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托邦到科学社会主义

从乌托邦到科学社会主义

——以收入分配制度为视角论哥达纲领批判的贡献

【摘要】：古往今来，和谐大同世界一直都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美好愿望。从莫尔的《乌托邦》，到欧文的“和谐公社”，以及我国历史上肇始于春秋时期大儒孔子所构想的“大同世界”以及清末太平天国所努力营造的“大同社会”的构建却都无一例外以失败而告终。究其缘由，缺乏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无疑是它们失败的重要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此做出的精妙阐述，世人孜孜以求的和谐大同理想才从乌托邦走向了科学与现实。

【关键词】：乌托邦哥达纲领批判收入分配

【正文】：

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的社会生产发展史经历着一个从财产公有到私有的历程。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开始有了剩余财富，个别人（部族酋长贵族）开始有了私有财产，财产私有化便不可逆转地发展起来。然而，人类对于社会产品共同支配、消除贫富差距以构建和谐大同世界的美好愿望并没有消除。此种意义上的大同

而和谐的社会在收入分配体制上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倡导社会产品资源的公平分配。

收入分配体制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地位弥足重要。众所周知，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决定着可供分配的社会产品的数量，制约着分配的方式。然而收入分配制度（或者分配方式）作为社会关系也对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劳动生产率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科学合理的分配制度能反过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进而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反之落后的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则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乌托邦的构想

16世纪初一个名叫莫尔的英国人创作了《乌托邦》一书，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莫尔以他丰富的想象力在书中勾画出一副美妙的乌托邦社会蓝图：在茫茫大海上，有一座孤岛。岛上风光秀丽，气候宜人。54个城市分布在岛上各处，各城市的规模也差不多，语言、风俗、法律也差不多。岛上一切土地、房屋、生产工具都为大家所有，共同使用。大家共同劳动，产品在各城市之间可由国家无偿调拨，互通有无。消费品按需分配，这里没有货币，也没有买卖，金银被造成便桶，人们没有私有财产观念……

莫尔笔下的乌托邦乐园很天真也很美好，可是也就仅此而已——纯粹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空想或者幻想。莫尔在现实中无法完成这种美好的社会愿望，只能寄望于思想的神游太虚——到最后莫尔本人也因

反对当时社会压迫而为正义与理想献身。

“乌托邦”一词，是拉丁文的音译，本义为“乌有之乡”，中文译作“空想”。然细查之下我们竟发现莫尔笔下的乌托邦世界关于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方面鲜有提及——基本都是“共有”、“按需分配”之类，而没有系统的详细的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的政策。众所周知，分配制度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弥足重要，可以说，由于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的缺陷与不足直接导致了莫尔笔下的乌托邦的失败。

18-19世纪的欧洲涌现了三位有名的空想社会主义名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圣西门与傅立叶仅从思想层面对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做出构想，而欧文则投身实践，他带领一群志同道合者来到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了一块土地并建立了一个和谐公社进行示范试验。在公社里，产业共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可惜“和谐公社”四年后全然瓦解。与莫尔一样，欧文的悲剧也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在其所努力构建的社会里收入分配制度对平衡社会生产的重要作用。

回到我国的历史，19世纪后期的太平天国历史上，以洪秀全为主的天国领袖提出并致力于构建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大同社会，通过国家机构实现国民劳动收入全部上缴国库再平均分拨下去——然而残酷的现实是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模式根本行不通，盛极一时的太平天国也逐渐衰落以致灭亡。再到上个世纪60年代时，我国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形势而提出“大跨步步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于是在广大农村基层搞“大锅饭”（食堂模式），农民成立公社，共同

劳作，生产资料与工具全部归集体所有，平均分配。后来，这种“大锅饭”模式极大地阻碍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该模式也以失败而告终。

综上我们不难看出，不论是莫尔的乌托邦还是欧文的“和谐公社”以及太平天国的大同社会等无疑都是欠缺合理而系统的收入分配制度的“乌托邦”式社会构建模式，他们的悲剧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其模式或理论的先天缺陷造成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社会产品与资源从公有走向私有——再最后走向公有（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规律需要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公有并不意味着绝对平均（分配），而上述“乌托邦”式的构想则在不注重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开展绝对平均的分配，因此注定将失败。

二、马克思之《哥达纲领批判》的贡献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重点提到了劳动以及收入分配制度，其强调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马克思在文中提及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观念——即需要扣除以下三部分（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份；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份；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并且，在进行个人收入分配以前还要扣除一些部分（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份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第二，用来满足共同

需要的部份，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份将会立即显著地增加，并将随著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份。）只有在扣除上述部分后才谈得上纲领在拉萨尔的影响下专门注意的那种“分配”，也就是说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个别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份消费资料。

于是，“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於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

此外，马克思在纲领中也强调在共产主义社会初期要注意“实质意义上的平等”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外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它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它默认劳动者不同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劳动者不同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