够多的理想主义者倒下了，可是这并不能吓倒剩下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依旧在前赴后继。

我当然想成为他们的一员。

我的复赛文章大体在讲这一件事情。

也许评委老师被我的理想主义所感动，我侥幸拿到了一等奖。

随后的高校见面会上，北京大学程郁缀老师和招生办公室主任刘明利老师也许是看中了我的理想主义和一点点才华，给予了我参加自主招生的资格。

当我把高校回执交到李其纲老师手上，确认了自主招生资格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支持，一种承认，我感到拥有理想，坚持理想不再是一件难事。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理解，支持着理想主义者。

我永远感谢他们。

回到惠州的我，成绩理所当然还是差得很远，尽管自主招生资格可以下调二十到三十分录取，就凭我现在的成绩，这是绝对不够的。

寒假结束的时候，离高考恰恰只有一百天。

我重新制定了复习计划，一百天满打满算的计划，一百天不回家。

为了更好的突破成绩，我将X科换成了我更擅长的历史。

在今后的学习中，集中突破英语。

也许是换了种心情的缘故，我的英语进步神速，从新概念回来的第一次英语考试，我从97分进步到了122分，名次进步了452名。

在自信和努力的陪伴下，随后通往高考的路是充实紧张而又愉快的我已经锁定了目标——北京大学，不用再为报志愿而徘徊。

当时的我是豁达的，我打算好大学只上北京大学，考不上就复读。

（广东高考为先填志愿后考试）后来到了北京大学，才知道这样豁达的人很多。

接下来的考试，我的成绩真的如芝麻开花一般，节节上涨。

606，615.5，630，646，656，等到广州二模，我的历史考出了142分，一个相当高的成绩。

在我前进的脚步声中，高考如期而至。

眼见着梦想即将实现，我高兴的一夜未眠。

6月28日是公布成绩的日子，我语文115，数学132，英语130，综合146，历史127，总分650.我很高兴自己实现了一次完完全全的飞跃。

以上的数据证明了一个小小的事实，刚才的论证题，起码在我身上，算是成立了。

到这里论证进入了尾声。

我相信自己的才华从来没有被应试教育的河水冲刷殆尽，而是我真正成功地挑战了应试教育。

最后，我仅仅有两点希望，一是希望有理想的人不要向现实低头。

二是希望大家一起帮我做这道题目，我希望它在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成立。

如果它在你身上成立的，非常希望你能写信告诉我。

我的地址是北京海淀区北京大学45乙栋328室，邮编100871。

让我们一起完成这道题目，如果人数足够多，就可以使它成为一般性的结论。

亲爱的读者：大家好。

我是孙宇晨。

非常感谢大家的来信。

自从《一道论证题》在萌芽下半月刊的创刊号发表之后，一个月内，我陆续收到了551封来信，来自全国各地。

绝大多数是美丽而可爱的广大中学生的信。

我不由地感叹中国的幅员辽阔与其应试教育的惊人一致，当然还有萌芽强大的发行量。

摆在我的面前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些信，这些寄托了读者对我极大信任的信，我是没办法回的。

时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读者提供给我的地址大多是学校的地址，或许因为分班，或许因为高考，这些地址很不稳定。

而如果我想将每一封来信回复，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读者很难收到。

事实如此，让我很难受。

所以便有了这一封回信，希望能给大家以帮助。

事不宜迟，让我们切入正题。

来信的近百分之七十是正处高三的学生。

剩两百多天高考。

时间如此之宝贵，能拨出时间参加这道论证题，实在是让我很感动。

而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全国各地的高三学生面临的问题与心境，竟然是如此的一致，这也许与高三本身的生存状态境遇有关。

高三这一年，作为一名学生，他的生活境遇非常特殊，因为他拥有的一切都被体制剥离，尽可能地化约，只剩下赤裸裸的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