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与公众的信任

简析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与公众的信任【摘要】文章认为，通常情况下，科学知识的确定性能够使公众放心地加以信任，但是不确定性也是科学知识的基本特征之一，当由此产生的风险和社会应用混杂在一起就会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从而影响到普通公众的信任态度。

同时，由于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解构和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说明也使公众的信任受到了冲击。

这是当代社会的重大信任文化变迁，但是，大部分公众对科学依然充满了信任和期望。

【关键词】科学知识；不确定性；公众信任；关系一、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公众的信任长期以来，整个人类社会陶醉于科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无论科学教育内容的取舍，还是媒体对科学的传播，都不同程度地误导了公众对科学全面正确的理解与把握，“科学知识是真理、是确定无疑的”的观念在大部分公众的头脑中根深蒂固。

在学校的教育体系中，传授科学的教育总是始于第一原理，知识在原则上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

其表现就是，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是按照学科的逻辑联系来设计框架和组织材料的，教学过程所展现的科学知识是现成的答案而不是问题的探讨，是更频繁地作为确定性的科学事实和科学成就的复述出现。

这种科学教育模式培育出了一般性的社会态度，它预示着对所有科学知识的尊重。

对于不了解科学思想以及理论是在不断排除错误的过程中发现和创立的人们来说，他们在教科书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不加分辨接受了这些现成的结论，并且这种态度还会蔓延到他们进入社会后对所有科学知识的信任态度。

同样的情况下，媒体在报道中所强调的是科学成果的正面用途，而很少去报道科学知识如何被形成的漫长艰辛的过程。

对正面成果的强调造成了公众对科学知识确定性的误解，他们会认为，既然科学知识已经能够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被应用，那么，它肯定就是正确的，是确定的。

而媒体对“错误的科学”却很少报道，这就使得公众基本上不了解科学家在探索未知世界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所走的弯路。

这样一来，公众便形成了一种错觉，认为媒体报道的科学观点和思想总是正确的。

同时，我们的科学期刊、杂志一般也不愿刊登那些失败的、错误的研究结果，尽管这些经验教训对科学事业的兴旺发达同样十分有益。

媒体科学报道的这种特点无形中使公众形成了科学知识是确定无疑的印象，更加深了公众对科学的误解。

许多公众缺乏对科学知识的初步理解，这就为确定性的呼吁和不确定性的混乱提供了生根发芽的肥沃土壤。

公众常常将科学知识等同于确定性。

他们希望看到的是高度准确和精确的预测。

确定性的另一个方面是和技术可靠性相关的，当人们拿起电话，或者打开电视，都期待着设备正常运转。

确实，当事物不是按期望和预料的发生时，人们通常会出现某种程度的惊奇和不满。

绝大多数人都不喜欢意外，而且对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感到某种程度不适。

然而，不确定性也是科学知识的基本特征之一。

相当多的科学理论是在猜测与假设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科学知识疆界的推进在大多数情况下靠的是观察和实验对假说进行的检验，而假设中的概念则有可能是错误的。

当一概念与直接的观察相反或被证明在逻辑上不一致时，证伪就发生了。

考德威尔（lynton caldwell）在对齐默尔曼（michael zimmerman）的《科学、非科学和谬论》一书的评论中，将科学描述为“从可能的正确中分离出可论证的错误”的过程。

当确立一个科学概念的时候，虽然它在某段时期可以说明一部分自然现象，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它的内涵和外延很有可能发生变化，甚至与本初的含义截然不同或者被抛弃掉。

在科学中，有许多东西现在已有确切的认识，如地球绕太阳运行，但即使在这样确定的领域内，仍会遇到不确定性，有时是因为努力去完善，有时只是因为所研究的系统自身固有的复杂性和混沌。

如气象、气候、环境等问题。

比如，关于全球变暖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地球一直在变暖吗？如果是这样，变暖的原因是什么？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如何补救或者适应这一变化？在科学中，事情未决定的和不确定的状态也是正常的，尤其是处于正在研究中的科学，没有哪项新研究会完全消除不确定性。

当较早的问题被回答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不确定性的外在表现是风险，处在风险之中的公众会逐渐感受到了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而产生困惑。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

环已基氨基磺酸酯是一种人造甜味香料，一九七零年以前，它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食品和药品管理部门（FAD）把它划为“普遍认可的安全香料”。

当科学研究得出结论说，服用了大剂量的该香料的老鼠容易患某种癌症时，FAD改变了它的态度，环已基氨基磺酸酯被禁止作为食品原料使用。

在20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饮用低卡路里饮料，因而制造商开始对FAD施加压力要求改变它们的态度。

一九八四年，FAD的一个委员会宣布它根本就不是一种致癌因素。

一年以后，国家科学院干预了。

它们得出了一个不同的结论。

在关于这个项目的报告中，国家科学院宣布，环已基氨基磺酸酯在与糖精一块儿使用时是不安全的，虽然它单独作为一种香化剂使用时也许是无害的。

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即使考虑到其中的经济利益瓜葛，科学知识在这里所表现出的飘忽不定，也必然会让公众对科学知识产生“到底有没有客观标准”的疑问。

如今，科学知识的社会功能已经发生了悄然的、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变化。

就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以及其他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人们事实上已经改变了对科学知识的期望：不再将其视为提高生产力的方式，而是克服风险和危机、实行调节控制的手段。

如果科学知识的增长与其应用又产生了新的风险领域，那么，追求知识的后果就好的方面来说是毫无征兆、无法预知的，就最坏的方面来说就是巨大的灾难。

获取足够的知识去超越现存知识的应用引发的风险或许是永远不可能的，实际上，科学发现可能越来越快地增加风险，使之潜在地不可控制。

正如英国医学协会的报告坦率承认“没有人能够精确地预测基因改进的某些发展，无论是益处还是风险”，“当对未来作出判断时，我们拥有的科学知识的总量几乎是不够用的”。

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知识的增长矛盾地激化了进行风险评估（对未来的判断）可用知识的不足。

大部分科学知识都要应用于现实问题，也常常被设计制造有用的东西，当科学投入应用时，不确定性问题会因为与经济、伦理、环境、社会影响和公众承受能力等等问题混在一起而变得更加复杂。

比如，一般的风险评估通常是基于实验室结果的外推，其无法解决的不确定性一直存在，等到技术已被普遍使用，对人和环境的影响已经出现，所有这些，都会使认识不够、准备不足的公众因为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而挑战他们对科学固有的传统观念，从而影响到他们对科学的信任。

二、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解构冲击着公众的信任科学在今天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文社科学者的全面解构，后经验主义、后现代哲学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倡导的社会建构论等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知识本质的揭露，使公众认识到知识概念的变迁和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等问题。

特别是当科学知识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公众就不再把知识系统看做与己无关的抽象理论，而把它视为现实问题和矛盾的根源，就更加强有力的冲击了他们原有的信任。

科学知识社会学倡导的社会建构论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这场轰轰烈烈的“解构”运动中最引人注目、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

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布鲁尔（David Bloor）通过强调知识和“社会意象”之间的关系、通过阐述其“强纲领”理论，对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人类知识成因进行了相对主义说明。

[4]他们认为，科学知识与自然无关，只是科学家之间“磋商”的产物，是社会建构和决定的相对信念，是人工制造、构造、甚至编造、捏造的结果。

[5]比如，他们特别强调社会交往在知识形成中的作用，他们指出，为了得到工业界和出版界人士的帮助，为了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为了在大学里谋取一个职位，这些都有可能使一位科学研究者改变自己研究项目的名称和程序，甚至改写科学论文的关键内容。

从这一角度来看，科学知识就成为（至少是部分地成为）科学家和科学体制之间协调的结果。

因此，对于一个处于特定知识共同体之外的人来说，一个科学表述似乎是武断的、随机的。

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对科学知识的解释和说明，去合法化的学术运动，以及向公众进行的传播，都促使了公众对科学的重新认识。

比如，哈里·科林斯（Harry Collins）和特雷弗·平奇（Trevor Pinch）在其所著的一本普通科普读物——《人人应知的科学》中，就将科学领地描绘成如政治家的舞台那样风云变幻。

此书作为一般大众刊物的出版自然影响到了公众对科学的认识。

也有学者直接指出，英国公众对科学信任危机的出现，与英国近些年来活跃着的“爱丁堡学派”不无关系，“爱丁堡学派”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的提出者，科学知识建构论的研究最初主要来自“爱丁堡学派”，后来，其事业日益兴旺繁荣而走出了英伦三岛，向欧洲大陆、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

在美国，也有一些科学家指出，美国的普通公众是被反科学派误导的牺牲品。

当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作为科学的特殊公众，有他们自己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但是，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等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科学知识的解构使公众信任所面临的挑战则是不言而喻的。

三、结语当代的研究表明，科学知识不确定性以及由此造成的风险就如人类经历的许多其他领域一样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这可以促使公众对科学的全面理解，帮助公众走出由此引起的信任困境。

地质学家波拉克（H.N.Pollack）在《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说：“科学会因为不确定性而衰弱吗？恰恰相反，许多科学的成功正是由于科学家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学会了利用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非但不是阻碍科学前行的障碍，而且是推进科学进步的动力。

科学是靠不确定性繁荣的。

”[6]这样说来，从理论上，公众并不会因为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从而丧失或者降低他们对科学的信任。

毕竟科学总还是人们可以部分依赖的东西，只是不能全靠它。

但是实际上，公众的信任程度是否正在减退，我们或许并不能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

这是一种重大的文化变化，这种变化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在累积的资料中显示出来。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信任”被用来指疏远或无法无天的行动，指基本价值的丧失或转向其他价值，那么整体而言并非如此，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公众对科学的信任态度有所不同，但毫无疑问，整体而言，大部分公众对科学依然充满了信任和期望。