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阳书院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

嵩阳书院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承中的地位和
作用
书院是我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组织，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并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嵩阳书院作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融讲学、藏书、供祭于一身，集天道、地脉、人缘、文气于一体，不仅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光辉典范，也是儒学思想的研究和传播基地，在古代文化传承中起到了堪称符号或堪比名片的作用。

一、教育史上的璀璨明珠
讲学是嵩阳书院的核心活动，也是其作为教育机构的首要标志。

嵩阳书院位嵩山之地脉，摄中岳之灵气，汲佛、道、儒之菁华，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统，在推动古代书院教育制度的发展及培养造就人才之时，更逐渐积累出一整套独具特色而又磅礴大气的教育理念。

嵩阳书院的讲学活动可谓宽严相济。

从讲学内容上看：自五代、北宋至清代，嵩阳书院讲学一直是以理学、经学、考课为主要内容。

耿介、冉觐祖、窦克勤、汤斌、张沐等人自己还编撰《孔门言仁言孝之旨》、《子在川上一章》、《易谦卦》、《公都子一章》、《知言养气一章》、《太极图疏义》、《大学首章》、《中庸首章》等讲义。

从讲学方法上看：
嵩阳书院采用的形式与今天的学术研讨会颇为类似。

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注重培养自学能力。

书院规定学生应读的书目，提倡在自学的基础上进行集体讨论，并且鼓励同学之间自由辩论、互相启发。

同时，书院也提倡学生之间相互批评，教导学生严以律己，改过迁善。

另外，耿介、张壎等名儒还采取“会讲制”、“升堂讲说”（即让弟子通过自学后讲授有关知识）等灵活的讲学形式。

从教学原则上看，（耿介《为学六则》）要遵循“立志”、“存养”、“穷理”、“力行、“虚心”、“有恒”等六个指导思想。

藏书是书院的应有之意，也是考量书院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标杆。

嵩阳书院丰富藏书主要来自四方面：第一、皇帝赐书。

如：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太宗赵匡义亲自向书院颁赐《易》、《书》、《诗》等九经书疏作为教材。

第二、私人捐赠。

据清人钱仪吉的《碑传集》记载：“鲁山教谕李兆元闻耿介倡学嵩阳书院，命子李瀚往学，并赠书多种。

”第三、购置书籍。

如：乾隆四年（1739），登封士绅焦如蘅、董其成负责购置清庭御颁的《五经》、《康熙字典》、《朱子全书》、《性理精义》、《日讲四书》等书，存至藏书楼。

第四、刊刻书籍。

现存于藏书楼内的《二程粹言》、《中州道学编》、《四书近指》等书均为嵩阳书院自己刊刻的。

嵩阳书院藏书存量相当巨大，在清初藏书已达86部万余册。

经过近千年的发展，嵩阳书院孕育了独特的教育理念。

书院既是教育教学机关，又是学术研究机关，集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于一体；书院盛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讲会，开展争辩；
书院的教学，实行“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采用问难论式，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书院内的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

可以看出，嵩阳书院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熠熠生辉。

二、程朱理学的策源地和传播圣地
河洛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史的重要源头，而嵩阳书院是这一地区历史上享负盛名的学术中心。

当时，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朱熹等都曾云集于此，他们以“理”为核心，主张对国家、对社会乃至个人的一切行为和道德进行严格的规范，奠定“程朱理学”的传承地位。

唐宋之际，儒、佛、道三教渐行合流，与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总趋势相得益彰，“程朱理学”的诞生自然是儒、释、道相互碰撞的必然结果。

嵩阳书院执鞭讲学期间，二程“在讲自己的理学体系的同时，对佛、道采取了批判吸收的态度，尤其是在心性与佛性上更为突出”。

他们既认为：“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只心便是天，尽知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也认为：“道则自然生万物……道则自然生生不息”，“理便是天道也”。

此外，二程在吸收佛教思辨哲学和道家、道教宇宙本体论的同时，也批判了佛、道出世主义的宗教思想，并将儒、佛、道思想相融合，从而把传统儒学发展到新理学的新阶段。

二程在嵩阳书院讲学的经历对二程理学思想的丰富和完善起了重要作用。

二程对于儒学的研究，造诣深湛，各地生儒慕名前来，“四方之士从游者日益众”，多时竟至数百人。

据说，程颢“先生之门，学者多矣。

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贤愚皆获其益，如群饮于河，各充其量”；程颐“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

二程的直传弟子很多，较有名的八十多人大多有史可查，其中对正宗程学南传起重要作用的就是“程门立雪”故事中的杨时。

杨时也确实不负老师厚望，回到江南后，开创“东林书院”，弘扬岳麓书院，对二程理学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样，自二程到朱熹，经过众多弟子的传播与发挥，终于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即“程朱理学”，以后更发展为宋明理学。

明朝嘉靖年间，登封县令候泰立志复兴教育，使嵩阳书院修建房舍，聘师招徒，重新振兴，并修建“二程祠”，纪念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在理学传播中的贡献。

清初，耿介承继程颢、程颐和朱熹的教学思想亲自执教，使以孔孟儒学体系为宗旨而完善和发展的程朱理学在嵩阳书院教育史上又一次复兴。

可以看出，嵩阳书院不仅是“程朱理学”的诞生地，而且还有力推动了程朱理学的传播及新儒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它上承周敦颐开创德濂学下启朱学及陆王心学，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嵩阳书院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传统美德的承继者和开拓者
“以德育人”是儒家一贯倡导的教育理念，重视人的道德品性培养是儒家传统，自古已然。

作为程朱理学的策源地，嵩阳书院在讲学中一直非常重视道德教育的普及，并将培养造就健全的道德人格视为
教育的一大目的。

有关嵩阳书院重视道德教育的史实在《嵩阳书院志》中多有记载。

窦克勤在《嵩阳书院志·序》中说：“书院者，所以教天下之英才，而驱之于仁义道德之地也。

人人于斯学，则人人为仁义之士、道德之儒矣。

”耿介在《嵩阳书院讲学纪事》中更是强调道德教育中的孝道：“诸生欲求为圣贤，先要求为孝子。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大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清康熙年间，王又旦讲学于嵩阳书院，他在《藏书楼讲语》中明确提出，建设书院就是“要学者从身心性命处体究，以为圣为贤自期，异日当有用于天下国家，不可徒务章句口耳，为博取功名之地”。

很明显，嵩阳书院之所以学风蒸蒸日上，成為培养理学家的著名书院，不能不说与其重视道德教育有关。

篙阳书院重视道德教育，不仅实施道德讲解，也借助于优良环境的影响作用，实际上就是一种环境熏陶的教育、一种感性的教育、一种榜样的教育，是进行德育的有效途径。

这一点，从书院的一些建筑物和供祭活动可以有所发现。

根据《篙阳书院志》记载，院内的建筑，除藏书楼、讲堂、宿舍之外，还有先圣祠、诸贤祠、崇儒祠等。

通过这些建筑及相应的祭祀活动和这些建筑物的深蕴内涵，来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变化，深化讲学内容，培养学生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信念。

按照《祀典》规定，每年于仲春仲秋季节，由书院山长率领全体师生举行祭祀。

在先圣祠和先贤祠祭祀时，还要宣读祭告文，表示更崇高的敬
意。

在培养道德信念的过程中，利用摆设香案、陈列祭器、迎神、奏乐、行三献礼、焚告文、送神等简洁而又不失庄重的礼节仪式活动，激发学生对理想人物的爱慕敬仰之情，以便在实践中效仿，是一种有效的道德教育形式。

嵩阳书院，以它不可替代的身份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新儒学（理学）的发展和完善，使儒家经典以伦理化达到了新的高度。

嵩阳书院对于道德教育的重视和普及，既触及了人的道德本性等内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也触及了明人伦等外在社会价值的实现，是“内圣”与“外王”、“明德”与“新民”、“正心诚意”与“治国平天下”的统一。

由此来看，嵩阳书院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承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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