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程背景下的高考改革及其趋势(精)

新课程背景下的高考改革及其趋势

背景：新课程改革

●我国高考的改革历程与进步

1、十七年、十年、恢复十七年、走向21世纪

2、高考（历史）令人瞩目的进步与问题

●《基础教育改革纲要（试行）》提出了什么？

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六个改变”:

1、改变过于注重知识传授,强调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的过程；

2、改变学课本位，科目过多缺乏整合，以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的需求，体现均衡性、综合性、选择性；

3、改变繁、难、偏、旧过于注重书本知识，加强与学生生活、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习兴趣、经验、终生学习的基础；

4、改变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注重培养基本的能力；

5、改变过分强调评价的甄别、选拔功能，发挥评价的改善教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功能；

6、改变过于集中的课程管理体制，实行三级管理。

●国家出台的高考改革措施

1、按照《基础教育改革纲要（试行）》的精神，逐步下放高考命题权，实行由省一级按课程标准实施的国家高校招生考试；

2、加强国家监督和新的实践经验总结，给予及时指导。

一、高考的竞争及其特点是社会竞争及其特征的客观反映和延伸。“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其中，高考则是学生学习内在的“指挥棒”，这几乎是“铁律”。全面测量与评价是一种理想和努力的方向，但理想、方向固然重要，却并不能取代现实和用什么方式、方法到达。当社会诚信和全面测量与评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不足以保障其客观和“三公”时，人们会本能地放弃“全面”而选择“三公”，无奈地相信那可爱又可恨的考试——不公平中的公平。社会诚信是全社会的事，前途光明，却有待时日和努力。全面衡量与评价的有效和可靠性，即使从技术层面上看，也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其中，有些是世界性难题，如对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测量。在正常情况下，在与无法超越的功利相联系的时候,很少有人会不按评价者的意图来表现，智商越高，越是如此；有些有中国特色，如“快节奏”、“大跨度”的教育或课程改革、高期望值和高竞争率的负面效应等；有些有办法而缺乏实施的条件，如考试社会化、命题人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增加考试机会、进一步提高阅卷信度、考试的信息化等。这些都非一蹴而就，而牵动千家万户的高校招生却是每年必须进行的。

考试改革必须从实际效果出发作系统的考虑。这个“实际效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测量效果；二是对教育的反拨作用，或者说“应考”效果。前者直接决定测量与评价的成功与否，从长远的观点看，后者具有更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因为它左右着测量对象本身的变化。

那么，如何使现实的教学或学习不仅在舆论宣传、行政督导上，而且尽可能在事实上按照课程改革的方向去努力呢？除了极少数优秀学生可以通过专门组织的“理想”方式评鉴外,对大多数学生的取舍而言,考试，升学考试,特别是高考改革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高考必须提高以课程标准为准则的有效性与可靠性，必须最大限度地遵照课程标准的规定来命题和实施，使那些按照课程标准及其方向进行教学或学习的学校和学生得到较好的成绩，使那些不按照课程标准及其方向进行教学或学习的学校和学生得不到好成绩。偏差越小，成绩越好；偏差越大，成绩越差。因势利导，借“迎考”之力，克“应考”之弊——考试的竞争就可能转化为按课程标准教学或学习的竞争，课程标准才可能真正变成教师、学生内在的学习宗旨和标准。

有一个调查说，高中教师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研究高考说明，而读教学大纲的不到百分之十。尽管这个调查的样本还不够大，但经验告诉我们，其结果是比较可靠的，甚至是一个不需要调查的调查。面对现实，只要考试真的想做课程改革的“仆人”和“杠杆”，就必须按照课程标准来命题。反之，只要课程标准不只是为了好看，而是真是要实行的，就应当让考试成为自己忠实的“仆人”和有力的“杠杆”，特别是高考。

二、有一种观点认为：“考试测量的试题不可能局限于模块和专题来命制。而且，当前绝大多数省份高考采用的是文科综合的试卷，要求学科内和跨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因此，从考试测量的实际出发，需要……用文明史的观点整合新课标的模块和专题，构建学科体系”。i[i]言下之意，新课标的模块和专题不成体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首先，从史学上看，学科体系是相对的。

其次，从教育上看，虽然高考的目标与学科体系有密切关系,但其本质不是学科体系，而是考生的学习结果——学习能力和深造潜力。

其三，从命题上看，命题时的“从考试测量的实际出发”的这个“实际”应当是考察对象的实际，即学生学习的对象、过程及其结果的实际，而不是其它理论或学术观点的实际。

其四，从实践上看，直接从教科书介绍、分析过的史实中提问题的知识掌握水平考察，只是高考目标的一部分，还有相当部分属于方法或能力的考察，这些目标的考察可以利用已经学过的知识，也可以利用新材料、新情景、新问题来考察。

其五，从“文明史”上看，文明史首先表现在人类文明的观念和视角上，新课标的制定者已经根据史学研究和学生的情况从内容的选择和观点的运用上考虑了这一点，即使有所不足，命题时同样可以通过“搭桥”的方式，从更完善、更新的高度去审视。

总而言之，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命题者如何坚定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树立以课程标准为准则的观念，熟悉课程改革的主要目标和实践情况，提升立意高度，改进设计思路、革新处理技术和转变操作习惯。

三、要做到高考目标与课程标准中的目标相一致，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课程标准对学习目标的规定要比较清晰，使其确实能够成为高考的依据；二是有相应的考试方式和命题技术作保障，使考试能够全面、有效、可靠地测量这些既定的学习目标。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从操作层面上看，目前这两个前提都不够成熟，甚至有较大的距离。

新的历史课程标准按照《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要求，提出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大方面的目标，提倡和鼓励个性的选择与发展。ii[ii]又难以按目标的表述要求做到具体、明晰、行为化，即按照“学习结果”的方式描述，只能做比较原则的定性规定。另外，又由于为了使教材的编写者、课程的实施者有相当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对历史知识目标大都只作了粗线条的规定，如“列举从汉到元的政治制度演变的史实，说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列举1840年至1900年间西方列强的侵华史实，概述中国军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事迹，体会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等，正如穆易宁先生的文章所评论的“比较简略”，“一些专题的表述高度概括，使得其涵盖的基本知识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