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

《叫魂》读书报告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出版于2012-05-01。其作者孔飞力，出生于1933年9月9日，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中人们公认的一位大家，现任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他于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当费正清教授1977年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孔飞力由已任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学转回母校接替费正清留下的空缺，一直任教至今。他曾担任过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获得过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并是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叫魂》一书是他最主要的代表作，获“李文森中国研究最佳作奖”。

该书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孔飞力先生在研究过程中打破学科界限，运用了人类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方法，多向度地对叫魂案件进行纵向与横向研究。该书通过叫魂案件考察了乾隆时期专制权力及官僚体系的实际运作情况，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风俗等方面的内容。这种建立在西方现代学术理论基础上，打破历史学狭隘专业分工的学术研究方法，对从事历史研究的后人具有很大的启示。

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他建立并巩固起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姓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作者细致入微的描写令人颤栗，他生动地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叫魂案如何发生，如何引起人们的恐慌，如何蔓延到全国各大省份，乾隆皇帝如何发动对叫魂案的全面清剿，官员们如何应付皇帝的追查质问，最终的结果如何，作者都在书中以精细入微的笔触、轻快流畅的行文娓娓道来，令人不忍释卷。美国《纽约人》杂志评论道，“孔飞力的细节性描述是那样地引人入胜而又令人颤栗，生动地展现了各省的恐慌怎样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叫魂》一书传递的信息极为丰富，从横向看，它涉及了18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背景、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以及民众的心理意识等各个方面；从纵向看，既有对清初征服年代的回顾，又有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比较。但所有这些，都以发生在1768年的叫魂事件为切入点，从而，一个历史时代的总体面貌通过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折射出来了。

本书也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

该书全文共分为十个章节，前八章穿插叙述了叫魂案的发展、分析了叫魂案的起因，像推理小说一般层层递进，故事跌宕起伏，但也让人看的疲倦。最后两章峰回路转，以通俗易懂的行文方式解读了帝制中国的官僚体制并揭示了叫魂案的主题及变奏。

下面是对每一章节的一些概括：

第一章——中国窃贼传奇：这一章重点讲述的是叫魂案的开端。1768年是康乾盛世的顶峰，而就在盛世这年春天，江南发生了几起控告石匠、游方乞僧、乞丐剪人发辫叫魂的案件，从江西小县德清开始，最终发展成半个中国清剿妖术的大恐慌，皇帝震怒，官员惴惴，百姓惶恐，游僧乞丐纷纷被拷伤杖毙……然而从省里官员处理春天的要数事件的方式可以看出，他们既因责任所在而需谨慎行事，却又对不可知论不以为然。由这一张的事例中可以看出，对于妖术的恐惧已经深深的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归根结底，公众所得到的保障太少了。

第二章——盛世：分析了1768年前后的社会危机，下层的民众与上层的权贵受惑于同样

的不测，这其实也暗示着社会上存在一个联系紧密的文化网络。农民、官僚、皇帝，不同的社会阶层需要考虑的问题以及思考问题的角度自然也是不同的。以下引用文中几段文字：“从一个十八世纪的中国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人们对于赤贫者的责任感正不断削弱并变得更为模糊……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周围种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周围种种威胁”包括人口的过度增长、市场力量的冲击、流亡者带来的不安定因素等等，这种危机心态导致了“叫魂”案中民众过激乃至于近乎于神经质的心态。

第三章——或隐或现的威胁：阐述了叫魂案的相关政治和文化背景：“术士窃取人们的灵魂，腐败的汉文化则窃取满洲人的品德，哪一种危险对他更为真实呢？”，其实无论是术士妖术对君权神授的挑战，还是汉文化对满洲人的溶蚀，在乾隆皇帝看来，都是有形无形的威胁——清朝初年剃发、易服等强制行为激起的满汉冲突、明朝遗孤曾经的不屈不挠的反抗、甚至直到乾隆继位也依然在民间传递的“反清复明”的口号，使满族统治者一直保持着高度敏感的政治神经。

第四章——罪的界定：作者通过对《大清律例》、《刑案汇览》等史料查证，清朝法令中祭祀、十恶等条目下，都有对“巫师、邪术、妖言惑众”等行为的格外警惕和严厉处置措施，并严格限制妖术的扩展。礼律条款的“祭祀”名目之下也罗列了应予禁止的“师巫”及邪术的内容。“仪制”中有一条款“禁止术士居于‘大小文武官员之家’并从事预卜活动——尤其是禁止他们预言‘国家祸福’以此‘惑众’”。在刑法完备远胜于民法的帝制中国，妖术被列入刑事犯罪的范畴，这似乎为乾隆推动“叫魂”案的纠查提供了政策依据。

第五章——妖术大恐慌的由来：剖析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三魂七魄理念：“中国人相信，灵魂是既可以通过自愿的方式、又可以通过非自愿的手段与躯体分离的……魂实际上还可能会被其他人或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窃取”，对魂魄分离的恐惧，在百姓心中根深蒂固。余以为这也正是“叫魂”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大恐慌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着重谈到头发在中国巫术中所起的作用，普通人诅咒与避邪的手段，以及因此引起的官民士绅对奸僧妖道的厌恶和恐惧心理——心理上的极度恐惧，往往以极端的方式来发泄：所以，才有那么多无辜的游僧和乞丐被恐惧的民众当作术士妖人而打死。而发辫对于满洲人的所彰显的意义显而易见。

第六章——各省的清剿：1768年中国的行省官僚是一个由63人组成的很小的精英圈子，弘历通过朱批奏折操纵和牵引他的精英官吏。作者依据朱批奏折进行推理，可以清晰地看出：正是由于乾隆皇帝亲自干涉，严厉地苛责地方官员，使得对“妖道淫僧”的声讨，形成了“蝴蝶效应”，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感受到了这股妖术气流带来的震动，国家这个庞大的法律机器为之迅速转动起来。

第七章——妖党的踪迹：弘历一旦咬定了妖术背后存在政治危险，所谓“叫魂”巫术恐怖案的事态发展，便迅速越过了江南、直鲁地界，延伸到了陕西、山西、湖北、湖南各省。“三个月来，军机大臣们作为不屈不挠的弘历的工具，忠实地推动了对妖术的清剿。”可是他们沮丧地发现，最后只剩下一大堆混淆不清的伪证，没有头绪的琐屑细节，以及许多不明不白毙命的囚犯。莫须有的“妖党踪迹”就像隐在云后掩在雾中一样难以捕捉。

第八章——终结：当“妖党踪迹”变得难以捉摸的时候，官僚集团开始怀疑妖党是否真实存在，清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军机处的介入，让事情变得明朗而简单起来，慈相寺案件的水落石出，证实了军机大臣们的怀疑：“所谓的‘叫魂’妖术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嫉恨的一个幽灵……无论如何，吴石匠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他和巨成及其他和尚、乞丐、农夫等人一起被遣回乡里释放。至此，本书故事中最初出现的那些角色──既包括受害者也包括施害者──终于都如释重负的退出了历史的记录”。

最终官方以一纸不光彩的结束令，默认了造成集体性恐慌的根源基本上是子虚乌有。而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