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制度的激励功能与激励相容度标准

金融制度的激励功能与激励相容度标准

摘要：金融活动的核心问题是激励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产生的金融制度，其主要功能就是通过确定一个有效的激励结构，帮助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为制度所涉及的各个成员提供有效的激励。判断一项金融制度的好坏优劣，运用制度经济学所提出的交易成本标准存在严重的缺陷，我们认为其标准应该是激励相容度，即“成员目标与制度目标一致的程度”。提高金融制度激励相容度，需要从激励结构、信息披露、文化熏陶、产权界定与实施保障等五个方面着手。

“在今天，对于许多经济学家而言，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研究激励问题的学科：努力工作的激励、提高产品质量的激励、投资和储蓄的激励等等。如何设计制度给经济主体提供正当的激励，已成为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金融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正是为了解决金融活动中所存在的激励问题。

一、金融活动中的激励问题

金融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资金从盈余者(储蓄者)流向短缺者(投资者)或者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存在的核心问题是激励问题，而且随着金融活动规模的扩大、金融交易复杂程度的提高、金融活动涉及交易主体数量的增加，激励问题会越来越突出。

我们可以通过简要剖析金融活动的过程来比较深入的说明金融

活动中存在的激励问题。金融活动是分离的储蓄主体与投资主体进行合作的结果，即拥有储蓄的储蓄者没有投资机会或者投资能力，拥有投资机会和能力的投资者又没有足够储蓄，两者通过合作，将储蓄者暂时闲置的资金，让渡给投资者投人生产经营活动，然后由两者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投资者所获得的生产经营利润。在这一最简单的融资过程中，激励问题是融资成功的关键：投资者是否有足够的积极性谨慎使用资金，并按照公平的比例将投资的收益分配给储蓄者，以使其符合储蓄者的利益?

举例来说(见表1)。假设储蓄者为A，投资者为B，储蓄者A拥有的初始资金为100，投资者B拥有的初始资金为0，A将其资金贷放给B使用，两者约定平均分配投资收益，但投资损失则由双方以各自所拥有的初始资金为限来承担。我们假设B拥有两个投资额均为100的投资项目X和Y。在这两个投资项目中，X项目盈利50和亏损60的概率各为50％，而Y项目则按100％的概率盈利20。对于X项目来说，A的期望收益是亏损17．5(即50×50％×0．5-60×50％

=-17．5)，而B的期望收益是盈利12．5(Hp 50×50％×0．5+Max(0，-60×0．5)×50％=12．5)；对于Y项目来说，A的期望收益是盈利10(即20×100％×0．5=10)，而B的期望收益也是盈利10(表1)。在这个例子中，从A的角度来看，应该选择Y项目(期望收益为盈利10)，而不选择X项目(期望收益为亏损17．5)；而从B的角度来看，

应该选择X项目(期望收益为盈利12．5)，而不选择Y项目(期望收

益为 10)。

表1 项目X,Y对A和B的期望收益

如果信息是完全的，也就是A、B都非常了解X项目和Y项目的损益分布，那么，就不存在激励问题：A可以强迫B选择符合A利益的Y项目，否则不予融资。但是，由于B总是比A更深入地了解项目的具体状况，所以就需要采取某种方式激励B来做出更符合A利益的选择。

这是A和B由于在投资机会方面存在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激励问题。产生激励问题的另一种信息不对称，与B的努力程度有关。由于B努力工作提高的收益(m)，将在A和B之间平均分配，那么，如果B 偷懒、从而使B所享有的闲暇的收益超过m／2，B就不会那么努力地去工作，A的利益也就会受到损害

这两个方面的激励问题，在信息经济学上统称为“道德风险”，它发生在A将资金融通给B之后。在A将资金融通给B之前，也存在激励问题。如果投资者是很多人(B1，B2，B3……)时，储蓄者到底选

择其中哪个人

象呢?同样由于

储蓄者与投资

者之间的信息

不对称，储蓄者

在选择时往往只能按照平均水平来预期每一位投资者，其结果可能是低于平均水平的投资者才会接受储蓄者的条件，从而被储蓄者选择，而高于平均水平的“优秀者”会被淘汰。

激励问题不仅存在于作为投资者的B身上，而且还存在于作为储蓄者的A身上，也就是，A到底有没有积极性去监督B，以使B 做出有利于A的选择和努力?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如果A的利益并不依存于B的努力程度或对投资机会的选择，A就可能没有积极性去监督B，比如，在存在存款保险的情况下，受保存款人可能就没有足够的积极性去监督银行；另一种情况是，由于监督是有成本的，如果储蓄者是很多人(Al，A2，A3……)时，就会产生“搭便车”的效应，即每一个A都希望享受别人的监督所带来的收益。

上述简单融资活动，在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经济人具有完全理性、拥有完全信息的世界中，是不存在激励问题的：因为储蓄者了解投资者所面临的各种投资机会、投资者所做出的全部努力，所以储蓄者能够完全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是否投资、以及如何投资的决策；因为单个储蓄者都能无成本地监督投资者，而且每个储蓄者相互之间也能无成本地了解其他人的监督努力程度，从而每个人都会去监督，而且会按监督努力的大小公平分配损益。

但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完全理性、信息完全充分的假设，受到了多个方面的挑战：马斯洛在1945年提出的需要层次说，说明了人类追求的目标是一个多元的效用函数，而不只是追求经济利益；西蒙在1947年提出的有限理性说，说明了由

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使得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寻求的并非是“最优解”，而是“满意解”；阿克洛夫1968年关于二手车市场的讨论，说明了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巨大影响；威廉姆森1975年关于机会主义的讨论，说明了经济中的人不但自利，而且只要有可能，就会利用其所拥有的有利信息去损人利己。正是这些原理，使我们认识到激励问题成为融资活动的关键问题：投资者的需要是多层次的，这可能使得他做出与储蓄者所要求的不同的选择(如通过偷懒而增大自己的效用)；由于信息不对称，储蓄者无法完全了解投资者所面临的投资机会(及其选择)和努力程度，又由于有限理性，储蓄者在此时也会做出融资的决策；由于机会主义倾向的存在，在存在虽然不利于储蓄者、但有利于投资者的投资机会时，投资者会采取这样的行为，不惜损人利己。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激励问题，才产生了不同的金融制度。

二、金融制度的激励功能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诺思，将制度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德国制度经济学家柯武岗(Wolfgang Kasper)和史漫飞(Manfred E．Streit)在其著作《制度经济学：经济秩序与公共政策》一书中，将制度定义为“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并说明“‘制度’和‘规则’这两个词在本书中可互换使用”。因此，金融制度可以定义为“金融活动的规则”。

与金融制度相关的另一个相关的概念是金融制度安排(或简称“金融安排”)。“制度安排是管束特定行动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