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中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

公司治理中的路径依赖

及其破解

标准化管理部编码-[99968T-6889628-J68568-1689N]

公司治理中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

刘汉民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广州 510632）

[摘要]路径依赖有多种定义且不断进化，导致路径依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由于受参与者的认知能力和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束缚，中国的国企改革和公司治理存在着路径依赖。只有改变制度环境，公司治理才可能向着最优的方向趋同。

[关键词]路径依赖；国企改革；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和企业改革的深化，公司治理在我国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不仅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积极参与到公司治理的讨论中，而且会计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们也不甘寂寞，纷纷着书立说，畅谈己见。但不同的学科对公司治理研究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本文试图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CIA）的角度探讨公司治理中的路径依赖问题。第一节概要回顾和总结路径依赖学说的起源和发展；第二节探讨路径依赖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第三节以我国为例分析国有企业治理中的路径依赖；第四节提出破解路径依赖的相关对策。

一、路径依赖学说的起源和发展

在经济学上，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思想最早产生于对技术变迁的分析。1975年，美国经济史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Paul A.David在《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路径依赖思想，不过当时并未引起重视。10年后，David与美国圣达菲研究所的W.Brian Arthur教授将路径依赖思想系统化，很快使之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发展最快、应用价值最高的学说之一。

David 的路径依赖思想来自于他对打字机史的研究。1936年，美国发明家Dvorak博士历经十余年的研究，发明了一种新的键盘，起名为ASK键盘（美式简化键盘，American Simplified Keyboard，后被称为DSK键盘），声称比打字机发明者、美国人Sholes 1870年设计的、现在通用的QWERTY键盘效率更高。据说，当初 Sholes 在研制打字机时，为了解决打字员打字速度过快造成挤塞的问题，故意打乱了字母排列顺序，而按照直到今天仍通行的QWERTY顺序排列。不过，ASK键盘并没有站住脚，慢慢地销声

匿迹了，QWERTY独霸键盘市场。David(1985)认为，QWERTY键盘之所以能在市场上占统治地位，不是因为它最好，而是因为它最早。这种情况被称为路径依赖。他用三种机制解释了路径依赖：技术的相关性(technical interrelatedness)、规模经济和投资的准不可逆性（quasi-irreversibility）[1]。Arthur（1989）几乎与David同时形成了路径依赖的思想，但他的研究重点放在用经济中的递增报酬解释路径依赖[2]。

1990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Leibowitz和Margolis批评了David关于路径依赖的观点，认为DSK键盘比QWERTY键盘效率更高的断言是由一些有欠缺和值得怀疑的证据支持的，而且，工效学的研究证明，Dvorak的发明并没有太大的、科学上可以信赖的优点。QWERTY键盘只所以存续下来，不过是打字机生产者之间激烈竞争的结果，而不是所谓的路径依赖[3]。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North（1990；1994；1997）、Stark（1991）、David （1994）等人逐渐把路径依赖研究由技术变迁转向制度变迁，提出了制度上的路径依赖理论。Campell（1991；1996；1997）、Hausner（1995）、Federowicz（1997）、Vincensini（2001）等人从进化论的角度对制度性路径依赖不同机制的解释做出了贡献。青木昌彦（

2001）等人则试图用进化博弈论解释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Bebchuk 和 Roe（1999）以及Schmidt和Spindler（2000）把路径依赖与公司治理联系起来，提出了公司所有权与公司治理中的路径依赖理论。

回顾路径依赖学说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总结上述有关经典文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4]：

第一，路径依赖有多种定义且不断进化。在David和Arthur那里，路径依赖是指技术选择的不可预见、被锁住和缺乏效率的情况；在North那里，路径依赖是指制度框架使各种选择定型并约束可能被锁住的制度路径的情况；而在进化博弈论中，路径依赖是指制度重建时，由参与者的认知能力所决定的主观选择模型继续认同旧的基本制度结构，导致旧制度在新政权中以新的形式延续的情况。

第二，导致路径依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初始状态、递增报酬、历史小事件、转换成本、有限理性、认知能力、多重均衡、制度遗产、利益集团政治和知识累积等都是理解和分析路径依赖的重要“路径”。

二、路径依赖与公司治理

从比较经济学的角度看,世界上的公司治理体制可以分为许多类型。Moerland(1995)最早把公司治理分为市场导向的和网络导向的两种[5]。市场导向的公司治理也叫外部人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分散的所有权、股东主权主义、强调保护小股东利益和信息公开披露。从财务方面看，通常负债率比较低，银行提供短期资金并和企业保持距离，外部控制权市场比较发达。属于这种模式的国家主要有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网络导向的公司治理也叫内部人模式，其主要特征是所有权和控制权由和公司具有长期稳定关系的内部人掌握，证券市场管制的功能是禁止投机而非信息披露，金融中介机构不发达，银行起支配作用（包括监控。其财务方面的特征是高负债率、股市不活跃（有时交叉持股）、控制权市场难以发挥作用。属于这种类型的国家主要有德国、日本、荷兰等。

Weimer和Pape（1999）从流行的企业观、董事会制度、主要利益相关者对决策层的影响程度、股市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外部控制权市场、所有权结构、经理报酬与业绩的相关度、经济关系存续的时间等8个方面把公司治理进一步细分为四种模式，即：盎格鲁-萨克逊体制（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德国体制（包括德国、荷兰、瑞士、奥地利和北欧四国）、拉丁体制（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日本体制（主要是日本）。前两者是市场导向的，后两者是网络导向的[6]。

尽管不同体制下的公司治理各不相同，甚至同一体制内的公司治理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别，但它们却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同时并存，并取得了几乎相同的经济绩效。如以人均GDP来看，1995年，美国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是25512美元，德国是25133美元，法国是22944美元，日本是36732美元。

近年来，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欧美国家系列公司丑闻的披露、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公司治理出现了趋同的迹象。日本借鉴了美国模式的优点，重新修订了《日本商法》，引进了外部董事制度，并在经营者激励上向美国靠拢；美国则越来越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不再以股东的权益作为唯一的至高无上的评价标准，许多大公司还主动制订了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参加社会责任认证，如耐克、沃尔玛、迪斯尼等；德国的经营者收购（MBO）市场空前活跃，2000年市场交易额达到150亿欧元，2001年降为74亿欧元，2002年为79亿欧元，2003年反弹到100亿欧元，成为欧洲大陆MBO市场最发达的国家之一[7]。

不过，这种趋同并没有完全改变公司治理的体制差异。由于初始的所有权结构及其与这种结构有关的法律规则不同，从而导致了公司治理进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Bebchuk & Roe,19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