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世界中批判性地域主义建筑及其特点

浅谈全球化世界中的批判性地域主义建筑及其特点

摘要：“全球化”表现在建筑和景观上的同化作用迫使当代建筑师利用包括“批判性地域主义”在内的理论，作出新的选择来关注地方文化，贴近地域的地理特色并延续它们的存在。在对建筑的地域主义价值进行严密的分析与重估时，将讨论置于宽阔的历史背景之下，用丰富的图例巧妙分析并严密论证了当代建筑最显著的一种趋势在全球范围内的价值与活力。

关键字：全球化、地域主义、批判性

中图分类号：g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古典著作中对地域主义建筑最直观的描述，见于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地域主义是只建筑上吸收本地区民族的、民俗的风格，在建筑中体现出一定的地方特色的设计思潮。从广义来说，地域建筑的含义是宽泛的，建筑的空间性和地点性决定了任何建筑都有地域性。而批判性地域主义建筑是基于特定的地域自然特征、建构地域的文化精神和采用适宜技术经济条件建造的建筑。“批判性地域主义”其实质就在于它既精辟地关注地域建筑的文化内涵，又能高瞻远瞩的发扬时代批判与创造精神。批判地域主义承认现实生活和技术发展，但强调对技术强制性应用；也尊重文脉、环境、历史和文化，但反对折中主义的建筑式样；对于现代主义运动采取批判的态度，但绝非某些历史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所有的全盘否定的态度。在全球化满眼的今天，“地域主义”的气质仍然鲜明，甚至更加光彩夺目。一方面是全球化干涉无孔不入的渗透，另一方面则是地方

性的挣扎和艰难地延续。

芒福德认为地域主义并非是简单的采用“地方材料”或“结构”，这两点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与“全球化”相抗衡。他认为“地域主义建筑”必须力图克服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间的鸿沟...... [1]芒福德重新定义的地域主义，还担负着协调人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的作用，使人们能够“感到安适自在”。一直以来接触现代主义，明白建筑的空间的重要性，太过理性的去看建筑，就会慢慢失去对于建筑感性的思考，建筑的地域化和多样化阐释，使建筑摆脱了过分现代的阴影，真正的建筑大家，如斯卡帕做好每一个建筑的局部到做好建筑的整体，基本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进行批判的地域主义实践的建筑师已经成为建筑实践和理论领域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弗兰姆普顿在《走向批判的地域主义》[2]一文中就已经讨论了阿尔托、博塔、西扎等欧洲建筑师，以及日本的安藤忠雄等从地方要素入手所进行的独特建筑实践。在他的《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3]的“批判性地域主义”一章中举出丹麦建筑师伍重，巴西的尼迈耶，苏黎世的e吉塞），米兰的格里高蒂，奥斯陆的费恩，威尼斯的斯卡帕和雅典的康斯坦丁尼迪斯作为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批判的地域主义”建筑实践的建筑师。他特别分析了始于20世纪50年代反对国际主义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建筑师的建筑实践。1951年加泰隆建筑师波伊加斯发表了《产生一种巴塞罗那建筑的可能性》[4]从而表明了现代地方建筑文化的复杂和混杂性原则。巴

塞罗那建筑师j. a. 科德尔奇在1951年建成的八层高的ism公寓便典型地表现了批判的地域主义策略，它表现出当地的地中海风格。这便是一种批判的地域主义的精华和精神之所在。批判性并不必然意味着持有对抗性的态度，它所意味的是自我挑战、自我检查、自我疑问、自我恒量、自我评估，因此它还要有对自己采取批判的精神。近来更多的第三世界建筑师的实践也被建筑设计和理论界加以介绍，如希罗德在她的《现代主义之后的建筑》[5]一书的“批判的地域主义”一章中所介绍的。当然，今日更为人们所注目的批判的地域主义实践仍然是那种有机的结合现代技术、材料、设计方法和地方要素的设计。批判的地域主义是一种辨证的表现。它有意识地寻求打破普遍性和大同化等现代主义的价值和形象。

在中国，一个具有先锋意义且全球公认的例子便是1987年吴良镛对北京老城区中心菊儿胡同的重建设计。他深入分析了当时的物质、社会条件的约束以及经济效率和都市新生方式的实际需求。以最小的破坏做到充分的开发利用，在一个传统的具有历史沉淀的都市里增加了一些变化，使之与新型的建筑风格互相适应。同样，王澍在中国美术学院校区的设计中重新阐述了中国传统的空间设计

理念，并使用了当地的传统材料，使建筑被赋予诗情画意，做到了“山、光线与人的情感的和谐”。今天,处在深刻的社会变革当中的现代中国建筑界,如何于变幻的多元文化中坚持自己?坚持地域

主义的建筑实践而不会回归历史、流于迂腐?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惑当代建筑师的一个难题。多年的实践和艰难的思索之后 ,惟有很好

地掌握“批判的地域主义”的理论并于实践中加以运用,才有可能在进步当中坚持自我,而不至于丧失地域文化的基因。遗憾的是,在现代的中国,这样的建筑并不多见,我们的建筑,好象是从一块草莽大地,而非历史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一样。中国现代的建筑,需要生长在历史文化的根上,这个“根”就是“批判的历史文化”,而绝非“考古的历史文化”。这需要我们的实践,既要兼顾到文明与文化的继承而秉持个性,又要很好地融合于世界发展的进程而不至于掉队,如此才能创造出风格明确的有自身格调的真实建筑来。客观地说,现代的中国建筑和规划设计师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对于“地域文化”坚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一些有责任心的设计师也乐于参与到“地域主义”的实践当中去,这种实践过程是痛苦和挣扎的,问题的核心集中体现在坚持什么样的“地域主义”和以如何的态度去坚持“地域主义”这两个方面上。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院士级注册规划师苏解放对北京的建筑和规划的总体评价是“……修建丑陋的、非人性的建筑,从根本上说,是自我膨胀和各种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为什么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个傻新郎一般,乐于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 究其原因,无非是所谓“国际主义”设计思潮对中国建筑界的侵袭所造成的。“国际主义”思潮丝毫不顾项目所在的地方性,或对中国的传统文明缺乏的尊重,或对其还停

留在东方猎奇式的无知。外来的强势的意识形态彻底扫荡地方性,归根结底暴露的还是“殖民主义”本质,可悲的是我们除了对越来越“国际化”而窃窃自喜之外,似乎没有提高足够的警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