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清算银行金融危机期间的汇率

国际清算银行金融危机期间的汇率2018-8-31摘要：2007-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汇率波动不同平常。

与之前两次危机（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不同的是，2018年许多危机中心以外的经济体的货币显现了大幅贬值。

许多国家都显现了这种与危机相关的汇率波动的反向变化。

显现这种情形的缘故可能有两个。

第一，在最近的这次危机中，避险效应违抗了传统的与危机相关的资金流淌的典型模式。

第二，利率差异是导致汇率在2018-09年期间显现上述变化的要紧缘故。

这可能是阻碍汇率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如融资套利交易作用的增强）显现结构性变化所致。

关键词：金融危机，汇率波动，避险效应，利率差异金融危机通常与汇率的大幅波动有关，这既反映了投资者避险意愿的增强，又反映了投资者对部分货币投资风险预期发生了变化。

2007-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不例外。

之前有关当前危机中汇率波动的研究要紧集中在美元不同平常和意外的升值咨询题上(McCauley and McGuire (2018), McGuire and von Peter (2018))。

本文将分析该咨询题的另一方面，重点研究大量新兴经济体和小型发达经济体货币兑三种要紧货币（日圆、瑞士法郎和美元）汇率的波动情形。

在本轮危机期间，许多并非危机中心的经济体的货币都显现了大幅贬值。

汇率的这种波动状况在大约一年的时刻里发生了逆转。

与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中期的俄罗斯债务危机相比较，上述两种情形都专门突出。

我们将着重分析形成这种局面的两个缘故。

第一，本轮危机中避险资金的流淌违抗了与危机相关的资金流淌的典型模式：即资金不是流出危机中心国，而是流入这些国家。

第二，利差在讲明与危机相关的汇率波动方面发挥了比以往更大的作用。

过去15年间融资套利交易的不断活跃可能是利差作用增大的缘故之一。

如若如此，那么阻碍危机前后汇率波动的缘故可能差不多发生了较为全然的变化。

三次危机的比较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8月俄罗斯债务危机和2007-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均相伴着汇率的大幅波动。

因此，前两次危机与当前危机在专门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如危机爆发的起源、是否相伴货币危机以及传染的范畴。

前两次危机爆发于新兴经济体，而当前危机的中心是美国的银行体系。

亚洲金融危机和俄罗斯债务危机均由投机所引发，许多经济体因此舍弃了固定浮动汇率制度1。

然而到2018年时，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浮动或有治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在本轮危机期间抑制了由货币错配引发的剧烈而大幅的调整的需求。

另外，尽管三次危机的传染效应都专门重要，但亚洲金融危机的传染范畴仅局限于亚洲地区，而俄罗斯债务危机的传染范畴要紧集中于面临相似经济形势的新兴经济体，如巴西。

与之形成鲜亮对比的是，当前危机的传染范畴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

图1显示的一些经济体的货币兑三大要紧避险货币（美元、日圆和瑞士法郎）的汇率的波动情形。

我们将分析的货币分为三类：一是小型开放发达经济体货币；二是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心经济体的货币；三是受俄罗斯债务危机严峻阻碍经济体的货币2。

图1凸显出本轮危机的两个特点。

第一，在2018年，我们所选择的所有货币兑美元、日圆和瑞士法郎均显现了大幅贬值，考虑到这是一场全球性危机，显现这种情形也就不足为奇了，只只是跌幅不尽相同。

这与之前两次危机的情形截然相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急剧贬值的货币专门大程度上仅局限于亚洲地区（绿线），而俄罗斯债务危机之后，受俄罗斯债务危机严峻阻碍经济体的要紧货币也大幅贬值（蓝线）。

不处于这三次危机中心的小型发达经济体的货币的汇率几乎没有变化（红线），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元除外。

图1：三次金融危机期间的汇率波动情形1.重新设定危机的基期，2018年和1997年等于100。

危机开始时刻分不为1997年7月2日、1998年8月17日和2018年8月21日（垂线）。

正数表示对相应货币升值。

2.澳元、加元、新西兰元、挪威克朗和瑞典克郎简单平均值。

3.印尼盾、韩圆、马来西亚林吉特、菲律宾比索和泰铢的简单平均值。

4.巴西雷亚尔、智利比索、卢布和南非兰特简单平均值。

资料来源：Datastream和各经济体数据。

第二，当前危机令人更感意外的是，贬值货币显现了快速而强劲的反弹。

尽管前两次危机也显现了如此的情形，但反弹速度和幅度均较小。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当时贬值货币反弹力度较强，但这是在此后七年的时刻内完成的，而在当前危机中，显现这种情形仅用了六个月的时刻。

在前两次危机中，危机前实行的汇率制度无疑成为贬值货币反弹力度有限的要紧缘故。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假如汇率水平脱离了差不多面，那么在弃用固定汇率制后，汇率水平也可不能回升到危机前的水平。

本轮危机中，对汇率波动阻碍专门大的一个因素是美元在非美国银行业中供应不足；有许多研究文章对此差不多进行过广泛的研究(McCauley and McGuire (2018))。

然而，这一因素要紧阻碍的是美元汇率（对瑞士法郎汇率的阻碍稍小一些），因此不太可能是其他货币兑日圆下跌的缘故。

在讲明汇率波动的缘故的过程中，我们要紧关注的是三次危机均显现的两种因素。

第一，汇率波动与不确定性和风险厌恶情绪的增强或减弱有关；因此，资金流入（流出）避险货币可能成为汇率波动的缘故之一。

第二，汇率波动与利差有关。

要紧的传导渠道是经济低迷和投资者查找高投资回报时所进行的融资套利交易。

以下我们将对此做详细阐述。

不确定、风险厌恶和避险货币金融危机通常与汇率异乎平常的不确定性和投资者风险厌恶情绪上升有关，这种相关性本身就会推动风险价格上升。

上述两种因素都表达在外汇期权价格的隐含波幅上3。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在2018年第三季度加剧，外汇期权隐含波幅大幅增加（见图2，左图）。

在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危机时多数货币的外汇期权隐含波幅的上升幅度要小一些。

许多亚洲货币（如韩圆）的隐含波幅在1997年大幅增大，只是该指标的可靠性受到质疑，因为受阻碍最大的一些经济体货币的期权市场要么当时交投不活跃，要么流淌性不强。

图2：风险厌恶、汇率不确定性和风险反转单位：%注：垂线时刻分不为1997年7月2日、1998年8月17日和2018年8月21日。

资料来源：Bloomberg。

在经济前景高度不确定和投资者风险厌恶情绪高涨之际，某些货币（通常被称为“避险货币”）看起来比其他货币更具吸引力。

目前避险资产没有一个统一的普遍同意的定义，能够是低风险或高流淌性资产，也能够是对冲资产(McCauley and McGuire (2018))。

然而，所有这些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点，那确实是人们都估量这些资产的相对价格会在危机期间上涨。

目前有关避险资产的研究要紧集中在五种要紧货币的相对阻碍方面。

例如，Ranaldo和Soderlind (2007)发觉，在投资者风险厌恶情绪较低时期，美元通常会升值，而在风险厌恶情绪高涨时，美元对日圆和瑞士法郎将会贬值。

他们认为，显现这种情形的缘故是投资者将后两种货币作为避险货币。

与之相似的是，Cairns et al (2007)研究发觉，瑞士法郎、欧元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日圆兑美元汇率通常在波动性上升时期会上涨。

然而，他们还发觉，在这些时期，美元兑其他大多数货币通常会升值，专门是对新兴经济体货币，这使得美元相关于新兴经济体货币显得更加安全。

上述分析要紧从外汇现货价格波动方面入手来识不避险货币。

另一种识不避险货币的方法是使用外汇期权，因为该指标嵌入了市场参与者的预期。

外汇期权的执行价格专门有用。

风险逆转程度指标衡量了两个相同的价外看跌和看涨期权的价差。

对自由兑换货币而言，这些价格的不对称性讲明市场参与者情愿为抵御汇率单边大幅波动支付更高的费用。

因为避险资金流入意味着汇率面临单一方向变动的压力，避险资金流淌预期可能是形成期权价差的缘故之一4。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价格差异因此可能有助于识不避险货币5。

图2右图显示的是要紧货币交叉汇率的风险逆转情形。

我们的分析要紧集中在流淌性更强的美元的交叉汇率上。

关于与南非兰特等相关的流淌性较差的货币期权市场来讲，应小心使用这些结论。

风险逆转指标证实了之前有关避险货币的研究结果。

第一，在所有上述三次危机期间，市场参与者不成比例地寻求对冲日圆和瑞士法郎兑美元升值6。

第二，在上述三次危机期间，市场参与者不同程度地对交投不活跃货币兑美元汇率可能显现的大幅贬值采取了对冲措施，这一点从图2的澳元（橙线）和南非兰特（蓝线）风险逆转指标中能够看出来。

这种情形在本轮危机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只是在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和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南非兰特和澳元（后者程度稍小一些）的这种特点也专门明显。

因此，避险效应（日圆、瑞士法郎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美元在金融危机期间比其他货币更具吸引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讲明这三种货币在三次危机中均显现升值的缘故。

出于同样的缘故，随着不确定和投资者避险意愿的降低，上述变化将会发生逆转。

事实上，在三次危机中，这些因素（用外汇期权价格来衡量）的阻碍消退速度均相对较快。

然而，只有在本轮危机之后（2018年4月至9月），许多货币对三种避险货币大幅升值，扭转了之前与危机相关的货币贬值格局。

在之前两次危机时并未显现汇率变动的逆转情形。

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尽管投资者的避险意愿普遍降低，然而在之前的危机中，投资者对最初显现货币大幅贬值的经济体的风险预期并未快速降低。

如何讲，货币大幅贬值的经济体也处于危机的中心，这些经济体需要数年时刻才能重建金融体系，并从其经济阻碍中复苏。

事实上，正如图3所示，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心经济体的主权债券利差甚至在俄罗斯债务危机时还进一步扩大，在这之后才再度回落，而受俄罗斯债务危机严峻阻碍经济体的主权债券利差在危机发生后一年还一直在上升。

图3：以美元计价的主权债券利差变化情形垂线时刻分不为1997年7月2日、1998年8月17日和2018年8月21日。

资料来源：摩根大通。

相比之下，在本轮危机后，随着投资者避险意愿在2018年上半年减弱，对非危机中心国进行投资看起来颇具吸引力，尽管这些经济体的货币最初也受到了危机的负面阻碍。

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的一样，投资者避险意愿下降可能会使融资套利交易再次看起来专门有吸引力。

利差与汇率变化利差也可能是危机前后引发汇率波动的缘故。

一个要紧的传导渠道确实是融资套利交易。

融资套利交易是指，融入低收益率货币后卖出、转而买入高收益率货币，其中涉及的货币为两种不同的货币。

这种交易能够获利的前提是，低收益率货币升值引发的缺失可不能完全抵消利差带来的收益。

融资套利交易头寸的增加通常会给融入货币带来贬值压力，而给目标货币带来升值压力。

假如汇率制度灵活，则目标货币将升值，同时融入货币将贬值，在一段时期内使盈利自我实现，并吸引进一步的融资套利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