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非理性冲突中的现代设计文化(李克;

理性与非理性冲突中的现代设计文化

李　克

摘要:设计文化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相互作用下成长发展起来的。非理性给予设计以无限的空间,让设计可以在其中任意翱翔;理性则成为牵动设计之翼的绳索,将设计规范在人类文化的范畴之内。这种相辅相成又充满矛盾的关系,自设计产生至今,无时无刻不对设计文化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设计文化;理性;非理性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当代设计文化总是伴随着迅速、复杂的社会变化而出现和发展,这决定了研究当代设计文化必须充分注重它的内在历史逻辑及其演变的复杂性。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设计家与官方体制的关系;设计美学与政治关系;本土因素与国际化、全球化的关系,设计家的文化身份与政治主体在艺术中的差异等都呈现了非常复杂的现象。现代设计的潮流在意识观念上,又一次动摇了机器时代那种井然有序的理性结构这一隶属于机器时代的“自然”法则,并内蕴“预订和谐”合理性的必然产物,同时它又顺应着这一法则支配的技术构成和商品构成规律。这是一种矛盾的混合形态。后现代设计崛起加剧了这种矛盾,无可非议体现内在功能原则的地基上,将视野投向抽象的非理想的创造构思和自由的介于模棱的设计空间。这是对科学时代强理性的回避和背叛,设计框架下的非理性与理性的冲突,在今天达到了一个高峰,这意味着一次文化巨涨落,它深刻地影响着东西方当代设计的观念、构成和风格,甚至影响着当今世界的图景。

一、文化设计的基本特征

本文所指的设计,指具有为特定社会普遍享有,通过学习得来的某种观念、价值观和行为特征的创造性模式。这是一种特定的文化模式。它通过一定的心智活动和技能来构造,实现现有事物向未来可能的一种变迁。它具有适应性特征(适应着特定的自然和社会),且是整合的(构成设计文化的要素相互统一和谐一致)和不断变化的。设计文化既是普适的,又是相对的。普适是指它为全人类所共有;相对是指该文化模式具有独特的内核。正是这一内核,决定了设计文化在特定社会中的统一形态的内涵。

设计文化的变迁性使得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时空中考察它,而不仅仅徘徊在19世纪初工业革命产生之时。工业设计作为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结果,它的出现是变迁的必然。对于它产生之前和之后的设计文化的考察,不仅能在更深层次上把握设计的内在意向,还能从历史的角度看到设计文化的慢慢历程———它随人类世界观念、社会及环境的变迁而变迁,并且始终在理性和非理性的矛盾冲突中发展变化着。

收稿日期:20090703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艺术设计与品牌传播”(项目批准号07JDB1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克,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品牌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济南2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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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非理性冲突中的现代设计文化

二、中西史前设计艺术比较

设计是以人类创造性思维为前提的。如果我们将工业革命之后的时代抽象为“设计时代”的话,那么工业革命之前的相对设计文化的历史可认为是前设计时代。尽管这种划分过于粗糙,但仍有助于阐述设计文化的变迁和其观念形态的演化。

设计是一种使人造物产生变化的社会文化活动,不论是从艺术史还是从人类文化学的视角考察,我们都获得这一种认识。即物化的人类创造形态是源于与远古人类心理状态因果联系的,在原始思维支配下,非理性地形成的产物。早期人类按照他们原始思维的“经验”和抽象冲动下的“技能”来构造虚幻的神话,并借助不同的媒介实现这种虚幻空间,以解释他们试图把握的现象,这是原始的自发设计行为。当我们面对那些超越区域性趋同现象的纯粹几何线条手工制品时,同样会感受到一种精神的力量。它们是作为抽象倾向的物化形态对有机原型的一种还原。而由于有机原型具象的关联,演化出了远离生命的有一定规律的装饰纹样,在富有对抗和均衡的抽象组合中,实现了几何形式彻底对称的完美形式。在这里,一切都是在混沌中自组织;一切都出发于非理性;一切都趋于象征性。

在东方人眼里,对神和原始宗教无形的超然力量之崇拜,对神秘生命的感受得到了完美的表现。以金字塔为代表的古埃及艺术不正是如此吗?中国远古先民的巫术宗教中的天地人神二元论法则,对超自然的崇拜,形成中国古代宇宙观,同时也形成了原始的巫术设计观。巫师既是沟通天地、人神的纽带,又是原始的巫术设计观的主体。而这之后产生的“天地与我为一”的万物与我并生一体观,升华出为“理”、“真”为核心的艺术哲学理念。它们与宗教的联系以及对生命之物无所不包的同情,将创造之根深深植于土地,寻觅一种宇宙精神与生命精神合而为一,并具有虚无永恒价值的乐园。不论是马家窑的新石器陶器,还是商州青铜器,在那些取自泥土和无机物的收工制品中,制料却被精神化了。所谓的装饰曲线和形状并非有意识地想去表达什么严格具象的要求,但却充分表现出力量和情感,贯注着一种神秘的生命。这一特征,一直贯穿于相当漫长的手工艺制品风格里,从中看不到“形”、“艺术”和“装饰”的分家,从而共同塑造出完美统一的整体。在这种对无机物升华的表现中,展现了一种认知的渴望和内在的意向。而那些绚丽而迷乱的线条勾勒出一个虚幻的生命,觅求一种深沉的情致和共鸣。等等这一切反映出东方艺术指向安宁,但却神话了非理性和抽象的必然规律,在美学意义上也与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特征———诉诸情感和想象而非诉诸理性,以及反映为远离现实的具象和艺术的抽象的审美把握相一致。

然而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强迫生产和财富的积累依附于政治程序,也强迫古代的设计行为归于政治秩序的框架之内。这是对非理性创造力的强权控制和制约。建筑设计是中国古代的设计行为的突出体现。从公元600～1000年间形成的古典建筑模式直到明清固化的设计思想及风格都毫不例外,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一统之上之一统,一律之上之一律的这一格局严谨、对称均衡、中轴线、大坐标。但在另一个突出体现中国古代设计文化的表现形式纹饰方面,则在古朴哲学连续影响下,呈现不同的趋向。太极图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玄奥变化,“超以象外,得以环中”,无所不在,在非理性的世界中继承着远古宇宙观真谛。这两方面集中体现了古代中国设计文化的两大特点,囿于一统和渴望自由,从中可以看到民族精神的投影。

而在欧洲,早期设计文化的变迁随着人类对技术的打破而发生突破,取代了埃及式抽象装饰艺术的原始自然倾向,在希腊装饰艺术中得到完全的发展。而以希腊罗马建筑服装设计富有节律和自由延展的波纹装饰,使得一种强化运动表现在无机特征之上。不过,在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时期,逐渐演变成一个受制于理性束缚及构造法则的模式,形成了在装饰性表现和造型图式中产生的,借助与外部手段力图使具体装饰物不朽化,将希腊和早期基督教特征融合而成的风格。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突起确立了欧洲艺术的基调。装饰设计也具有了丰富多变、轻松流畅、华丽奢侈的多元特征,从而导致欧洲成熟的装饰设计风格的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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