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

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

【内容提要】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正在经历着意义深远的调整,包括对国家身份的再定义,对战略文化的再建构,对安全利益的再思考,表现出负责任的体系内大国、合作型战略文化和重视相互安全等重要特征。这些调整反映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新思维,推进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加强了中国与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合作关系。本文从国际政治社会理论角度就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提出三个假设,并对其做出初步的验证。【关键词】中国外交;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安全利益【作者简介】秦亚青,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政治学博士。(北京邮编:100037)【中图分类号】Ｄ60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6-9550(2003)01-0010-06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里,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许多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调整和变化。本文研究的重点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的问题是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观念和行为发生的重大变化。我们希望表述三个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以及其他国际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重要变化过程,围绕这三个过程提出三个基本假设,并对假设做出初步的验证。这三个过程是:第一,中国经历着对国家身份的再定义;第二,中国经历着对战略文化的再建构;第三,中国经历着对安全利益的再思考。虽然这三个过程仍在进行之中,但是这一过程的各种发展特点已经明显地表现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之中。同时,这个过程继续获得动力,如果没有意外重大事件的发生,就会沿着现在已经显现出来的轨迹向前发展。国家身份的再定义国家身份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具体地说,国家身份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这样的认同程度大致可以划归三个范畴:正向认同、零向认同和负向认同。正向认同指国家对主导国际社会持认可态度,以国际社会成员的身份参与国际社会中的活动和事务。零向认同指国家对国际社会既不认可也不反对,对国际社会中的活动和事务采取一种游离态度。逆向认同指一个国家对国际社会持反对态度,认为自己是非社会成员,或称体系外国家,基本不参与国际社会中的活动和事务,并认为这类活动和事务对自己产生的负面意义大于正面意义。根据这种身份的定义,世界上的国家相对国际社会而言可以大致分为现状性、游离性和革命性三类。与主导国际社会具有正向认同的国家是现状性国家,与国际社会具有零向认同的国家是游离性国家,与国际社会具有负向认同的国家是革命性国家。同时,现状性国家希望维护国际社会的基本现状,游离性国家根据自己的好恶取舍,而革命性国家则希望改变国际社会的基本现状。当然,这三个类别之间的区别在许多时候是一种程度上的区别,但是,在一定的程度范围之内,国家的基本身份定位是可以比较明显地显现出来的。上述关系可以用下图示意:现状性国家又在三个层次上与国际社会认同,或称为三个等级的认同。第一等级是强制性认同,指国家受到强烈的外力胁迫,在自己不情愿的情况下与国际社会认同。这往往发生在—01—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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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权力霸权体系之内,强烈的外力来自霸权国。第二等级的认同是利益性认同,指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国际社会认同,自我利益的驱动使国家产生加入国际社会的动机并希望维护国际社会的基本秩序安排。在制度霸权体系或制度化的国际社会中容易产生第二等级认同。第三等级认同是观念性认同,指国家与国际社会的融合,涉及身份、文化和合法性等因素。这是既无需外力强制,也不用利益驱动的认同,是对国际社会制度和规范内化的结果。①我们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假设是:中国国家身份经历着再定义的过程,从一个革命性国家向现状性国家转化。这一转化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加入联合国开始到改革开放初期,这一转化过程明显加快并持续获得动力,现在已经处于正向认同区域之内。国家对国际社会的态度和行为是基于国家身份的,不同身份的国家会有着不同的观念和因之产生的政策;同一个国家,如果其身份发生了具有意义的变化,它对国际社会的观念和政策也会因之而产生变化。②国家的身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因素,但却不是静止不变的常量。环境的变化、社会进程的发展、互

动频数的增减都会导致国家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的变化。这些变化经过行为体在实践互动中的反馈,就会使行为体对原先的身份进行反思、修正或改变。这并不一定说行为体原先的身份定位是谬误的,但是变化的政治文化环境可能会使行为体认识到修正或改变后的身份更适应变化后的环境。身份政治的研究议程要求我们首先观察国家身份和身份定位的变化,然后观察国家因此而产生的利益和基于这种利益的行为。重大政治、军事、社会变革往往会导致国家对于自我身份的再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国内政治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在这种变革的冲撞下,中国对自己在国际社会的身份定位也发生了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建国之后到1971年加入联合国之前基本上是一个国际社会体系之外的国家,在1971年加入联合国之后的整个70年代,虽然置身于这个国际组织之中,但是中国真正参与的程度相当有限,这反映在中国参加国际制度方面:至1999年中国共加入220个国际公约,在1949～1979年间只加入34个,而1979年后则加入了185个。③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身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亦即中国国内政治进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的时候,也呈现了根本性转变的迹象。从总的趋势看,在70年代之前,中国自我身份定位是一个具有比较明显革命性的体制外国家;80年代之前则具有一定的游离性;80年代之后则表现出明显的体系内负责任大国的特征。国家身份的重大调整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第一,国家经济利益。中国把国民经济的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并且把外交工作的重点置于维持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方面,所以,从国家直接利益的角度看,中国需要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秩序和国际社会。实际上,这些年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国际社会的开放和自由贸易,得益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政策。外贸占ＧＤＰ份额1978年仅为12%,2000年达到36%;现在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为44%,2001年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六大贸易国;实际利用外资在1978年时为0,2001年为469亿美元。④这些经济利益已经将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使中国与国际社会产生了高度的利益认同。第二,中国开始全方位地参与国际社会内的活动,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从加入34个国际公约到加入220个,不仅表现了一种参与量的剧增,也表明了认同程度的巨大提高。并且,这种参与不仅仅可以获得现时的国家利益,而且也包含着一个中国和国际制度互动的进程,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中国不断通过认知、学习和反馈,更加了解国际规范,中国的行为也更多地受到国际规范的约束,即使在对于自己没有即时利益的方面也会比以往更加注意遵守国际制度的原则和维护自身的国际声誉。参与的活动越多,中国就越会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成员。第三,对国际社会和国际制度的参与加大了中国的认同程度。战后半个多世纪中国和国际社会关系的发展表明,中国正在由一个体系外的大国转变成为在国际社会内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成为维护世界和区域秩序的现状性国家,维护国际社会和所在区域的稳定已经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任务。因此,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被确定为中国外交的宗旨。⑤从这三个层面上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一个国际社会之外的政治革命性大国转变为维护国际社会稳定的经济发展中国家。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新的国家身份的定位仍在形成和巩固过程之中,如不出现安全领域的意外事件,新的身份特征会得以继续加强。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中国对于国际社会、战争、冲突等一系列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的认知,也是中国外交战略新思维的基点和依托。战略文化的再建构战略文化指一整套宏观战略观念,其基本内容被国家决策—11—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①②③④⑤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人民日报》,2002年9月24日第一版。以中国签署条约日期计。参见中国外交部:《中国参加多边国际公约情况一览表》,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ｃｈｎ/ｐｒｅｍａｄｅ/24475/ｄａｂｉａｏ.ｈｔｍ。ＲｏｎａｌｄＬ.Ｊｅｐ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Ｗｅｎｄｔ,ａｎｄＰｅｔｅｒＪ.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Ｎｏｒｍｓ,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ｅ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